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自由与生态文明

以"自然"拒斥"自由",是"自然中心主义"生态思潮的一个偏颇,这种观点否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根据与人学意义。"自然中心主义"以"自然"拒斥"自由",是对现代性文明所内蕴的"自由"殖民"自然"特性的一种激进批判和矫枉过正;科技、工业、资本、市场等,是现代性文明"殖民"自然的最主要的引擎和推进器。古典思想会通"自由"与"自然",蕴含丰富的生态智慧,是生态文明建设可资利用的重要思想资源。追求和实现"自然自由",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愿景;这种"自然自由"体现为自然的自由性与自由的自然性的统一。     

技术、理性与现代性批判

现代技术既给人类带来进步与繁荣,又带来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现代技术问题是当前人类面临难题之一.作为现代性运动必然结果,"技术问题"不仅反映了技术与自然之冲突,还透射出肇始启蒙的现代性文化之固有矛盾.理性是现代性运动的核心文化理念之一,从启蒙理性到技术理性之蜕变以及技术理性之过分张扬是技术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     

技术理性的生态审视

源于古希腊追求智慧的理性发展而来的技术理性原本是为了追求人在自然中的诗意栖居而蕴含着生态价值的,但是由于近代以来技术理性不断僭越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断对立引发生态危机而导致其生态缺失。科学技术尽管不是万能的,但作为人作用于自然之间的中介,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互动的美好社会还是离不开科学技术。对技术理性进行生态审视,就是让技术按照生态的要求作用于自然。对技术理性进行生态建构是时代之需,明智之举。     

论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兼评阿伦·盖尔的《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

澳大利亚哲学家阿伦·盖尔的新著《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未来宣言》或许是迄今唯一的一本标题含有"生态文明"一词的西方学者的专著。该书对西方主流学院派哲学——分析哲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批判。该书指出,分析哲学在方法上排斥了通观和综合而局限于分析,在思想上陷入了科学主义和还原论,已失去对文化整体进行批判反思的作用,而成为一种拒斥深刻思想创新的顽固保守的哲学范式。作者继承谢林、科林伍德、怀特海等哲学家的思想传统,提出了思辨自然主义,认为思辨自然主义就是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该书是对现代性哲学和现代工业文明的较为全面的反思和批判,值得国内研究生态文明的学者的重视。但该书似乎没有抓住现代性哲学的要害——独断理性主义的完全可知论和物质主义价值观。当代量子力学和非线性科学的最新研究为我们拒斥完全可知论提供了科学依据。普利高津、斯唐热和罗韦利从科学成果中概括的自然观和知识论是对完全可知论的明确拒斥。拒斥了独断理性主义的完全可知论,我们会明白,大自然是超验的,是不可能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的,科学永远只能研究特定层次的自然物或自然系统,而不可能研究大自然本身。自然物也都处于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也不可能被包罗无遗地认识清楚。如此理解自然,我们才会敬畏自然、顺应自然,进而才能意识到征服自然的危险和物质主义价值导向的危险。这样,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必须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体认自然之超验性的自然主义是超验自然主义,超验自然主义是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     

技术理性与现代性的文化嬗变

理性是人性的一种展现，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历史性的文化生成。技术理性在现代社会行使着单向度、集权化、合法性控制的职能，是现代性的理性根源；同时，它也注定了现代性文化嬗变的内在逻辑，驱动着现代性文化的变迁。解决传统与现代以及后现代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危机，根本上在于技术理性的规避。     

追求确定性知识的思维方式及其现代性后果

追求确实可靠的确定性知识，构成了哲学和自然科学得以成立和发展的传统。随着这一思维方式在人文社会知识中的贯彻，确定性及其所导致的知识霸权和控制构成了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纬度；后现代的相对主义是上述现代性的极端的怀疑主义后果。确定性的思维方式使我们不能真实理解科学及其发展。不论是从知识论自身的发展，还是从追求确定性知识所导致的现代性后果来看，我们必须正视知识的不确定性。     

论知识生产民主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

知识是社会实践的产物,知识生产方式反映并形塑着社会秩序。近代知识生产模式建立在机械自然观的基础之上,是对自然的分割、操纵和征服,最终造成了生态危机。二十世纪末兴起的知识生产民主化,赋予自然以代理人,使自然的利益输入到知识生产决策中,并使之占据重要地位,完成了自然观变革。这种变革不仅是一种理论转向,而且一方面通过对教育影响,引导人们树立生态意识,具有生态情感,认识到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基础和限制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对公共政策知识生产和实施的影响,使公共政策目标和行为聚焦于自然利益和环境保护,落实生态文明秩序建设。因此,知识生产民主化有利于生产出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知识、形成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的责任意识,促使知识生产者从知识走向行动,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中世纪伊斯兰文明与近代科学

伊斯兰文明的崛起来源于其内在对知识的渴求，并通过知识研究平台的搭建得以实现。大翻译运动使伊斯兰文明融合理性与务实，从而推动人类科学研究的发展，特别是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从一定角度来看，中世纪的伊斯兰文明拉开了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的序幕。伊斯兰文明中的科学研究更成为文艺复兴的重要知识储备，为近代科学之树的生根发芽提供了必要的土壤。     

世界的附魅与祛魅

古人心目中的世界是附魅的，近代西方自然观的演变过程是一个世界祛魅的过程，祛魅的自然观支持了科技万能论和人类中心主义，其根本错误在于缺乏对宇宙奥秘之无限性和人类理性之有限性的体认。承认了宇宙奥秘的无限性和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便应承认宇宙的神秘性，便承认宇宙的神秘性未回要求回归神秘主义。     

从经济理性到生态理性: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创新

弘扬经济理性,对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人类也付出了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沉重代价。人们在反思经济理性的过程中提出了生态理性的概念。何谓生态理性?超越经济理性,走向生态理性有着怎样的重要性,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要求我们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创新:从经济理性走向生态理性。弘扬生态理性,将人与社会融于自然,使之成为统一的整体,才能确保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现代性批判视阈中的技术之恶及其终结——论沃勒斯坦重估现代性价值的意义与方法

沃勒斯坦区分了技术现代性和人类解放的现代性,认为西方现代性批判运动以技术之恶为借口意欲终结整个现代性,这种做法实质上罔顾了它的内在价值。沃勒斯坦重估并肯定了现代性的价值,这对于我们反思现代性批判思潮和坚定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启示意义。但是,他基于主观主义方法论立场不可能为人类解放的现代性找到真正的出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以其现实的历史性原则,不但实现了对主观主义方法论的批判,而且也实现了对技术现代性之恶的真正终结。     

鲍曼现代性理论中的技术图景

技术是鲍曼现代性理论的重要主题。沿着技术本质、起源、发展、后果及问题应对的逻辑线索,鲍曼绘制出一幅动态技术图景。技术是一个具有自我确证性的整体系统,在技术内在逻辑中,在技术上能做就做的指令具有无条件性。技术与现代性具有互动,现代性提供了现代技术起源与发展的文化境遇与动力,技术则进一步构建了现代性文化。技术碎片化运动导致了风险社会的凸现和道德自我的退隐。适应现代技术行为模式,从现代伦理学转向后现代伦理学,倡导技术责任有望解决现代性危机。     

反思的现代性与技术理性的解构--海德格尔和福柯论现代技术问题

海德格尔和福柯对于现代技术问题的思考属于某种反思的现代性立场：无论前者对机械技术的本质的追问，还是后者对自我技术的谱系学分析，都没有简单地否定现代技术，而是揭示了现代技术的解蔽和遮蔽双重性。这样的立场告诉我们：面对现代技术的极度张扬，哲学应该坚持一种保守主义姿态，应该在更新的意义上恢复经验的地位。     

人工自然观对于文化发展的科学价值

以人工自然的观念来考察人类文化的发展，就把文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纳入自然发展的整个发展之中，从而深刻揭示出人工自然对于文化发展的基础性和改革作用机制，将文化发展的观念确立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建设人工自然的现代文明。     

人类文明的求同性及其自然差异限度

相对于自然的差异化发展,人类文明却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求同倾向,平等就是这种求同倾向的直接结果。人是自然与人道的统一,所以,人类文明的求同性必然有其自然限度,这种限度就是人类文明必须建立在资源有限的基础之上,必须追求必要的发展效率。     

走向资本批判的深层发展伦理学

抽象道德批判使目前的发展伦理学研究存在浅层化趋势。建构深层发展伦理学的重要基础是对现代性、资本逻辑进行具体、历史的规律性反思。应具体理解伦理、发展伦理、发展伦理问题、发展伦理学的实践本质。     

儒家生态思想初探

儒家提出“与天地参”的人道论，要求人们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相和谐，认为自然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整体，并且提出“仁民爱物”的生态伦理观和“以时禁发”的合理利用与开发自然资源的思想，充分反映出儒家具有丰富的生态思想。     

“罪”与“赎”——关于人类工程之“非”的反省与超越

工程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具有历史生成性。尽管工程的发生与发展不仅创造、呈现和积淀着人类古往今来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而且确证、提升着人之为人的类本性,但由于人的理性、能力和人自身的有限性以及工程活动的复杂性,就使得人为的、人工开物的工程具有非完善性,无论对自然还是对人类自身都具有潜在的风险性或现实的威胁性,甚至以异化的形式奴役人。所以,工程既有功也有过,人类因工程之罪而遭到自然的报复和惩罚,以至于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和生存危机。这就警醒我们必须反思征服、宰制自然的工程实践,在肯定工程之是的同时,正视、检讨工程之非,进而优化工程观,并在现实中以赎罪之感合理地规范工程行动,自觉地建构无为、善为的工程,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