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保安处分制度

保安处分制度是近代刑法改革的产物,是对传统刑罚制度的一大革新。作为刑罚制度的一个补充,保安处分与刑罚制度密切配合,为预防犯罪、保卫社会,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大都在刑法体系中规定了保安处分制度,并在预防犯罪保障人权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保安处分制度已在世界各国普遍发展,但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却未被充分重视,当今,我国虽有了有关保安处分的零散规定和措施,但保安处分制度在我国并没有实现刑事立法化,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我国保安处分制度刑法化浅析

保安处分是以社会防卫为目的、替代或者补充刑罚而适用的刑事制裁措施。保安处分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经济、科学和社会的深刻背景,以新派教育刑的行为者理论、社会责任论和社会防卫论为理论基础。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的保安处分制度,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应建立二元制的保安处分立法模式,坚持处分法定原则、必要性原则、处分均衡原则、改善为主隔离为辅的原则,以补充刑罚的适用不足。     

论保安处分在我国的立法化趋势

保安处分制度是在发达国家普遍适用的刑罚之一,其适用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和社会矫正。随着我国民主法治的不断发展,保安处分制度或明或显的在我国法律中以明文规定的形式出现。近年来,我国《新法修正案八》中的"宽严相济"思想以及新《刑事诉讼法》中增加的特别程序,都表明保安处分制度将不断地融入我国刑罚。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假释制度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我国刑事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完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监狱刑罚执行工作中的体现就是对于那些依照法律规定符合假释条件的犯罪人尽可能多地采用非监禁化处遇、最大化实现假释制度的功能作用,从而改变目前假释适用率低、假释制度资源闲置的现状。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建设

社会形势的演变对刑事政策的变迁具有某种决定意义,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实现全面小康具有保障作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现需要一系列具体制度的支持,因此需要在诸如恢复性司法、社区矫正、死刑复核程序等涉及刑事立法和司法方面进行多维度的制度设计和改革。     

论毒品犯罪刑罚适用中的宽严相济

从我国刑事立法看,对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经历了一个从严趋缓再转严的发展过程。然而,随着我国刑事政策由"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向"宽严相济"的转变,对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也应充分体现刑事政策的这种变化。我国现行《刑法》对毒品犯罪适用刑罚的规定,应当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理论的要求,作出必要的完善:可以通过提高死刑标准来限制死刑的适用,特别是对于弱势群体中的贩卖、运输毒品行为,可以从宽处理,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而对于制造和走私毒品犯罪则可以从严处理;扩大财产刑的适用范围;正确把握毒品数量这一适用刑罚的标准。     

论有名合同与无名合同的法律适用

合同法分则中具体规定了15种有名合同的法律适用,并对15种有名合同之外的无名合同规定了法律适用的原则。结合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可以对合同的法律适用作出如下归纳：15种有名合同适用总则和相应的分则;15种之外的有名合同适用总则和相应的其他法律规定;无名合同则适用总则和比照适用最相类似的分则。而在比照适用法律时,还是要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交易习惯优先以及适度的法官自由裁量权。     

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刑理基础

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切合人权保障、谦抑、宽容的刑法理念,体现了公正报应和功利预防的刑罚目的,符合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已成为世界刑事立法的潮流和趋势,顺应此种潮流和趋势,有利于我国刑事立法走向国际化、走向世界.     

台湾地区保安处分制度的考察与启示

我国台湾地区也在其刑法典及刑事法律中对保安措施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具有鲜明的司法性,且在坚持保安处分与刑罚二元论的前提下对部分保安措施采执行中的一元主义;台湾地区作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大陆地区具有相同的文化传统和背景,其对保安处分的立法和实践对我国构建本土化的保安处分制度更是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宽严相济：基于司法能力与被动的分析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们党和国家提出的新的刑事政策,是司法机关准确实施国家法律的重要指针。依法办案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题中之义,刑事司法必须在现行法律范目内“从宽”与“从严”,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能被筒单理解为依法办案。在刑事司法中,司法者应当明确适用空间、抓住关键环节和区别案件情节。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保安处分刑法化研究

本文通过对我国保安处分现状的分析研究,对究竟应如何界定保安处分、我国刑法应否给保安处分一席之地进行探索,旨在倡导对我国刑法典中刑罚与保安处分进行二元主义的立法,也即对保安处分刑法化进行制度性建构。     

论《唐律疏议》中的累犯制度

《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其结构严谨、内容完备，影响及于古今中外。唐律中对累犯制度的规定，深刻、系统和广泛地反映了中国封建刑法的立法精神和立法技术，尽管其带有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对于严密法网，维护社会稳定还是有其积极的作用。     

关于《家庭暴力防治法》的立法考察——以全球性的视角

家庭暴力犯罪一再冲击人们对于美好家园的想象,并成为妨害社会安定和谐的重要因素.家庭暴力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治理难度颇大.综观世界其他国家的立法概况,不难发现其具有专门立法与刑事立法协调配合,并以保护令制度为核心的社会各阶层综合防治的特点.在我国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时,应遵循公权力适度干预、当事人意思自治以及多层次综合防治的原则;在具体制度设计中,应明确家庭暴力的范畴,建立保护令制度,构建多层次综合防治体系;在刑事规定方面宜做形式化处理,涉及犯罪时,以现行刑法的相关规定为定罪量刑的标准,以维护刑法的稳定性和家庭暴力犯罪定罪量刑的统一性.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当事人制度，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该制度的相关立法过于简单，给当前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困惑与分歧。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及时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制度立法，准确司法，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     

中日刑事强制措施制度之比较

刑事强制措施是刑事程序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自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至今，由于立法观念及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刑事强制措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暴露出许多问题。故从比较法的角度，对日本的刑事强制措施制度和我国的法制现状进行分析比较。并从我国司法实践出发，对刑事强制措施的改进提出若干建议。     

实施国际刑法公约：我国法人犯罪的责任体系之不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社会为应对日益猖獗的跨国犯罪的威胁，不断制订国际公约来打击国际犯罪。我国也签署批准了一些重要的国际刑法公约,因此负有通过国际立法和执法实施条约的国际义务。针对法人犯罪问题结合国际公约中法人责任的规定，评析我国立法中有关法人违法犯罪行为的责任体系，包括单位犯罪和行政违法行为责任的立法现状、存在的问题、与国际公约规定的差距以及需要完善之处。     

论对“绑架犯罪既遂后释放人质”的处理

绑架罪的既遂以绑架行为实际控制人质,将人质置于行为人实际支配之下为标准。因此,根据我国犯罪中止的一般理论,行为人绑架犯罪既遂以后又释放人质的不能成立犯罪中止,属于犯罪既遂后的悔罪表现。为了保障人质的生命、身体安全,鼓励犯罪人及时放弃犯罪,防止社会危害性进一步扩大,对于绑架犯罪既遂后释放人质的情形,国外刑法和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已经将其作为减轻处罚的情节加以规定。从刑事政策和立法宗旨考虑,应当将＂释放人质＂解释为我国刑法修正案（七）规定的＂情节较轻＂的情形,但应将＂释放人质＂限定为出于行为人自愿,且必须将人质释放至安全场所。     

论我国刑事搜查制度的完善

刑事搜查是侦查措施的一种,属于依靠强制力的国家行为。由于其可能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即住宅和人身自由不得侵犯的权利,故各国法律均对搜查制度予以严格规定。本文通过对刑事搜查的基本界定,阐述刑事搜查的基本原则,结合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刑事搜查制度的比较,将刑事搜查的分类予以明确,并通过了解与搜查相关的非法证据排除以及救济规则,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发现刑事搜查在我国立法和司法中的问题,借鉴他国合理合法的做法,为我国刑事搜查制度的完善针对缺陷提出一些建议。     

我国社区矫正的性质反思：从刑罚到刑事政策

在我国,社区矫正诞生于刑事司法实践.社区矫正的早期试点被视为回家服刑,社区矫正的性质被认为是一种非监禁性刑罚执行活动.对此,我国学者质疑之声不断,一种新的观点应运而生,即从社区矫正教育改造罪犯、预防犯罪和防卫社会的视角出发,主张社区矫正是一种社会防卫或保安处分措施.但前者存在拘泥于传统刑罚的强制性、严厉性之嫌,而后者又有社区矫正被泛化、扩大的倾向和司法实践操作难题.因此,理性的社区矫正性质界定应基于刑事政策的视角,即我国社区矫正是一种刑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