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死刑的立法与司法比较研究

中美死刑的立法差别很大。中美死刑案件的诉讼程序差别也很大。中美死刑立法与司法比较研究的启示是:在立法上缩减死刑的适用范围,在刑法中既要明确规定适用死刑的具体条件又要明确规定不适用死刑的具体条件,取消刑法中的绝对死刑,调整刑罚结构,构建死刑替代措施;在诉讼程序上建立死刑案件定罪和量刑分离程序,贯彻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构建死刑的裁量模式,完善死刑案件的辩护制度,实行死刑案件的强制上诉制度,构建我国的死刑赦免制度。     

证据和辩论在量刑程序中的作用——以美国无陪审团参与的非死刑案件为例

证据与辩论在美国无陪审团参与而由法官量刑的非死刑案件的量刑程序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美国大部分非死刑案件的量刑听证程序中,包括非法证据在内的各种证据、量刑前调查报告、控辩双方的律师的辩论、缓刑官的量刑建议等对法官公正地量刑产生积极影响。     

论死刑酌定从轻情节的范围

死刑酌定从轻情节是指能够有效阻却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的酌定从轻情节,除法定从轻情节以外,酌定从轻情节应该在死刑案件的量刑中充分发挥作用,达到限制死刑适用的目的。死刑酌定从轻情节主要包括案件起因、被害人过错和被告人平时表现等方面,除此之外,被告人身份、民族、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生理状况等也属于酌定从轻情节的范围。     

英美法系独立量刑程序及对我国的启示

独立量刑程序如何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生长并发挥效用,是一个值得各方参与探讨的问题.英美法系国家定罪和量刑程序的分离模式对我国量刑专门程序的构建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结合我国刑事审判实际及量刑程序缺失的现状,吸收和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先进做法,构建中国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故意杀害孕妇的若干问题探讨

目前,故意杀害孕妇致使胎儿在孕育生长过程中遭受第三人不法侵害的案件频繁发生,我国关于胎儿保护立法不完善,因此在审理故意杀害孕妇胎儿案件时定罪量刑问题存在很大争议。通过对故意杀害孕妇人数计算问题、法学界关于故意杀害孕妇行为认定的评析和对故意杀害孕妇量刑适用的探讨,并借鉴国外立法,结合我国司法实践,进而探讨对我国故意杀害孕妇立法的量刑界定。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中的量刑证据

量刑证据是与定罪证据相对,用于证明刑事案件中量刑事实的材料。由于我国司法实践采用定罪量刑混合模式,"重定罪、轻量刑"成为思维定势,量刑证据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出台,使量刑证据与定罪证据得以区分,量刑证据的独立性得到了立法肯定。然而,新《刑事诉讼法》却没有为量刑证据的适用设立独立的量刑程序和量刑证据规则,这使量刑证据的作用大打折扣。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相关制度和立法,完善我国有关量刑证据的制度构建。     

故意杀人案件的死刑限制适用

死刑适用在故意杀人案件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我们可以在现行刑事立法的框架下,贯彻死刑政策精神,通过对共同杀人案件、雇凶杀人案件、杀害亲属案件、被害人有过错的故意杀人、激愤杀人、同意杀人等故意杀人案件严格控制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实现少杀的目标。     

论死刑案件率先完善人民陪审判制度之我见

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本文以此为引，从保护人权的角度出发，论证了在死刑案件审判中引入陪审制度和“证明至超越合理怀疑”原则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死刑赦免制度初探

在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对干死刑的态度将是保留并尽量予以限制，这巳成为学界的共识。目前，我国学界大都是从“罪名限制论”以及“司法限制论”等角度展开探讨，而忽视了限制死刑的第三条道路——“死刑赦免限制论”。本文将首先对学界所主张的两种主要死刑限制论作一简要评价，进而论述在我国设立死刑赦免制度的必要性以及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对干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死刑赦免制度提出完整的设想。     

浅议中国古代死刑复核制度的思想依据

在＂慎刑＂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古代死刑救济制度源远流长,死刑复核制度是典型代表,其体现了统治阶级在阶级统治的过程中对儒家思想高度重视,发动刑罚要经过慎重考虑,不轻易地动用刑罚,因此针对死刑案件的审查核实慎之又慎,力求做到准确。本文主要从完善＂天人合一＂说和体现＂慎刑＂思想对死刑复核制度的依据进行简要分析。     

论我国量刑证明标准的构建

在独立量刑程序改革语境下,我国有必要构建科学合理的量刑证明标准体系,其有助于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实现以及诉讼效率的提高。西方国家量刑证明标准的引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量刑证明标准应作层次性设计,其中法定量刑情节中的从重、加重、免除情形宜采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从轻、减轻情节宜采清楚且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对酌定量刑情节应采优势证据标准;基于生命权的重要性,对死刑案应采确定无疑的量刑证明标准。     

刑法谦抑视野下的量刑规范化

刑法的谦抑精神不仅是刑事立法的基本精神,更是刑事司法的指导理念。量刑规范化是公正司法和法律正义的重要保障。量刑的规范化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法律信仰。在量刑的过程中贯彻刑法谦抑精神,通过非刑罚化和轻刑化措施,有利于实现量刑公正。量刑谦抑与量刑规范化改革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量刑谦抑不是凭感情判案,不能一味追求重罪轻判,而是在刑法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减轻犯罪分子的责任,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利于量刑规范化的实现。     

超越公正与功利——死刑的人道视角

死刑存废的问题是世界观、价值论问题,死刑的价值基点有三方面：公正、功利、人道。剥夺犯罪人生命的死刑是违反人道精神的,是非人道的,退出历史舞台是它的必然宿命。公正的内涵、表现形式在不断变化,并非一成不变的。在文明社会,人道主义精神赋予了公正更丰富的内涵,残酷的、毁灭性的死刑因其消极的社会价值被理性的公正所抛弃,人道超越了公正。死刑虽具有效益性,但不具有公正性和人道性,废除不具有人道的死刑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人道超越功利而约束功利。由于对社会本位价值的选择和受经济条件与人文基础的制约,中国目前不能废除死刑,只能限制死刑。但作为理念的死刑废除是中国应然而必然的选择。     

检察机关介入死刑复核程序的制度构建

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全面收回死刑核准权,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革与重塑已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检察机关介入死刑复核程序,发挥其作用对理论和司法实践都有着深刻的指导作用。检察机关介入死刑复核程序应坚持双重身份,同时履行刑事追诉职能和法律监督职能。通过赋予检察机关死刑复核程序启动权,最高人民检察院行使死刑复核案件的启动、支持公诉、审判监督等职能,介入死刑复核程序,最终实现维护司法公正、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目的。     

论死刑中的程序正义

程序的设立是为了保证实体法的公正实施。我国还保留死刑,因此限制死刑是我国的当务之急,也是我国的刑事政策,可以概括为"不可不杀,不可多杀"。如何贯彻这个刑事政策,从程序正义做起来保证死刑的公正适用就成为一种选择。     

论量刑失衡及其预防对策

量刑是法院刑事审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环节,在刑事审判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在刑事审判实践中,量刑失衡的现象相当普遍,严重干扰了司法的公正性,因此解决量刑失衡问题迫在眉睫。探讨量刑失衡现象的原因和防治对策,实现量刑均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边沁功利主义死刑观的伦理审视

边沁是完全从功利论的角度主张彻底废除死刑的,但其理论存在着不足:以"感觉"为基础的功利论极易变种为支持死刑的理论根据,以功利优先于正义为特征的刑罚目的论给惩罚无辜留下空间,在生命观上强调人之生命的工具价值而忽视人之生命的神圣性。功利论应将"人之生命的神圣性"引入其理论,这样就可在抽象的刑罚制度层面将死刑排除掉,最终确保在以分配正义为原则的具体刑罚制度适用中彻底废除死刑。     

死刑错判的代价

死刑，又称生命刑，是指对人的生命的剥夺的一种刑罚，是刑法中最严厉的一种刑罚。死刑作为对罪大恶极的罪犯的一种惩处，确实抚慰了一些人的心头之恨。但是，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和现今人权运动的兴起，其带来的弊端愈来愈被认识到。而错判死刑的结果，是人的合法权利被剥夺，同时人的生命权不是因为死刑的存在受到保护，而是因为死刑的存在受到侵犯。     

中国死刑立法的完善--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视角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死刑的适用范围、程序以及死刑犯的请求赦免权和减刑权都有明确规定，而中国有关死刑的立法在许多具体问题的规定上与该公约存在一定的冲突，适用死刑的范围不仅过于宽泛且标准不明，适用死刑的程序也并非严格，缺乏死刑犯的赦免和减刑的请求权的规定等，需要加以完善。     

俄罗斯的死刑制度

死刑的存废之争在法学界历来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俄罗斯的死刑制度经历了“三起三落”,最终在1997年《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中有限度地保留了死刑,这是对该种刑罚制度作出的更为人道主义的选择。俄罗斯的死刑制度,对我们国家也是一种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