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无小大，用之者小大之耳”——论颜元的圣贤观及其借鉴意义

颜元是我国清初杰出的实学教育家，他认为人才是国家富强的关键。他提出的“斡旋乾坤，利济苍生”以“为”与“用”为标准的价值评价观，可谓“王道无小大，用之者小大之耳”。这对今天的人才选拔都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范仲淹的人才理论与实践

范仲淹有系统的人才理论，又有兴教、育才、举贤的丰富实践。他重视人才，主张在重德的前提下重才，注重经邦济世的实用人才，也注重起用犯过错误的才使之士。他一生始终不渝地倡教兴学、乐育人才，更热衷于荐贤举能，许多活跃在北宋中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与军事家，都出自范仲淹门庭，或受过其举荐与诱掖。范仲淹的人才理论与实践，有许多值得我们吸取的有益借鉴。     

毛泽东的人才观

毛泽东同志历来高度关注人才问题，在人才标准或培养人的规格问题上，他始终坚持“德才兼备”、“红专统一”；指出人才要在认识和改造世界、改造客观和主观世界的统一中成长；强调人的发展是一个主体能动积极的过程，要给学生以学习的主动权。     

论韩愈的人才观

韩愈是唐代人才问题专家。在许多文章中,他论述了“为国家树根本之道”的重要性,分析了如何使用人才、人才缺乏的原因等问题,并举荐和培养了大批人才。     

范仲淹的人才理论与实践

范仲淹有系统的人才理论，又有兴教、育才、举贤的的丰富实践。他重视人才，主张在重德的前提下重才，注重经邦济世的实用人才，也注重起用犯过错误的才俊之士。他一生始终不渝地倡教兴学、乐育人才，更热衷于荐贤举能，许多跃跃在北宋中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与军事家，都出自范仲淹门庭，或受过其举荐与诱掖。范仲淹的人才理论与实践，有许多值得我们吸取的有益借鉴。     

葛洪论道俗两家的嫉妒

东晋葛洪在其著名的道教理论著作《抱朴子》中所表现的有关嫉妒的思想，具有玄学、佛教与道教兼融并蓄的时代特征及杂以各家之说的特点。他借汉吴之题，托古刺今，希望引起统治者对东晋社会严重的嫉妒问题的关注。他一生力倡“不嫉妒胜己”，将其作为全友之道与求仙之戒。他在我国嫉妒认识史上，第一个以鲜明、简练的语言对嫉妒心理的幸灾乐祸特征作了概括。他告诫贤能之人要识时知止，避免妒害。这些。均表现了他道家的待时而动、积极入世与社会批判思想。     

黄宗羲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兼论黄宗羲的学术民主思想

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的科举制度,到明清两代,弊端已经充分暴露.黄宗羲对科举制度的批判集中在败坏人才与禁锢思想自由上,即"破坏天下之人才"与"限以一先生之言".他的结论是"举业盛而圣学亡".经世致用与学术民主是黄宗羲心目中"圣学"的核心.他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是为了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风与倡导学术民主,期望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黄宗羲强调"道非一家之私",以为通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可以达到较为正确的、全面的认识.他期望能出现"各持一说,以争鸣天下"的格局.     

鲁迅人才观当代价值透视

鲁迅先生是“一位以身作则的伟大教育家”，在他的教育思想中明确表达了他的“人才观”：一、全面均衡的发展力，二、独立自主的思考力，三、积极自觉的实践力。鲁迅先生强调的知行并重、德才兼备、通专结合、文理渗透的人才观，不仅对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影响，而且至今放射着异彩，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人才立国之大本也(下篇)——文廷式人才思想初探

人才兴国是文廷式变法维新思想中的核心内容之一。他对晚清人才稀乏的原因进行了全面的深刻的分析,提出了“达民情、教人才,乃立国之大本”的主张,并就如何培养国家急需人才,提出了与时俱进的卓越见解,并为之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如何充分发挥学生班干部的作用

“治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班干部是班级的具体管理者。如何发挥他们的积极主动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学会做人，学会生活，学会求知，学会审美，这是每一个班主任不容忽视的课题。     

龚自珍、魏源眼中的康乾盛世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出于爱国的激情,魏源和龚自珍都不遗余力地歌颂康乾盛世的辉煌成就,同时又用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康乾盛世,从而为时人勾画了一幅盛世转衰的画面。     

“朱耷八题”续三

八大山人曾否亲身参予抗清军事活动，言人人殊，向无定论；又其五十岁前之编年史缺环颇夥，空白甚巨，且于清顺治五年左右、康熙十三年前后等重大历史关节点内，盲点、疑点、误点过多，积成朱耷生平谜中之谜。本文首揭朱耷师兄一浊即南昌中洲龚夔一足，龚一足“中洲”家世及其“茶陵”抗清逸史发覆，为深切了解朱耷旧传在进贤介冈灯社与奉新芦田耕香院“竖佛称宗师”廿九年间丛林秘史真相及动向，提供了首个可靠的参照系。     

朱维铮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朱维铮论乾嘉学术时,善于总结乾嘉汉学与西学的关系,并揭示乾嘉学者在学与政之间的矛盾心理。在对晚清学术论述中,朱维铮盛赞龚自珍和魏源理论创新的勇气,指出康有为与章太炎都是晚清学术史上的关键人物。朱维铮纵论20世纪清学史研究的历程,重点比较了章太炎与刘师培清学史研究的异同和梁启超与钱穆清学史研究的不同旨趣,还总结了周予同清学史研究的贡献。     

论梁佩兰的“独醒”与其仕清之选择

梁佩兰为“岭南三大家”之一,年轻时即热衷仕进。他积极入仕新朝,与他对明末清初的局势的认识有着一定的联系。他认为满清军队已经基本上占领了全国,仅凭岭南一隅已不可能再有作为。甚至嘲笑一些抗清志士行为迂阔,于事无补。自己则希望趁各方政治势力都急需人才的时候,及早入仕。闲吟牡丹,不说兴亡是他对明末之事采取的态度。由于这种心迹不便宣讲,致使他产生强烈的孤独感。这种心迹是当时许多入仕新朝者所共有的,因人人讳言,反而使梁佩兰的这些作品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成了解读时人心态的不可多得的作品。     

高拱是“俺答封贡”的主持者

明隆庆后期发生的俺答封贡,是中国古代边疆史和民族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解决该事件的主持者和决策人问题上,许多学者均认定是张居正,然而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从解决该事件的决策者所处的政治地位、在封贡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明清历史文献的记载等方面来考察,其主持者和决策人是高拱,而不是张居正。高拱主导了俺答封贡事件的全过程,他是解决该事件的真正决策者。     

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美学特征及成因

从美学内容、表现方法等方面论述了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美学特征以及审美情趣的裂变对才子佳人小说创作所起的作用。     

明清之际的政治认识思潮

明末清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推动了一大批仁人志士对传统的政治思维和权力结构进行再认识。所以要认识明末清初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就不能仅仅只从一个思想家入手,这样做很容易受文本语境的限制而误读其思想的真正内涵。本文通过对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的政治思维命题的内涵分析,指出看待他们思想的时候,不能脱离中国具体的社会环境,同时更不能脱离由中国文化所传承和培养起来的知识世界,要看到深层的时代气息,在时代的呼唤下形成的一个具有整体性的潮流。他们的政治反思思潮在传统话语的背后暗含的是个体精神的彰显,是对社会正当性的追求。     

“说剑”情结与“速死”心态—关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一点思考

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既和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更和知识分子对自身的职责定位以及自身如何处理与统治者和民众的关系有关。遗憾的是，对此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找到正确解决的途径，反而在一次次的政治斗争中沦为权力机器的工具。由此导致很多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使命和前途感到迷惘甚至绝望，龚自珍由渴望“说剑”而最终回到“吹箫”；章太炎因国师梦的破灭鬲产生“速死”心态，即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最佳例证。也许，中国知识分子只有首先做好对自身的文化启蒙和精神解放工作，才能谋求成功扮演历史赋予的角色。     

晚清藏边民族纠纷解决中的角色职能析论——以光绪年间循化厅所辖藏区为例

晚清藏边民族纠纷解决中,看似杂乱的角色分配对象,若以其角色职能爬梳甄别,便可脉络清晰。以光绪年间循化厅所辖藏区为例,在民族纠纷解决中,直接参与的角色分配对象有循化厅之下属抚番府、营、县、营汛、司、所;寺院中嘉木样、新旧昂锁、红布、具有威望的活佛、熟知番事的喇嘛;民间的部落头人、乡老、邻里等。但是,按其角色职能进行归类,可以分为谕饬、讲说、弹压;勘查、缉捕、调兵;研讯、保释、鉴结,这些角色职能同时也可以反映出民族纠纷解决的基本程序。     

论北齐文宣帝高洋之用人

关于北齐文宣帝高洋，我们所熟知的是他的残暴荒淫。但高洋在用人、政治、军事等方面拥有相当高的才能。高洋用人能够不拘泥于民族界限，只以是否有利于稳固统治为判断标准，知人善任，一大批汉人或汉化人士如杨惜、高德政、高隆之、杜弼崔暹、崔季舒等被他拢入核心政治圈，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高洋对于鲜卑勋贵犯法者，也决不姑息，并能够把佞倬小人排斥在政治圈外，取得了良好的实际效果，这也是北齐能够在高洋统治时期达到鼎盛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