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绘画中的士气精神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异族统治的时代。统治阶级对汉族的压迫，对知识分子的漠视，使整个社会都处于矛盾的洪流中，这些都给文化艺术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使绘画从“无我之境”转到“有我之境”；由“以物观物”到“以我观物”，也导致个人的自我意识加强，使绘画成为文人士大夫的心绪表达方式：借绘画的形式抒胸中之气、发心中之慨。     

董源和董其昌

董源,是中国绘画史上对元代绘画,继又对明清绘画乃至民国山水画有着深远影响的画家之一.明代晚期董其昌将董源推崇至山水画南宗的宗师地位.董源的山水画是文人山水画图式的来源,董源画中的点皴渲染等具有表现性的形式因素,得到后世文人画的继承和发展,为以写意、表现为特征的文人画提供了一个有力标杆.     

赵孟頫与元代文人画

赵孟（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鸥波，又号水晶宫道人，浙江吴兴人。他是中国美术史上不多见的诗书画全才。他的艺术思想和绘画实践，对元代文人画的成熟与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文人画的出现，可以追溯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梁萧贲作山水画“学不为人，自娱而已”①，可谓是文人画的先声。北宋时，在苏武等人的倡导下，文人画又有了新的发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文人儒士的重视和推崇。但在宋代，宫廷院体绘画仍然是一统天下的局面，文人画的发展还没有遇到一个适宜的环境和契机。时至元代，文人画赖以发展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     

王冕的墨梅风格探析

王冕是元代的著名画家，他以画梅著称，在继承宋代的释仲仁和扬无咎的基础上，自创了繁花密蕊的墨梅新画风，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王冕通过创造性的艺术实践，开启了传统文人绘画艺术的新途径，将诗、书、画熔于一炉，浑然天成。这种艺术创新，一举奠定了王冕在元代独特的艺术地位。     

元代文人的心态与元曲创作

元代文人的心态与元曲创作①陈松柏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赳赳武夫与彬彬学子从来就很难说到一块，元代统治者与元代汉族文人的关系就正是这样。蒙古统治者粗犷尚武，恃力轻文，他们自然不明白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儒生忠心事主、竭诚为民的道德风范，不明白这班人一旦为...     

论元代"四君子"画的兴盛

元代的绘画中，“四君子”题材比较突出。中国文人受“比德”文化思想的影响，喜欢用梅兰竹菊寄托理想品格。据夏文彦《图绘宝鉴》记载，元代画家一百七十余人，画水墨梅兰竹菊者几乎占到三分之二。元代水墨“四君子”的兴盛原因有二：一是民族矛盾导致社会生活的变化，使文人阶层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当精神追求与社会现实存在矛盾时，文人们寻求象征性艺术来表达创作意念；二是艺术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以书法入画技法促进了“四君子”的写意性作用。     

论元散曲中的前代文人形象

元散曲中很多作品以前代文人为吟咏对象。有些文人被元曲家们反复咏叹，比如王粲、白居易、屈原、陶渊明、刘伶、王子猷等。元代文人的特殊处境是元曲家们青睐这些文人的主要原因。从这些吟咏中不仅可以透视元代文人生存的社会环境，也可以体认元代文人心态，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元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唐宋文人审美情趣的嬗变——论山水画的兴起发展

唐宋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又一鼎盛与重要转折时期,其绘画也是瑰丽多姿。而文人是社会意识的代表,他们所体现出来的审美追求,最为充分地表现中国绘画的社会主流审美情趣。中国的艺术精神,可说由唐代水墨淡彩山水的出现而完成了它自身性格所要求的形式,才完成了文人进入绘画主流审美意识的舞台。随着社会思潮的不断变迁,山水画取代了人物画却在其后不远的北宋时代迎来了它的高峰。     

简淡闲逸,遗貌求神——试析元代绘画“简逸”风格的形成原因

元代绘画堪称中国画笔墨发展的最高境界,无论是在笔墨技巧上、意境创造上还是诗书画的结合上都有着新的突破和发展,然而纵观元代绘画作品,却普遍流露出一种逸笔遣兴、清淡写意的风格倾向,以＂简逸＂为主。一个社会的绘画风格能够如此带有一种倾向性,令人深思。从元代社会文化背景、文人画发展思潮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研究,阐述了元代绘画＂简逸＂风格倾向形成的原因所在。     

从散曲中管窥元代文人的人格精神

元代文人身处逆境，散曲创作中表现出强烈的叛逆性，从中可管窥到元代文人的人格精神；他们反叛现实反叛传统，力求寻找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坐标，他们崇尚自由，任情任性，以极端的放浪不羁实现主体人格的高扬。     

元代静修文人集团作家与集部著述考

活跃于元代冀中南地区的静修文人集团,成就突出,影响深远.以人地关系理论为前提,以人文地理学为视阈,从宏观角度对静修文人集团存在时间与活动地域进行界定,考察、分析静修文人集团主要成员、发展阶段,考述其集部著述及其版本源流,以期有裨益于静修文人集团文学与文献的研究.     

"雪堂雅集"与元初馆阁诗人文学活动考

论者一般认为,元代馆阁诗人群体是在“元四家”时期才形成的。但据现存“雪堂雅集”等资料考证,元世祖至元年间,一个以馆阁文人为主体的诗人群体已经形成,并开始活跃在元代诗坛之上,支撑着元初诗坛局面,维系着诗坛命脉,引领着元代诗坛的走向,延续着元代诗坛以馆阁文人为主流的发展趋向,对有元一代馆阁诗人占据诗坛主体地位具有重要的奠基之功。     

元杂剧中文人与倡优爱情婚姻观所蕴含的社会内容

元杂剧中的一系列士子与倡优的爱情戏,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元代文人的爱情婚姻观,深刻体现了元代社会生活的内涵。通过分析元代士妓爱情戏,来阐述文人形象、倡妓形象和商人形象所蕴含的社会内容。     

"逸品"精神的张扬——论中国绘画美学追求的历史转折

北宋时期的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第一次将“逸品”放在了神、妙、能三品之上，这标志着中国绘画艺术在美学追求上的一个历史转折，“逸”从历史上看首先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精神境界，后成为知识分子生活的常态，因此对绘画乃至整个艺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倪云林为代表的元代画家将逸品绘画推向了高峰。“逸品”的特征是“崇自然”和“尚简”这种形式因素的突出恰恰形成了绘画中的有意味的形式。     

论宋元戏曲中文人仕婚观的差异

宋代南戏和元代杂剧所表现出的两代文人之仕婚观念，有着明显的差异：宋代文人社会地位高，他们只求做官，不求做人；为了做官，不惜负心婚变，攀婚高门，他们对待仕婚矛盾的态度是仕高于婚，婚姻是为仕宦服务的，其婚姻带有明显的功利思想，这是宋代科举大盛的一个恶果。元代文人社会地位低，他们只求做人，不为做官；为了做人，他们重婚轻仕．追求理想的婚姻生活，并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这是蒙元中断科举给元代社会道德风尚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宋元戏曲中文人仕婚观的差异，是宋元社会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制度、不同道德风尚的形象反映，尤其反映了两代文人尊卑的道德情操和人生追求。     

论北宋文人对《文选》的评价与接受

北宋文人对《文选》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善的。《文选》在北宋的流布态势,经历了由初期的繁盛到中后期的平稳变迁。北宋初期文人重《文选》,作诗为文常宗法《文选》,中后期文人仍然熟悉《文选》,苏轼对其态度是个特例,是重视下的“求全之毁”。当然,北宋也有小部分文人对《文选》态度冷淡。     

元代婺州路科举初探

蒙元时期活跃于浙东的几代文人,其活动中心多在婺州路,他们当中涌现出了一批批杰出的文学家和理学家。元代婺州路文化的发达与元代短暂的科举有着密切联系。科举的实行促进了该地区理学的繁荣和理学“流而为文”的转变,被称之为浙东“正学”。科举的兴盛还推动了教育的发展,进而促成了以金华为中心的浙东文人圈的形成。     

元代文人优伶意识论

元代下层文人因为时代的原因被迫以“移宫换羽”为业。清初署名“于陵孟公”者在跋宋徽壁散曲时云：“今乐府不作，古诗不歌，欲人时时传咏，必出于元人优伶之调。”这“优伶之调”在一定意义可以说明，在元代，广大下层文人确实与优伶间存在一种强烈的文化同构感——即元代文人的优伶意识。这种意识通过元代文人的自贱的身份潜认、戏谑的文化本性、狷介的角色仿形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浅淡传统绘画中的文人写意元素

写意元素一直是传统绘画中一种重要的表达手段,为历代文人士大夫所推崇,在不同朝代、不同画科里形成了不同的艺术风格．通过对这些风格的了解和学习我们可以进一步把握当下文人写意元素的地位及其发展方向．     

北宋诗评家江休复事迹考述

江休复是北宋著名文人,与欧阳修、梅尧臣等交游甚密,为庆历文人集团成员之一。其著作《江邻几杂志》史料价值较高。然其行年事迹少有专文考述。今据相关文献,详细考出江氏生平事迹,希望为江氏及北宋庆历文人集团研究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