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的立法语言

本文对唐代立法语言作了一定的探讨：一是唐代立法简介；二是诏律语言文本结构的特点，三是唐律法律术语及语句的特点；四是唐律语言的风格特征。     

论立法语言修改的原则与方法

法律的修改，要靠立法语言的修改来实现。立法语言修改应遵循下列原则：法律理念更新渐进原则、形式为内容服务原则、立法表述法理化原则、立法表述严密化原则。立法语言修改的方法是：立法文本结构的调整，编、章、节的调整，条的调整(宏观方面)；删除冗辞，增添词语，更换词语，变换句型(微观层面)。     

修辞学关照下的立法语言模糊语及其翻译

模糊语是立法语言中的必然存在，法律语境下的模糊修辞协同发挥了对法律适用对象的说服劝导作用，成为将立法权部分地向法官转移的载体，使法官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同时延续了既定法律条文的生命力，使法律条文具有稳定性和普适性。从事立法文本翻译时，译者要遵循动态对等的翻译方法，从而提高翻译质量。     

法制是解决腐败问题的理性选择

依法治理腐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是反腐实践的理性选择。如何依法治理腐败?笔者认为，第一要加强立法工作，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立完备的反腐败制度；第二要强化普法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第三要依法建立监督机制。     

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兼评《物权法（草案）》第十一章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债权性 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我国特有的一项民事权利，最早得到立法确认的是在《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一节“所有权和与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中，由于这些规定没有指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性质且过于笼统，因此导致了学术界关于其法律性质的债权说与物权说之争。债权说的代表人物有有梁慧星等；物权说的代表人物有王利明等。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共犯的思考

根据《刑法》条款，可知非国家工作人员可构成受贿罪共犯。目前，导致认定共同受贿受阻的原因主要有：立法上的不协调；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勾结，规避法律；司法机关突破受贿案件的策略影响。非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共犯有两种最典型的情形：国家工作人员家属构成受贿罪共犯；请托人向第三者行贿。     

对新形势下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些思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必须积极推进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进程；必须不断增强人民民主法制意识，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必须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加强立法工作；同时严格执法，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英汉立法文本衔接手段对比研究

基于Hanliday和Hason的衔接理论及其对衔接手段的分类,本文对比分析了英汉立法文本中衔接手段的相似及差异。本文选取了英汉立法文本共计两组12篇语料,语料的选择基于其主题和内容的可比性。通过对比分析揭示了英汉立法文本五种衔接手段的异同,并对其原因进行了探讨。     

研究性教学在高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实施方法探索

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实践探索研究性教学，其意义重大。实施方法可按五个步骤开展，即紧扣教材，编写专题；立足课堂，熟悉内容；渗透职教，选定课题；依托实践，开展研究；成果展现，评价提高。     

浅谈生本互动在阅读教学中的应用

传统教育文化重文本，因此中国学生基础知识扎实；西方教育文化重实践，因此西方学生动手能力强。教育改革关键在于对中西文化进行创造性的整合。在阅读教学中应用生本互动的教学方法使得学生充分与文本互动，在互动中培养学生的个性，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我国公民生存权保障存在的问题与原因探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权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公民的生存权保障问题十分突出,面临着人口、资源以及法律、经济、文化制度压力的严峻挑战。公民生存权保障得不到有效的保障,既有政治体制原因,也有法律和思想意识方面的原因,但制度问题具有根本性。     

军警人员抢劫法定刑适用问题研究

较之冒充军警人员，军警人员抢劫的社会危害性更大，然而后者的刑罚却比前者轻很多；对于军警人员抢劫该如何合理量刑，“解释论”主张通过实质的解释克服现行立法的缺陷，而“立法论”则寄希望于刑法的修改；“扩大解释”和“当然解释”都没能将“军警人员抢劫”的情形纳入到“冒充军警人员抢劫”含义中去理解；只能借助“立法论”的立场对军警人员抢劫法定刑适用从新规定。     

立法后评估的方法探析

立法后的评估是指针对一部或几部已经实施了一段时间的法律,政府有关部门或相关组织对法律的立法质量和实施效果进行评价、估算,以期找出法律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其立法上的原因,从而进一步完善立法。立法后的评估是法律实施后不可或缺的环节。我国从2004年开始各地开展了立法后评估的实践,但是纵观各地的实践,方法不一、标准不同。为此,应明确立法机关的评估主体地位,评估对象的选择要有针对性,评估标准主要采用可行性标准和效益标准,综合采用各种评估方法,从而提高各地评估水平。     

依法执政与“潜规则”

执政潜规则是指不属于正式法源、不为社会公众所知悉而事实上存在于国家民主政治生活中,并在执政的过程中发挥着实质作用的一类行为规范。潜规则的产生有历史文化传统的惯性、法律缺位、成文法固有的缺陷、利益主体多元化等客观原因和法律观念淡薄、执政理念错位等主观原因。潜规则可以提高执政效率和弥补成文法的不足,但又有缺乏公开性、产生随意性、难以监督和缺乏国家强制力等不足。评价潜规则要采用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原则,即发挥其有利之处,又要对其弊端采取缩短立法周期、提高立法质量、加强监督、增加透明度和加强法制教育等措施加以改造。     

完善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

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由于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的滞后,发展正在遭遇瓶颈.针对中小企业信用问题产生的原因,既要提升中小企业的信用能力,从根本上完善中小企业的信用体系建设,又要全方位地综合治理,包括信用法制建设、失信惩戒机制的建立以及尽快形成人人诚实守信的社会信用文化和道德标准.     

面向创新型国家的知识产权体系建设

 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是推动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动力,知识产权作为创新成果保护和运用的法律制度对中国构建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作用。分析了中国知识产权体系建设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挑战,包括知识产权质量和转化率低,核心技术和原始创新不足,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改革缺乏细化规则,新兴技术市场给知识产权法律适用带来挑战,知识产权国际合作面临阻碍和企业海外维权困难等。并提出对策建议,包括构建科学的知识产权评价机制;细化知识产权融资、转化规则;完善知识产权法律适用,保护新兴市场的正当利益;推动中国知识产权国际合作,完善针对中国海外企业的知识产权援助机制。     

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研究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依法反腐”成为必由之路,提出依法反腐首先要加快反腐败国家立法。关于推进中国反腐败国家立法的模式,宜采用多数专家学者主张的集中立法模式,即针对腐败进行专门立法。在此前提下,制定统一的反腐败法典应尽快纳入立法规划,做好顶层设计。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的基本思路是坚持“立法先行”与“立改废释”并举,做好制定反腐败法典的顶层设计,同时应抓紧制定单行反腐败国家立法。此外,修改完善散见于其他部门法的反腐败法律规定,以充分发挥其他部门法的作用。     

创新型国家导向的中国科技立法与政策：理念与体系

 科技立法是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核心制度支撑。分析显示中国科技立法属集中型立法模式，具有回应性、过程引导和基础把控等特征；现有科技立法在体系化和法治化方面成就显著，但也有局部供需失衡和理念单一等不足。提出应回归科技立法的功能定位、遵循立法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将创新型国家建设作为新时期的科技立法基本导向；中国科技立法与政策可以有效共存，兼顾形式理性和效能提升，且以巩固科技法治传统、培育科技法治文化和激励科技法治思维为综合目标。     

作为权利语言的多元文化主义——以加拿大为例

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的官方政策有其特有的社会历史原因,在演进过程中,不同阶段也都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通过一系列的有关多元文化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加拿大建立了一种制度化的多元文化主义,形成了一种多元文化的权利观念,进而对多元文化社会中法律的角色和作用产生了极大的挑战。     

证券化资产“真实出售”的法律标准

阐述了“真实出售”的意义、判断模式及我国“真实出售”制度的现状。论述了与“真实出售”相关的法律标准问题：追索权问题、资产管理服务提供者问题、发起人剩余财产所有权问题、发起人回购权问题。对我国“真实出售”制度方法提出二条建议：资产“真实出售”的认定标准必须具有法律的外观,具有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对于资产转让之后的一系列问题应制定相应的法律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