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之道的传承与发展变化

自先秦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来,儒家之“道”就一直被后人言说着。南朝刘勰、唐代韩愈、清代章学诚都曾作有同名《原道》之文,追本求源,探寻儒家之“道”,体现出他们对儒家之道的不同理解,也从宏观上丰富和发展了儒家之道的内涵。     

辟枉解蔽 批儒尊孔

荀子因应战国后期思想界话语环境的变化,展开了批判先秦诸子之历史活动和思想主张的学术活动。这些活动主要有辟枉、解蔽、批儒等方面内容。荀子期望藉此彰显绍述孔子学统,尊孔隆礼,“净化”儒家理想人格,廓清儒学发展的道路和儒家门户。这种学术批评实践,排除了其他学派对儒学可能造成的非理性渗透和侵蚀,对秦以后儒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厘清方向的作用,并使其避免了其他先秦诸子之学的命运——退向边缘或走向消解。     

从《中庸》看先秦儒家的君子之道

先秦时期,＂君子＂被孔子赋予道德方面的含义,并成为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表征。结合《中庸》所论＂慎独＂、贵＂诚＂、＂时中＂等思想,正可一窥先秦儒家所倡导的君子之道。作为先秦儒家道德学说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君子之道对中华民族的人格价值取向影响深远。     

试论先秦儒家与法家义利观之比较及其当世价值

先秦儒家、法家作为诸子百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学派,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源远流长。义利之辩自古有之,而先秦儒、法是源头,对后世义利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义利观的问题上,在两家都认为"利欲之心"是"人之本性"的基础上,又有不同的侧重点,进一步比较分析、挖掘借鉴其丰富的义利观内涵,对构建和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义利观,促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融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先秦儒家诸子“正名”逻辑思想探微

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中国先秦儒家"正名"学派,其"正名"逻辑思想是一种重视内涵性的概念逻辑系统。他们在许多方面提出了独特的新见解,充实和发展了儒家"正名"逻辑理论学说。     

在先秦儒家《诗》学的链条中观照《孔子诗论》

《孔子诗论》是距今大约2257年左右,即公元前三世纪的重要出土文物。它对《诗经》学中的基本概念,如"风"、"雅"、"颂","诗言志",作出了明确的阐释,在《诗经》发展史上,是儒家诗学系统的产物。在先秦儒家诗学的发展链条中,它在孔子与孟子之间补充了一个新的环节,从而为研究先秦儒家学派对《诗》的继承与创新的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先秦儒家义利思想的基本精神及其现代价值

义利说 ,是先秦儒家“第一义” ,其义利思想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义、利何者为第一性 ;义利之辨证关系 ;如何运用义利观治国理财。先秦儒家义利思想的形成是以人性论为哲学基础的。在现代经济社会中 ,先秦儒家义利思想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子夏子思之学与法家思想的融通

儒法至汉晋方得以合流,而早在先秦,子夏子思之学已与法家有融通之处。子夏氏之儒的行事及思想或许正是法家任法与专制理论的源泉。子思"牧民以利"更与法家功利思想如出一辙,儒简"定纷止争"譬喻的记载即是儒家子思学派与法家思想融合的印证。     

先秦纵横修辞思想探微

先秦是中国古典修辞思想第一次大融汇的重要发展期，其中纵横学派吸收了诸子各家的修辞思想精华，具有自己独特的形式和内容，在修辞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先秦后期修辞思想的关键代表。文章从其地位、思想策源、内容等多方面对先秦纵横修辞思想做了一些探讨，并发表了个人的一点意见。     

夏庭芝戏曲美学观发微

《青楼集》是一部记述元代戏曲演员的生平事迹、演出情况及表演风格特点的专著。书中载录的演员特别是女性演员的身上,亦寄寓着夏庭芝丰厚的戏曲美学观,其主要表现为容之“妍”美、学之“实”美、品之“雅”美、唱之“音”美、舞之“韵”美、白之“谑”美等。夏庭芝的戏曲美学观丰富了我国古代戏曲的表演及美学蕴涵,在中国古代戏曲美学史中产生着积极影响。     

荀子诗学述论

荀子系统总结了先秦儒家各个学派的成就,构建了自己一套完整的诗学理论.荀子规范了"诗言志"概念的内涵,剔除了其中的情感因素,将儒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纳入到这一理论中,是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说发展到汉代儒家诗教理论的中间环节.他不仅提高了<诗经>的地位,而且在讨论<诗经>时将礼贯穿其中,认为学习<诗经>是为了认识并实践礼.荀子引<诗>主要是为其礼义学说服务,是先秦儒家将<诗经>政治化的典型代表.     

夏庭芝戏曲美学观发微

《青楼集》是一部记述元代戏曲演员的生平事迹、演出情况及表演风格特点的专著。书中载录的演员特别是女性演员的身上，亦寄寓着夏庭芝丰厚的戏曲美学观，其主要表现为容之“妍”美、学之“实”美、品之“雅”美、唱之“音”美、舞之“韵”美、白之“谑”美等。夏庭芝的戏曲美学观丰富了我国古代戏曲的表演及美学蕴涵，在中国古代戏曲美学史中产生着积极影响。     

先秦儒家文艺观中的中和之美

“中和之美”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文艺理论思想。最早见于先秦儒家的有关论述，它倡导人们为人处事恰如其分，节制感情，强调事物的和谐，这一文艺思想一方面打上了时代烙印，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另一方面它所倡导的这种讲究适中，均衡的“中和之美”。给后世的文艺带来深远的影响。     

浅议名实

本文运用语言文化人类学的视角,通过审视儒家文化典籍中普遍存在的"名"实"现象,"名"义"之辩,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发韧期,即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转折、思想大爆炸阶段的社会和思想变迁。就先秦儒家代表人物文献中名义关系的论述加以历史的回顾,从中感悟和回应思想裂变时代,儒家学派如何就社会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名实等作出自己的表述,从语言、思维和文化之间关系切入思考,从中求得一些有益的思考和借鉴。     

王何玄学与正始文学

本文从玄远之美、绵密之美、简约之美、骈偶之美论述了王弼、何晏的玄学与正始文学的联系。     

先秦儒家民本思想源流述略

民本思想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作为中国古代极具进步性的思想主题,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先秦儒家学者的实践,着重从文献整理、文化交流、社会现实三个角度,追溯先秦儒家民本思想之渊源。     

先秦儒家义利观新探

先秦儒家伦理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其中义利观是一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儒家经典中,就是所谓的“义利之辨”。朱熹视之为“儒者第一义”(《朱文公文集·与延平李先生书》)。 有人认为,先秦儒家义利观就是重义轻利。更有甚者,有人不究全部内涵和精神实质,仅仅抓住重义轻利的抽象概念,并赋予一种狭隘的理解,便笼统否定,大加挞伐。有鉴于此,本文本着求实的精神,对先秦儒家义利观作一历史的考察和辩证的分析,以还其本来面目。 “义”的原意为礼仪的仪,后来假借为适宜、合宜,即人生活动,人际关系中的应当和准则。先秦儒家所说的“义”,一般是指道德上的应当、应该。“义者,宜也”(《中庸》)。义在与私利相对时,意谓国家、天下之大利,也称作“公义”。“利”的本意为锋利,后引申为利益、好处、财利。先秦儒家所说的“利”,一般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物质利益和功利,有时是专指个人的私利。所谓义利观,就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关于道德行为与物质利益关系问题的认识或看法。综观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荀子关于义利观的经典论述,我们不难看到,先秦儒家的义利观有着丰富的内容。把这些内容归纳起来,笔者认为其主要观点是:     

先秦儒家伦理政治观探析

本文从先秦儒家伦理政治观的形成与发展入手,探讨了先秦儒家伦理政治观的主要内容,分析了先秦儒家伦理政治观的产生的主要原因,并对先秦儒家伦理政治观的地位进行了评价。     

中国现当代美学三大家美学观点之历史比较

在中国当代美学论坛上,朱光潜、蔡仪和李泽厚先生被公认为中国美学研究的三大家,他们分别是20世纪30年代、40年代、50年代美学的代表。朱光潜先生持唯心主义美学观,认为美即欣赏,是人们心中的看法,是把主客观统一于心的结果;蔡仪先生确立了唯物主义美学观,认为美来源于客观世界,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李泽厚先生提出了社会实践的美学观点,认为美是人创造的,是劳动实践的产物。这些美学大家的思想体现了美学学科历史发展的传承性和扬弃性。从历史的分析入手,比较各家美学观点的异同,有利于理清中国美学的发展脉络,为当代美学的发展提供借鉴。     

论先秦儒家经权思想

先秦儒学中经与权的关系,与群己、义利之辩紧密地联系着,是先秦儒家哲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不同的儒家思想家对经权关系的阐释不尽相同,但作为先秦儒家整体趋向的则是在强调经即道德原则绝对性的同时,没有否认权变,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权即道德原则相对性的确认。在经权关系上,先秦儒家的思路大致预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对作为经之本的仁义的普遍制约性的强调,蕴含着导向独断论与权威主义的理论向度;其二,对权即道德原则相对性的确认,又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独断论与权威主义的内在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