试论刑罚轻缓化与中国死刑执行方式的改革

刑罚轻缓化就是刑罚向轻缓方向发展的趋势,它要求刑罚的设置要以轻缓为标准,法院在对犯罪嫌疑人判刑时要以有利于被告人为原则,优先使用较轻的刑罚,只有在较轻的刑罚不能够适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时,才可以选择较重的刑罚。刑罚轻缓化已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的文明程度、经济的发展状况和人的价值优劣的重要标尺。但是我国现行死刑执行方式不明确,存在重大设计缺陷,有背离刑罚轻缓化趋势的现象。对此应当改革死刑执行方式,确定注射刑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惟一方式,推动我国刑罚轻缓化进程。     

浅谈经济犯罪保留死刑的弊端

我国刑法对经济犯罪刑罚的规定过于严苛,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设置和适用死刑的社会成本高于收益,背离刑法的价值追求。重刑主义不符合刑罚＂轻缓化＂趋势,也是对刑罚目的的背离,更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     

我国非监禁刑体系构建初探

刑罚轻缓化，是刑罚文明而理性的重要表现。现代刑罚的价值取向更加强调人文关怀。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已把现代化的刑罚重点转向非监禁刑的适用，但非监禁刑在我国的研究较少。我国刑罚中非监禁刑及其体系构建问题可从立法、司法两个层面着手进行探讨。     

经济犯罪刑罚的非监禁化理念及实现途径

由经济犯罪的特征、刑罚的改革趋势决定,经济犯罪刑罚实现轻缓化应该以非监禁刑为主,确立经济犯罪非监禁化理念是实现非监禁化的前提。而完善现有的非监禁的刑罚种类、增加适应社会发展的非监禁的刑罚种类则是实现经济犯罪非监禁化的主要途径。     

论我国非监禁刑执行体制的完善

非监禁刑体现了刑罚轻缓化、刑罚人道主义和回归社会的刑罚理念。20世纪以来,特别二战以后,非监禁刑在各国的刑事制裁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然而,非监禁刑在我国适用率较低、适用效果不够好,其重要原因在于非监禁刑的执行体制不够完善。     

论罚金刑易科制度的本土化

随着经济犯罪激增和刑罚轻缓化的世界趋势，罚金刑在我国刑罚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然而与此同时，执行难问题却严重制约着罚金刑的发展。我国有必要合理借鉴国外相关经验，构建符合我国立法及司法现状的罚金刑易科体系。     

我国职务犯罪轻刑化现象及其矫正

职务犯罪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其破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党政之风,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不得不引起人们的重视。而我国刑罚制度又向着轻缓化方向发展,职务犯罪的轻刑化现象也日渐凸显,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因此,严惩职务犯罪势在必行,这也是惩治腐败犯罪,彰显刑罚公正的必然要求。     

职务犯罪量刑热点问题探析

近几年,职务犯罪量刑轻缓化、起刑点调整、量刑失衡和刑罚设置诸问题引起了学界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对职务犯罪量刑轻缓化产生的原因、本质、与职务犯罪预防的关系、起刑点调整的价值取向、起刑点调整对政治伦理基础的影响、起刑点调整的范围、量刑失衡诸问题应有清醒、科学的认识。建议确立浮动性起刑点,完善自由刑量刑幅度,实现量刑标准的科学化、规范化、动态化。通过假释、减刑制度来调整职务犯罪分子的实际服刑期。通过设立职务犯罪的罚金刑,完善资格刑等手段,实现主附刑的科学配置,建立完整、科学的职务犯罪刑罚体系,更好地实现我国刑罚特殊预防的目的。     

酌定减轻处罚制度的价值探析与制度回归

酌定减轻处罚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刑罚裁量制度,当前规定的适用条件模糊,核准程序较为严格,造成了这一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诸多适用困境,使这一制度并没有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出应有的价值,甚至几乎被闲置.从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协调、司法能动和个案公正以及刑罚轻缓化和量刑规范化的角度透视这一制度的价值向度,进而从明确其适用条件、简化审批程序、严格判决书说明义务等方面促进该制度的落实和回归实有必要.     

论刑罚的构成要素

当前社会转型时期,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成为推动刑法扩张的内在动因。与此相适应,我国刑法圈定的犯罪圈日趋扩大。然而,客观考量刑法规范的实际适用,大量的法定犯条文因与刑难适而被束之高阁成为摆设。究其缘由,在于立法基于盲目的刑罚迷信,无视刑罚的自身属性和局限而大量设置新罪。实际上,受刑罚道义非难性、痛苦报应性、不可转移性等诸多特性限制,刑罚的适用应被定位在与之相适应的范围之内,＂泛刑化＂趋势是目前我们应当给予高度警醒的问题。     

论缓刑制度与恢复性司法的价值趋同性

缓刑是一种附条件的不执行原判刑罚的制度,而恢复性司法则是对犯罪的一种反应方式和处理方法。两者的内涵虽然不同．但在价值取向上却有着共同的追求：两者都强调刑罚的轻缓化和非监禁性,都推崇社区矫正的行刑理念,都彰显了刑罚的人道主义精神。     

贪污贿赂罪的防治探讨

贪污贿赂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受贿,或者拥有不能说明与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财产或者支出的合法来源,或者私分国有资产或罚没财物,以及其他人员行贿、介绍贿赂的行为。贪污贿赂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直接损害了国家公务机构和公务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以及公务机构公务人员的信誉。 一、贪污贿赂罪的现状与特点 贪污贿赂自古有之,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犯罪现象,在旧中国屡禁不止。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进行了以1951年“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为代表的一系列的运动,对抑制和打击贪污贿赂犯罪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的持续增长,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利益的驱动几乎渗透和影响了国家政治、经济和文     

对我国贿赂罪罪名体系完善的思考

我国贿赂罪罪名体系存在散乱、缺位、不协调的问题,一定程度上限缩了贿赂犯罪圈,并造成刑罚不当等问题。从形式上看,我国在以"主体—行为"为标准划分贿赂罪罪名体系之外,还按照单位和个人的次级标准独立规定单位贿赂罪名,并且轻视单位犯的社会危害,对单位贿赂犯罪的刑罚显著较轻,因此应该取消独立的单位贿赂罪名。从罪名体系上看,介绍贿赂罪的不合理存在使得我国贿赂罪罪名体系不完善。从实质上看,贿赂罪以"财产性利益"为贿赂的范围明显偏窄,加上利益要件的存在,使得一些贿赂行为得以避免应有的刑罚,取消贿赂犯罪的利益要件以及将贿赂范围扩大为"不正当好处"对于我国惩治贿赂犯罪有着重要意义。     

死刑罚的历史演变

死刑是剥夺犯罪人生命的一种刑罚。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类文明的进步 ,死刑罚在死刑的名目 ,执行方法 ,执行程序和立法精神上经历了从严酷到轻缓的发展     

刑法规制商业贿赂行为的若干问题

从与贪污贿赂罪区分的角度,阐述了商业贿赂罪的概念。探讨了商务贿赂犯罪的危害,主要是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妨碍政府的廉洁运作。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修订进行了分析:改变了犯罪构成的层次,扩大了打击的范围,强调了国内企业应遵循的国际义务,以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刑法规制商业贿赂行为的若干问题

从与贪污贿赂罪区分的角度,阐述了商业贿赂罪的概念。探讨了商务贿赂犯罪的危害,主要是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妨碍政府的廉洁运作。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修订进行了分析:改变了犯罪构成的层次,扩大了打击的范围,强调了国内企业应遵循的国际义务,以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受贿案件中影响量刑因素的实证分析——以重庆地区为例

以重庆地区法院2016年审理的49例案件为样本,初步分析得出该地区受贿犯罪的社会危险性程度不突出,在刑罚上呈现量刑轻缓化特征的结论。通过SPSS建立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受贿金额对判处实刑具有紧密的相关性,取保候审对适用缓刑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同时,在法教义学与实证分析的双重考察下,受贿案件量刑中存在着犯罪情节虚置化、量刑过程异常化、财产刑适用模糊化等问题,通过刑事一体化的解决思路,提出了设置严密的量刑标准、构建科学的量刑方法、强化量刑说理机制的运用等解决方案,以期最终实现受贿案件量刑规范化的目的。     

浅析刑罚慎刑思想及理性分析

当＂预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罚的理念已经成为当今立法、司法、执法的主流的时候,刑罚的报应主义与单纯的惩罚主义已经成为历史,慎刑应该是作为21世纪刑罚价值取向的主要的内容和潮流,对我国的影响来说主要表现在我国刑事政策、刑罚种类和刑罚意识的转变,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根据不同的罪犯情节,依据法律的规定适用合适的刑罚。在当今的中国,刑罚的慎刑思想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哈特的刑罚一体论模式初探

二战后，英国进行了重大的刑法改革，这种改革从修改刑事法开始，制定了大量刑罚制度，如1956年的《性犯罪法》、1957年的《杀人法》，这一改革有力的推动了刑罚的轻缓化与人道化，但是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因为其并未很好的抑制犯罪，并且在60年代“法与秩序”运动兴起的背景下，对刑罚制度的批判越来越高涨。于是哈特“对惩罚问题所抱的兴趣，现在已空前浓厚。而且，我还怀疑对它的公开讨论再也没有比现在更为混乱不堪的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哈特发表了以《惩罚原理导论》为代表的一系列论文表明了自己刑罚一体论的观点。     

海峡两岸保安处分制度之比较——以对吸毒行为的规制为视角

毒品的泛滥使得毒品问题成为世界性的难题，戒毒问题同样是在海峡两岸都亟需解决的问题。大陆地区在立法上对吸毒行为采非犯罪化理论，排除了对吸毒行为适用刑罚的可能，而以保安性措施作为戒毒体系的主体。台湾地区吸毒行为的入罪和法律效果双轨制，构成了其对吸毒行为规制的主体。海峡两岸的戒毒制度存在值得相互借鉴的方面和共同发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