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汤若望的“通天”角色与西学东渐

1583年至1775年约二百年间，以入华传播天主教的耶稣会士为主要媒介，揭开了西方文化大规模输入中国的历史序幕，学术界习称为第一波西学东渐。耶稣会士成为西学东渐的首要担当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明末利玛窦（M·Ricci）开创的“知识传教”策略奠定的。此种策略的要点是藉其西方科技知识赢得士大夫的同情和支持，进而打入宫廷，甚至争取归化中国皇帝，从而获得进入中国社会宣教的通行证。至明末崇帧间《天学初函》与《崇侦历书》的编译，(1)标志着由耶稣会士引发的西学东渐开始走向中西交汇的高潮。“天学”或“西学”，竟成明末朝野、学…     

论陶渊明的“志道”之学与“立名垂世”思想

“士志于道”是儒家据以评判士之是非善恶的最高价值标准。“志道”之学,指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自觉地追求儒家的道德境界,并以此作为立身处世的终极价值依据。而传统的“三不朽”理论又以“立德”为上善之选,这就为知识分子从“立德”走向“不朽”提供了内在依据。陶渊明的“立名垂世”思想,是指他在“志道”的践履过程中所形成的指向“不朽”追求的价值意图,即通过“三不朽”的操作体系以实现垂名后世的价值理想。所不同的是,陶渊明用“志道”之学为自己的“立名垂世”思想做了策略性的解释。     

浪漫诗人的人间情怀——论徐志摩诗歌的现实性

徐志摩不仅以诗作表达了“浪漫的爱”的人生理想,也表现出对于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怀。他的一生始终怀有一颗积极入世之心,并以诗作来抒写对于社会贫困、人类苦难的人道主义悲悯,表达个人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态度,这也使得徐志摩诗歌“爱”的主题具有了博大而深刻的内涵。     

科举制度下的中国传统人士——从社会交换角度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一生的追求都离不开科举,通过科举来达到他们的人生理想。本文从探寻传统士阶层这一人生追求的根源入手,运用社会交换理论来分析他们的人生心路历程。士阶层在一生当中,存在四种交流类型,分别是与君(天)、家、市民社会、师之间的交换。     

论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的“厚”

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以“厚”为词中三味之一，频频以“厚”论词。“厚”是从“沉郁”的风格里体现出的一种美学特征，它含有正、深、阔、沉、重、隐、曲的种种内蕴，被用来形容词中意蕴的幽深窈曲、飘忽绵邈，亦带有词人内心深处有感社会人生的情感色彩。于词中求“厚”之根本是词人要有温厚的性情，实现“厚”的途径是做到沉郁，具体采用比、兴手法。“厚”对了解《白雨斋词话》的词学思想有重要意义。     

论人生价值

人的价值是人对人的意义。人生价值是人生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其中，人生的社会价值是人生价值的更为重要的方面。人生的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的现实统一是一个历史过程，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逐步消除二者的背离，充分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人生价值包含生命价值、能力价值、劳动价值等三个层次，其中，劳动价值是人生一切价值的核心和集中表现。     

语文课堂呼唤绿色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绿色人文精神以人为核心，提倡人人自由平等，关注人生价值的实现，体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爱因斯坦说过：“只教人一种专门知识、技术是不够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虽然使人成为有用的机器，但不能给他以一个和谐人格，更重要的是人要借着教育获得对于事物和人生价值的了解和感情。”     

明代科举格局与士人出处

科举制度对明代社会文化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作为士子人生穷达的关键转折，科举制度为传统观念下“学优则仕”的人生理想提供了相对客观有限的实现保障，士行文风为之转移。但其中各种各样的流弊、有限的录取名额又将相当多的士子拒之门外，因各种原因被迫放弃科举的失意文士以传统恩路中的“无道而隐”应对进取受挫的精神压力，因个人际遇而形成了一代以“隐”为主导色彩的士人风流。     

传统文化中的“仁”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传统文化中，“仁”即爱人，要求人们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现代社会中，“仁”表现为不同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之间的相互尊重、包容与理解，是个体与社会联结的中介和它的最理想形式在道德领域中的体现。“仁”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人际关系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它有助于个人修身和群体和谐。我们需创造良好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以充分发挥“仁”的积极作用。     

论《庄子》达“道”者形象塑造的人生审美意蕴

庄子美学的本质是人生美学，是建立在庄子哲学基础“道”之上的一种指向人生对个体生命进行终极关怀的美学。因此，“道”是其人生美学的基础和核心。以“道”的人生审美精神为轴心，研究、剖析了达“道”者形象的美学象喻。这些形象群诠释着庄子对美的认识和追求，蕴涵着庄子丰富而深刻的人生审美感受。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庄子将自己对审美境界的体认与追求融入到形象体“道”的心灵状态的描绘中。     

"象"的境界与"数"的真理--作为中西古典美学意义之发端的老子"象论" 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论"

老子“象论”与毕达哥拉斯学派“数论”分别构成了中西古典美学的意义之发端。两在思想路向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老子“象论”及其人生论的思想路向启发了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意象”本体论和以“境界”为最高审美理想的思想;毕达哥拉斯学派“数论”及其知识论的思想路向启发了西方古典美学中的“形式”本体论和以“真理”为最高审美理想的思想。     

科学课堂“生活化”的策略与探究

科学源于生活，又应用指导于生活。在科学课堂中设置具有价值的生活情景，调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有意识地训练学生用科学的眼光审视实际问题，适当地将科学探究延伸到课堂以外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中去；实现教材内容为社会生活化服务，教学方法为学生感悟社会生活化服务，学以致用。学生在教学生活化中孕育理想，捕捉社会发展态势，明确人生奋斗目标，实现人生价值。     

因情成梦超死生——杜丽娘“情”“理”对立人生观的启示

杜丽娘是汤显祖《牡丹亭》一剧中的女主人公。她是中国文学中极为独特的一位女子形象。她一直生活在极度封闭的家庭和时代，因偶然一次到自家后花园而开始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她接触春天后青春觉醒了。党醒后的杜丽娘集中体现出了汤显祖的“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社会追求和“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人生追求。突出了“情”与“理”、“法”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体现了汤显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时代的一种超越性思考。在他的思考中既体现了他的先进性也体现了他的局限性。     

试析欧洲文学史上“理想国”的思想文化内涵

在欧洲文学史上，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期出现了许多描写理想社会的作品，这些“理想国”集中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以人为本和反对封建压迫，争取自由平等的思想，表现了资产阶级的精神追求，透视出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     

析杨度和他的“帝王之学”

杨度一生以“帝王之学”安身立命,以之指导自己的人生,并孜孜追求“帝师”之梦。他的所谓“帝王之学”其实有“术”而无“学”,是战国以来纵横家思想的嬗变与翻版。杨度最终落泊仕途,沉沦史河,并非如他自己所说是因为没把“帝王之学”学到家,而是时代注定了他的这种学术是行不通的。     

“以德治国”首先要“以德治官”

党员干部是社会实践活动的组织和领导，这决定了“以德治官”在实施“以德治国”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德治官”的根本内容是始 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举世皆醉我独醒——浅析韩非对“仁义辨智之士”的批判

当百家争鸣中的那些“仁义辨智之士”正沉醉于脱离现实的政治理想追求或对自己利益的追求之中的时候,韩非以清醒的眼光洞察世事,选择法家思想作为治国之道。本文主要从《五蠹》为出发点,综合韩非的诸多著作,考察他对“仁义辨智之士”的批判以展现韩非所代表的法家思想特性。     

APEC对“入世”后中国的意义

APEC和WTO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两个渠道。在“入世”前，中国唯一加入的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是APEC，APEC为中国处理对外经贸问题提供了场所，也为中国加入WTO起到了桥梁作用，“入世”后不能忽视PEC的作用，因为APEC具有WTO不可取代的作用。     

程颐人生境界理论探析

在儒家那里，道问学和尊德性是统一的，为学和做人是合一的。对宇宙本体的追寻也就是对人生境界的提升。程颐的人生境界理想体现在其道德实践的“自性而行”中。“自性而行”是道德主体的自律命令，体现的是自由意志。而其自由的充分表达是他的“己与理一”的人生理想境界，但是，要实现这一理想境界，却必须有用敬和致知的功夫。     

略论中西宗教中的真善美──中西价值观一瞥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凝聚了历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人生理想，又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同时它又有着明显的民族特色。透过对中国的儒、释、道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真、善、美等观念的比较可以透视出中国和西方文化不同的价值观念。在中国与西方宗教中，认知价值方面“存而不论”与“追根溯源”的不同取向；“入世”与“出世”的不同人生理想；“优美”与“壮美”的不同审美情趣等都表现了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这些特点，对于了解各民族的文化特质，具有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