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语气副词"其"

《史记》的语气副词“其”配合上下文可以表示推测、判断、决心、愿望、命令等多种语气。“其”可以广泛地与其它虚词或固定词组连用,大大丰富了《史记》复句的表现手段,反映出西汉时期汉语复句的形式标志已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     

《史记》书名考述

《史记》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诸多异称,其中《太史公书》为其原名,《太史公记》《太史公传》为其异称,《太史记》《太史公》《史记》为其省称,《史记》自东汉桓帝起成为该书正名。关于《史记》一书的定名原因,历来学者主要有四种观点,即：“单名说”“子书说”“历史地位说”“图书命名原则说”。前两种观点不予采信,后两种观点分别论证了外部特殊历史背景及书名内在命名规律的重要作用,可信从。关于《史记》及其异称涵义,“史记”之名从通称统一为专名,其“古史官之记”的古意逐渐丧失,作为专名的《史记》特指司马迁之《太史公书》,同时凡是描述其作者、篇章结构、内容、主观评价等属性的修饰词共同构成了其书的书名涵义。异称中“太史公”题目所指应为“既尊其父,亦是自题”。     

"其文直,其事核"——《史记》叙事特点研究

重点论述《史记》“其文直,其事核”的实录性叙事特点。论文从西汉末年至近代人们对《史记》实录性叙事特点的认识过程开始介绍,具体分析了《史记》叙事实录性特点的三个具体表现:“考而后信”;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简笔交代,不枝不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史记》篇章中在真实性上受到人们质疑、人们认为有违于叙事实录性的情节进行了分类,并依类展开解读,指出这些情节都没有违背叙事实录性的原则,叙事的内容和过程都是“文直,事核”的,也体现出叙事的实录性特点。     

试论《左传》中的"君子曰"

《左传》“君子曰”史评形式内容丰富,形式独特,自成一格,对后世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司马迁《史记》继承创新,以“太史公曰”取而代之,成为历代正史所效仿的典范。唐传奇作者评论和宋元话本、拟话本小说之“以诗入话”、“以诗结论”均为“君子曰”史评形式的发展,到《聊斋志异》中“异史氏曰”可谓发展到一个极致。     

《文选》与《文章流别集》比较——《（文选）成书考说》之二

《文选》之置“述”体与“剪截”史书之某篇相对独立的部分为文等,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其显然是受了《文章流别集》的影响。当然,两书间存在着集“清英”与辨“流别”、时域大小、崇“古”和重“今”、价值取向、对“变”之看法、集部封域之清晰与模糊等多方面的不同以致大异,然这往往亦是后者因之前者所致。比观彦和与仲伟所不满意者而未尝没有不大启之者及从异的角度考察《汉书》之于《史记》、《后汉书》之于《汉书》和《史记》所得等,思过半矣。     

《史记》"互见法"再探

阐述《史记》“互见法”的涵义,论述和分析人们对“互见法”的认识和研究的过程,从形式上和内容上提出并分析“互见法”新的归类法和新的名称：形式上有显性互见、隐性互见两大类;内容上有互补互见、详略互见、名实互见和虚实互见四大类,从而拓新了《史记》“互见法”的研究。     

《史记》创作观的文化意蕴探析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分别是司马迁的哲学观、历史观和文学观,文学观是主体,哲学观和历史观是两翼,它们是翱翔在文学自由王国的精灵.“究天人之际”的哲学观使《史记》具有形而上的超越品质;“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使《史记》具有深厚的历史感;“成一家之言”的文学观则赋予《史记》艺术性、审美性,三者异质同构,共同建构起《史记》文化意蕴的高楼大厦,使《史记》光芒四射、魅力无穷.     

庄蹻西征行军路线考

楚将庄蹻西征夜郎是文献记载中华夏各国最早在这一地区进行的军事活动。这次西征的时间和路线,文献有两种不同记载:《史记》、《汉书》所记是“楚威王时”“循江上”《后汉书》所记是“楚顷襄王时”“从沅水伐夜郎”。在时间问题上,目前我国史学界多数学者主张以《后汉书》所记的“顷襄王时”为淮;而进军路线问题则迄今仍无定论。木文主张应肯定《史记》的记载,兹考证如下: 庄蹻此次出征,《史记·西南夷列传》写道:“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踌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以兵威定属楚。欲     

“陶”就是定陶述论

最近,有位同志著文《‘陶’不是‘定陶’》,文述“《史记》中《越王勾践世家》和《货殖列传》中的‘陶’与《项羽本纪》中的‘定陶’不是一地,在《史记·项羽本纪》9—12自然段中,曾五次出现‘定陶’两字,都写全称,无一处省略‘定’字,……这样一对照,把‘陶’理解为‘定陶’实在没有道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陶与定陶是一地。春秋战国时,陶地叫作“陶丘”、“陶邑”、“陶”。“陶”后改称“定陶”,是范蠡居陶     

略谈《史记》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

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里,把《史记》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高度地评价了《史记》在中国史学界和文学上的地位。这已成了定论。《史记》中的传记,是“藉人以明史”的,不同于后世的“藉史以传人”,前者以写人为主,后者以叙史为主。《史记》为了说明人物的荣辱和升沉,辨事之成败与是非曲直,司马迁在先秦诸子散文与历     

《史记》中的"是"字研究

主要就《史记》一文中出现频率较高、比较典型的几类“是”字用法进行描写,分别从这些用法的构成成分、语法功能等方面对其进行分类,比较分析以理清汉语词汇“是”的历史发展概貌。     

《史记》的三重意蕴及其文化学意义

司马迁的《史记》为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开山之作,它横跨经史子集四部,沟通文史哲。《史记》文本昭示出三重意蕴:一是“究天人之际”的宇宙观和哲学意蕴层;二是“通古今之变”、明成败兴坏之理的历史意蕴层;三是“成一家之言”而达于不朽的文学审美意蕴层。这三个层次结构内外交融,共同显示出皇皇《史记》“史蕴诗心”的文化学意义。     

《史记正义》反切考

一、材料来源和处理《史记正义》的作者张守节于史书无传，《四库提要》云：“始末未详”1，我们只能从他的《史记正义序》中知道他当过诸王侍读，率府长史，而不得知其为何方人氏．据张氏此序，《史记正义》书成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论（公元736年），上距《切韵》问世135年．《史记正义》原来单独成书，后人将其与裴《史记集解》、司马贞《史记索隐》一起各自拆散，置于《史记》相应句下，合刊成今通常所称的《史记》三家注．三家注．在拆散刊行中，《正义》被妄加规削2.如今通行的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其底本虽经张文虎精校，于《正…     

从数学模型看汉初"天子不能具钧驷"

长期以来,《史记.平准书》中“汉兴,接秦之弊…,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说法被后人作为汉初经济严重凋零的证据,为许多史书、教科书和论文所采信。本文应用数学模型和史料考据的方法,结合汉初的社会经济状况、养马规模、休养生息政策等史实,对汉初“天子不能具钧驷”这句话进行详尽辨析,认为“天子不能具钧驷”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其本意应是“无为之治与民休息”政策的体现。     

试论《汉书》的学术成就

自从《汉书》问世以后,人们便将它与《史记》并称,以之作为我国古代史书的代表。实际上,在封建社会里,《汉书》的地位远远超过了《史记》。旧史家曾将之奉为“命代奇作”、“史家冠冕”,争相钻仰,奔走班固之不暇。”(《通志·总序》)而论,《汉书》的学术成就,确也不在《史记》之下。然而,建国以来,对《史记》的研究甚为热烈,对《汉书》的研究却异常萧条,这对《汉书》来说,显然是一种不公平的待遇。这种扬马抑班,同旧时代的扬班抑马,同样是学术研究中不应有的片面倾向。本文试对《汉书》的学术成就略作探讨,以期引起进一研究。     

《太平御览》引《史记》校札

司马迁继《春秋》而纂史,成《太史公书》一百三十卷,凡五十余万言。这部被后世称为《史记》的煌煌巨著,是汉武帝以前中华学术文化之总汇。《史记》刻本产生于北宋淳化五年,与唐以前写本文字多有不同。《太平御览》是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编写的一部类书,引用了大量唐以前文献,《史记》是其中之一,且尤为丰富。本文以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1982年出版)为据,广参王念孙、王叔岷等诸家之说,考证了刻本《史记》文字的某些讹、误、衍、夺,为《史记》文本的整理提供了依据。     

李约瑟《科学思想史》中一段引文的翻译问题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中讨论到阴阳家邹衍时,引用了《史记·平原君列传》的《集解》中一段邹衍与公孙龙的交往记录.李约瑟认为这段史料证实了对自然感兴趣的各个学派都不愿在墨家、名家的思想家们为建立一种适用于科学的逻辑的努力中合作.通过《史记·集解》原文与李约瑟译文的比较分析认为,这段记载恰恰对李约瑟的这个观点构成了挑战.其实,邹衍并没有一概否定“辩”,而是对“辩”的一种即“辞正”进行了批评,他给予“辩”以相当的肯定.进而探讨公孙龙子和邹衍在认知上的不同,指出邹衔这种切近实际而不过于形而上的思维态度,倒是近代以来一般科技工作者常抱有的.     

“丛祠”解

“丛祠”二字,见于《史记·陈涉世家》。原文是这样的:又间令吴广之次近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关于“丛祠”的意义,旧《辞海》释为“丛树中之神祠也”。新《辞海》释为:“建在荒野丛林中的神祠”。《史记选注》(王晓传等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北京第一版)注为     

《文选》与《文章流别集》比较——《〈文选〉成书考说》之二

《文选》之置“述“体与“剪截“史书之某篇相对独立的部分为文等,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其显然是受了《文章流别集》的影响。当然,两书间存在着集“清英“与辨“流别“、时域大小、崇“古“和重“今“、价值取向、对“变“之看法、集部封域之清晰与模糊等多方面的不同以致大异,然这往往亦是后者因之前者所致。比观彦和与仲伟所不满意者而未尝没有不大启之者及从异的角度考察《汉书》之于《史记》、《后汉书》之于《汉书》和《史记》所得等,思过半矣。     

我校馆藏前四史版本述略

范文澜说“四史之名见于《隋志》”,历来“四史”并举或以之为书名的并不乏其例,但其所含子目却不尽相同。如《四史疑年录》为《史记》、前后《汉书》和《晋书》;清同治11年成都书局据殿本所刊的《四史》,则为《史记》、前后《汉书》和《三国志》,本文所称“四史”,即同后声。今特冠以“前”字,以示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