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极端词语”及其使用

“文革”时期，各类“极端词语”的使用几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尤其是“最”和“大”的使用。     

“文革”语言特征研究述评

目前学界"文革"语言研究主要涉及其修辞特征、语言风格特征、语用特征以及性别语言特征等。这些特征是"文革"语言的区别性特征,其根源是当时特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以及群众的特定心理状况。"文革"语言镌刻着特殊的文化印记,具有格式化、刻板化、标准化、粗野化的特征,这种语言固然通俗易懂、平白上口,然而强烈的政治色彩遮蔽了语言使用者的个体情感,因而语言内涵日益苍白,表意功能日益弱化,语言活力日益萎缩。     

“文革”期间的爱因斯坦批判

“文革”期间，中国开展过一系列批判自然科学领域中“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活动．作者根据有关原始资料，从政治和科学思想两个方面讨论了这一时期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情况，并对这一批判活动的性质厦方法作了初步分析，认为，“文革”期间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是一种政治批判和哲学批判，所用的批判方法主要是故意歪曲事实，进行诡辩，将爱因斯坦的一般言论加以政治歪曲，以哲学标准评价爱因斯坦的物理学认识．     

口号背后的话语逻辑——对文革文学中“走资派”话语的一种考察

文革文学中经常涉及到的一个意识形态化理念是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涉及到的实际的政治斗争也多是围绕打倒走资派而展开,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显然是一个矛盾。考察这些小说文本,我们发现,对走资派的打倒实际蕴含了当时政府鲜明的反西方立场,同时,它也是当时社会劣势成员怨恨情绪的表达和争夺社会权力时依据的意识形态符号。     

英汉社交称谓语的使用情境与文化比较

社交称谓语作为社交过程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它作为人际关系的文化符号,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和语义内容。英汉民族在社交称谓语的使用上存在着共性,但在文化和语义内容等方面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文革”时期“尊法批儒”的文化现象分析

毛泽东发动"尊法批儒"运动的直接原因在于利用法家厚今薄古的思想为"革命"进行辩护。"尊法批儒"运动的深层原因在于人类文化演进的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尊法批儒"给我们的启示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一方面必须捍卫其现代性指向,另一方面应当追求现代化与传统文化资源的完美契合。     

文革语言中的对偶及其使用

文革修辞中,对偶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有很高的使用频率。列举了较多的用例,对这一辞格的使用情况进行了描述,并分析它的几个相关特点。     

称谓语“老师”泛化现象的语用学研究

本文旨在对称谓语老师泛化这一现象,作系统的归类,并从语用学角度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语用原因。     

“文革文学”——失态的文学

“文化大革命”中的主流文学是失态的文学。其主要特征是“极化”即彻底意识形态化，主要表现为否定一切的极端化思潮，文学本体的彻底丧失，极端的文学创作模式和“棍子式”文学批评。文学彻底意识形态化对文学本身造成了戕害。失态的文学的发生有其社会历史根源，它不是孤立的，突然出现的     

“文革”水墨人物画特点探析

＂文革＂时期的水墨人物画在艺术表现上,笔墨越来越依附于对结构的表达,并成为一种新的造型因素;色彩也越来越光滑红润,突破了以往文人画的创作模式,扩大了传统水墨画的表现范围。同时,画家为适应时代主题,以新的表现因素突出人物形象的特点,强调线条对质感、量感、立体感、空间感的表达,注重对整个画面情节的描叙。     

"文革"期间的爱因斯坦批判

“文革”期间,中国开展过一系列批判自然科学领域中“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活动.作者根据有关原始资料,从政治和科学思想两个方面讨论了这一时期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情况,并对这一批判活动的性质及方法作了初步分析,认为,“文革”期间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是一种政治批判和哲学批判,所用的批判方法主要是故意歪曲事实,进行诡辩,将爱因斯坦的一般言论加以政治歪曲,以哲学标准评价爱因斯坦的物理学认识.     

"文革"期间中国对于自然科学的批判

中国20世纪50年代和"文革"期间开展过一系列批判自然科学的活动.文章探讨了"文革"期间科学批判活动的社会背景,讨论了物理、化学、生物等各个学科的主要批判内容,并对批判活动的起因、批判方法和特点作了初步分析.文章认为,"文革"所提出的政治批判任务和"四人帮"的故意操纵是这一时期开展科学批判活动的主要原因,所采用的批判方法主要是进行意识形态批判,这一时期参与批判活动的人员数量和类型以及所批判的学科领域之多都超过了20世纪50年代.     

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市经济发展战略的思考

“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当时全国的大背景下,北京市实际上选择了“以钢为纲,高速度发展原材料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由于这一 实施,造成了国民经济重大比较的严重失调,水,电,供应紧张以及环境的严惩污染,这一时期北京市经济发展的教训证明,从北京市的自然生态状况和城市性质出发,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是关系到首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     

永不消弭的创伤记忆——关于汪曾祺对“文革”的回忆

在1990年代，汪曾祺的部分作品对“文革”进行了集中反思。这些作品对政治运动中的种种血腥行为和荒诞现象给予了忠实的记录。汪曾祺认为政治运动的泛滥主要不是因为参与者的政治狂热，而是由于卑鄙的个人私欲的驱动。另外，他还深入梳理了“文革”时代的理论政策，公正评价了“样板戏”等文艺作品，并超出了狭隘的政治视野，对江青、于会泳等人在艺术上的功过进行了客观定位。”     

中医术语语言不可译和文化不可译比较?

中医术语多抽象概括而缺少分析描述,抽象概括性、多义性和隐喻性三个重要特点是导致中医术语语言不可译性的重要因素;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医术语的文学性、审美性、思辨性导致其文化的可译性很难掌握。语言的不可译性要比文化的不可译性更具有灵活性。中医术语的文化不可译和语言不可译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经常交织在一起。     

《红旗》杂志与“文革”爆发

作为中共中央主办的一份政治理论性刊物,《红旗》杂志在推动文革爆发、宣传论证文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文革寻找理论依据等方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对文革的发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是文革的宣传工具和舆论阵地。     

色彩语言的文化符号意义比较

色彩语言是人类社会中符号系统的组成部分,是各民族历史文化心理积淀的结果。通过＂黑＂＂白＂两个颜色词分析不同民族文化的内涵及其变迁过程,可以看出颜色词不仅反映语言表面的意义,而且反映了语言的宗教内涵。同一颜色在不同语言中的含义有相同,也有不同,其相异之处主要是由宗教、文化、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决定的。其中文化价值方面的差异和宗教信仰的不同是主要原因。对色彩语言的研究需要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进行历史的比较,而不能从语言的表面现象进行简单的比较。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魅力合法性研究

毛泽东的魅力合法性在“文化大革命“中彰显得强烈而突出,其魅力合法性的来源是他具备魅力品质以及人们对魅力品质的认同;魅力合法性的表达主要是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对毛泽东顶礼膜拜,社会中充满着狂热凝重的个人崇拜气息;魅力合法性的终结即魅力合法性的平凡化,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非理性崇拜趋弱并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