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复兴华夏文学思想的文化解读——以《禹王碑》、《禹碑歌》为例

明嘉靖时期,古代文学面对时代转型,谋求新的发展出路。杨慎谪居云南,考释了华夏文化源头之作———《禹王碑》全文,并自觉实作了功标史林的三通《禹王碑》立于云南各地。在引证《禹王碑》的基础上,杨慎创作《禹碑歌》并刊刻立石,提出华夏文学的起源应在殷商文学之前的学术观点,主张复兴华夏文学应从《禹王碑》溯源,进一步阐释《禹王碑》所孕包"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哲学思想为复兴华夏文学的思想基础,无疑具有深刻的跨时代意义。     

论韩愈《平淮西碑》

考证了韩愈的《平淮西碑》，探讨了该文的历史时代和磨文断碑的经过，揭示了唐代中后期统治者内部矛盾和朋党之争的历史事实。     

白族二爨碑文体与《文心雕龙》诔碑理论范式

爨氏是古代白族的大姓之一,东晋时期的<爨宝子碑>、刘宋时期的<爨龙颜碑>作为白族先民的碑刻文献,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白族文学的重要文本."二爨碑"的产生分别前于<文心雕龙>九十余年和四十余年,其体式与刘勰<文心雕龙>阐释的诔碑理论范式几乎偶合,为刘勰诔碑理论提供珍贵的历史文献实证,在白族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上承后汉滇文化,下启唐代南诏文化的重要意义.     

对《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所处地域和朝代的考订

《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瑰宝，爨宝子碑立于东晋时期，爨龙颜碑立于南朝宋时期，二者均属于“南碑”。因为南碑数量较少，爨龙颜碑不能单独形成一种书体（爨体），而且当时北魏是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影响较大，所以也就把该碑归为魏碑体。     

《唐碑俗字录》匡补二十一例

《唐碑俗字录》是一部有关唐碑字体的工具书,收罗宏富,用力甚勤,对古籍俗字的识读和字体演变的研究均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但由于篇幅巨大,难免有遗珠之憾,文章选取其中21个俗字详加考辨补正,以使其臻完璧。     

《元代白话碑》同义连用探析

《元代白话碑》同义连用从词性看,既有实词型同义连用,又有虚词型同义连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同义连用的词性与同义连用中构成语素的词性存在不一致的现象,主要体现在:动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副词=形容词;从音节看,有双音节、三音节、四音节,甚至出现了六音节的情况;从节奏看,有1+1式、2+1式、1+2式、1+1+2式、2+1+1式、1+1+1式、1+1+4式。从语义看,有本义同引申义连用、本义同假借义连用、引申义同假借义连用、假借义同假借义连用、引申义同引申义连用、连用的一方为通假字、连用的双方为通假字等形式。从句法看,同义连用可以做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从词序来看,有些同义连用组成部分的前后词序可以颠倒,其原因主要与两语素的声调或声母的发音舌位有关。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地点再探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究竟出土于何处,历来众说纷纭然,其分歧点在于该碑的出土地究竟是盩厔还是长安,因此,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报告对这一问题进行再次探讨,确定景教碑的出土地点当在长安。     

《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考释

《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是三峡考古的重大新发现.本文对这一距今1800多年的东汉古碑文本予以识读和注释,对其性质作为辨析,对碑额石雕的文化内涵进行探索.     

碑与像的分离:青州北朝佛教造像碑特征浅析

佛教造像碑是我国特有的一种艺术形式,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北方曾盛极一时,但之后就迅速衰落。青州作为这一艺术形式向东传播的最后一站,是造像碑发展演变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州佛教造像碑呈现出碑与像相分离的特征,和关中、河洛地区相比,首先,青州佛教造像碑在碑阳构图上从先前重龛像装饰转为直接对主尊佛像的装饰;其次,重视对主佛背光纹饰的刻画,以繁缛的背光装饰烘托佛像的神性。     

从壮族汉文《大宅颂》与《智城碑》看大唐文化之南渐

武周时期壮族文人留下的《大宅颂》与《智城碑》，是大唐文化与岭南文化之伟大结晶。本文从两碑及六舍坚固大宅遗址看武周时期大唐文化对南方文化之渗透与施及，以窥视唐王朝羁縻制度、儒家思想、建筑艺术及文体风格等对于岭南文化的影响，从而了解唐王朝之盛大及文化发展之规律和意义。     

唐《张弼墓志》释文校补——与胡明曌先生商榷

胡明曌先生《有关玄武门事变和中外关系的新资料——唐张弼墓志研究》一文所录的唐张弼墓志释文,有不少错误或值得商榷之处。通过考证,或予以校正,或予以补正,或提出存疑。     

清·光禄大夫左都督正一品总兵官龙天祐墓志铭考释

龙天祐为清朝前期贵州省普安州彝族世袭土司兵丁总兵官左都督。其墓志铭记述了龙天祐的主要事迹,可谓功勋卓著。康熙十八年（1679年）,龙天祐归附清王朝,由于平定吴三桂有功被朝廷赐予总兵官职,时称为龙总兵;死后被朝廷追封为光禄大夫左都督,享正一品衔,葬于现今盘县保基苗族彝族乡垤腊村天桥组。墓志铭内容丰富,叙述详明,详细记载了龙天祐家世和个人的相关事迹,以彰显其功绩。此墓志铭可补史家之未及,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北宋妇女的婚姻与生育——以墓志铭为研究样本

墓志铭作为研究古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北宋时期的文人文集中保存了大量丰富的墓志铭资料,其中有关妇女的墓志铭亦为数不少,这为我们了解当时妇女生活的许多方面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收集了其中100例妇女的墓志铭作为研究的对象,着重对北宋妇女的婚姻与生育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试图以此来探究北宋时期的婚姻和生育观念。     

北魏货币经济关系的扩大和财政制度的相对滞后

北魏时期货币使用始终未曾中断，农民的生产生活也和市场建立了很多的联系，货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在政府财政收支中，钱也有广泛的使用，而且政府还曾有利用货币政策解决财政危机的设想。但是由于征收实物的租调制度的影响，北魏货币经济发展始终有限，绢帛等实物货币始终占据主要位置，甚至到了唐代还一直“钱帛兼行”，铜钱的地位十分虚弱。     

从墓志看唐代女性与本家的经济关系——以大和五年《卢府君妻清河崔夫人墓志铭》为中心

作为一种新兴史料,墓志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文章通过对一方唐代墓志的解读,考证了铭文中涉及女性与本家经济关系的内容,如双方家庭及背景,交往时段与内容,并讨论墓主崔夫人推动交往的动因及其在交往中的角色。     

投入产出法在测算货币投放量与回笼量中的应用

在日常经济工作中,货币的投放是指银行的货币支出,货币的回笼是指银行的货币收入．从社会发展过程来看,货币的投放与回笼,不仅影响到物价的升降．而且也直接关系到社会生产的正常发展．因此,必须加强货币投放与回笼的宏观控制．这项工作可以通过投入产出法的应用得到解决．     

永不消弭的创伤记忆——关于汪曾祺对“文革”的回忆

在1990年代，汪曾祺的部分作品对“文革”进行了集中反思。这些作品对政治运动中的种种血腥行为和荒诞现象给予了忠实的记录。汪曾祺认为政治运动的泛滥主要不是因为参与者的政治狂热，而是由于卑鄙的个人私欲的驱动。另外，他还深入梳理了“文革”时代的理论政策，公正评价了“样板戏”等文艺作品，并超出了狭隘的政治视野，对江青、于会泳等人在艺术上的功过进行了客观定位。”     

唐代“献著赐官”现象与文学的关系

唐代有“献著赐官”的现象,时人将其诗歌、赋颂、文章等进献给皇帝,就可能直接获得官职.唐人献著,既有“投匦”的具体方式,又有“自举”的制度保障,且与科举中的“制科”相关.“献著赐官”既是一种补充科举的特殊选官方式,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对推动唐代文学的繁荣有客观影响.     

孙中山《实业计划》中关于皖江开发的设计

对长江流域的开发和规划是孙中山《实业计划》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皖江地区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物产资源，孙中山对皖江的开发予以了高度重视。他详细制定了皖江流域的发展规划，即全面建构水陆交通体系，大力整治沿江河道，建立以芜湖、安庆为龙头的商业中心，并有效利用资源优势，发展工农业生产，促进该地区的经济腾飞和社会发展。     

从古代"德治"思想看当代官德建设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方略，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德治”传统内涵。当代的官德建设就是对古代“为政以德”思想的超越和发展。“以德治国”，重在治官。官德建设，既要加强对为官者的道德教育，又要开展为官者的道德自律，坚持道德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建立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约束为官者的行为，提高为官者的道德素质，重塑新时期官德新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