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和鲁迅:何其芳的两个精神镜像

周作人和鲁迅可以说是何其芳精神生长中的“旧我“和“新我“两个自我镜像.何其芳对周氏兄弟的区别性接受体现了他政治信仰的微妙关系,可以看出他从自我道德觉醒、自我改造、进而改造别人的心路历程.     

“药草堂随笔”与周作人的战时心理

知识分子的独立和入世精神保证了非常时期的周作人有意的自我调适及疗救,展开他一直信奉的伟大的捕风的启蒙运动。事变后,周作人选择留平而非南行,很大程度上是他人生主义的儒家思想的结果。在药草堂随笔中,周作人借人情物理来释放他因对于旧思想、旧道德的震惊而产生的紧张感和压力感。药草堂随笔记录传说中的人与事,含了保存与维护的悉心,替破坏中的国家敛聚精气。在周作人看来,传统或传说的资料或是民族复兴的根基。     

论斯威夫特对周作人散文创作的影响

周作人认同斯威夫特对社会、人性“掐臂见血”的辛辣批判,也欣赏他使用的“反讽”这一修辞策略,而更感兴趣的则是两者的结合,这契合了周作人思想性格、人生哲学与文学趣味中“流氓与绅士”、“铁与温雅”的对立与统一。     

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及和诗“潮”的解读

1934年周作人五十寿辰做了两首打油诗发表在《人间世》创刊号上,此诗一出众文人纷纷来和,甚至因此引发了一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左翼文人的交锋,可谓现代文学史上罕见的现象。此诗貌似闲适,实际是自有苦味,而众人的相和既有险恶环境下的同病相怜,有据自己立场的误读,也有真正对周作人的知,而由此引发的争论则折射出三十年代知识分子阵营的又一次分化。     

中国现代作家的生存环境与现实选择

中国现代为通过社会革命建立一个现代的国家政治制度提供了良好机遇，从这一生存环境和文学审美观念出发，中国现代作家的三种选择具有代表性：一是以鲁迅等为代表的自觉将自身的文学活动与时代意识形态主题相联的作家，执着于或启蒙、或救亡、或启蒙与救亡并重，自觉回应一日千里的转折时代对文学责任的义务的呼求，对中国现代意识形态主流建设乃至社会革命都做了巨大贡献；一是以前期创造社作家等为代表的执着于“为艺术”的人们，人们尽管深恶中国现代黑暗的社会现实，但反对文学的功利性，执着于文学之“美”、“纯”的追求，这类作家的创作不但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殿堂，而且也无悖于作家的“职业”要求，何况其中还有一个发展转化的问题，所以，对此应予基本肯定；第三种选择是一种有愧于“作家”称号的选择，如周作人等人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的“叛卖”、“附逆”，除铨等出于某种政治与商业利益，置基本的道德与人格于不顾的文学游戏者。     

周作人与小泉八云的日本社会观之比较

周作人和小泉八云均于明治时代后半期来到日本,前在日本生活了6年,后长达14年。前以东方化为背景,后以西方化为背景,写下了大量有关日本的述。他们均对日本社会做过认真的观察和研究。对周作人和小泉八云的日本社会观加以介绍和比较分析。     

文化人类学对周作人译介古希腊文学的影响

作为五四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周作人深受当时西方方兴未艾的文化人类学的影响。文化人类学理论对周作人的人文思想和翻译活动,尤其是对古希腊文学的翻译发挥着深远的影响。他全景式地译介了希腊的神话、诗歌、戏剧,力图全面展示古希腊人的生活、思想、艺术、人生观、世界观,借以开启民众、教化大众。     

论周作人序跋文的文体创造——以《苦雨斋序跋文》为例

序跋文是周作人散文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散文文体的一个分支,从侧面丰富、深化了对周氏散文文体创造力与风格特征的认知,是解读周作人的一个重要向度。表述方式、文体风格、文学语言三位一体,相生相成,共同呈现了周作人序跋文体独特的审美创造,使其真正成为中国现代散文的亚类型体式,具备鲜明的文体特征和审美价值。     

民国怀旧背景下的周作人研究——以舒芜、钱理群的研究为个案

新时期以来的周作人研究，由沉寂而一度成为学术热点，有学术因素，也有非学术因素。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现象，应置于民国怀旧背景下来考察，从而理解现代学术与现代学人的文化症候。     

尺牍:一种文体的接续与转化——以《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为中心的讨论

中国古代文学中有很多文体,像启、表、疏、檄、碑、制、铭、赞、颂、墓志铭等等,随着社会发展、文学演进和文体功能的衰退,已经逐渐消失了;而一些历史悠久的文体至今还葆有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如尺牍(书牍),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书信,在现代社会、现代文学中,仍然有它不可取代的文学价值。沈从文的《湘行书简》就是如水墨画般的一组美文;而近期出版的《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不应仅当作文学史料看待,它是一部现代散文精品集,是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美文,它在内容和形式上接续了中国文学中的尺牍传统,并作了现代的转化与创新,是一种新式尺牍的集成,确立了尺牍这一古老而独特的文体在现代文学史中的价值和意义。从文体的角度开展现代作家尺牍、书札研究,以周氏兄弟为中心,旁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张爱玲、沈从文、俞平伯、废名等等作家,也许不失为一条研究路径。     

鲁迅与中国当代通俗文学

鲁迅个体生命的精神价值及艺术创作,构成了目前中国最具魅力的人文景观,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当代通俗文学,他激发了当代通俗作家洞察世事、把握真实的充沛灵感,当代通俗作家以开放的艺术眼光和胸襟在继承鲁迅的基础上,创造了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通俗文学。     

鲁迅与《现代》杂志

《现代》杂志先后由施蛰存、杜衡、汪馥泉任主编。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刊物,其与鲁迅有着紧密的联系。鲁迅不仅时刻关注着它的发展,还积极为其撰稿：积极开展对“第三种人”、“小品文”的文艺论争;借萧伯纳访华,揭露文化界的伪善;通过翻译外国文学的实践表达自己的翻译现;悼念“左联”五烈士,控诉国民党的恶行。《现代》显示着它的独特性,与现代文学、作家一同丰富着文学史进程。     

鲁迅与胡适的个人主义思想之比较

鲁迅和胡适是20世纪初期的启蒙思想家，他们在早期都宣扬个人主义，呼唤人的解放。同样名为个人主义，其思想内涵有相似之处，有与西方个人主义基本精神相一致的内容，也有按照中国实际改造过的内容。因此，在五四时期两人是同道。但是两人的思想在不同精神资源的影响下也存在差异。     

论周氏兄弟的早期翻译

1909年《域外小说集》的出版是周氏兄弟在晚清最重要的文学活动。在《域外小说集》中,周氏兄弟审慎地选择了代表唯美主义、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世纪之交文艺思潮的小说作品,来践行以文艺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目标。《域外小说集》能够在1909年出版,与周氏兄弟之前较长一段时间里在翻译领域的摸索和准备是分不开的。周氏兄弟的早期翻译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03—1906年是裹挟在晚清译介潮流中的摸索阶段。在晚清译界登场以后,周氏兄弟大致选择了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进行翻译。1906—1908年是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的酝酿阶段。在合作翻译《红星佚史》的过程中,他们提出了“文以移情”的翻译理念。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此时他们开始关注俄国文学。周氏兄弟最早关注并认真译介的弱小民族文学是匈牙利文学。     

所谓名士:周作人性格中的自私与冷漠

作为文化人的周作人以温文尔雅著称,而在处理家庭关系、选择人生定位时他却展现出了性格中自私与冷漠的一面。这种自私与冷漠主要体现为两点:其一是周作人从获得现实利益的目的出发任由兄弟感情走向破裂;其二是周作人于国难当头之际放弃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节而委身敌营、为虎作伥。最终,周作人咽下了由性格缺陷所酿的苦酒,受到了历史的惩罚。     

周作人钱钟书有关文学史论争之述评

周作人试图以“言志”与“载道”建构一部中国文学史，钱钟书则认为“言志”与“载道”分别对应两种文体，即诗歌与散文。经过几番论争，两人各有坚持和妥协。在论争的背后，则隐含着两人不同的思想方式。     

生命与生存之思:鲁迅与米兰·昆德拉比较

鲁迅与米兰·昆德拉所处的时代不同,但是由于社会环境、时代氛围和文化背景有着大致相似之处,因此他们在小说形象塑造、文化品味上表现出了许多精神上的同构,他们都塑造了知识分子孤独者形象和争取个性解放的女性形象,都强烈地反对专制制度,关注在这种专制制度下人们的生存困境。     

鲁迅小说创作中的中国传统家族文化例说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鲁迅的小说有着重要的地位,实现了中国小说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同时,鲁迅也是中国现代家族小说的创始人。虽然《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等不是中国家族小说的典型,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它们所反映的鲁迅对中国传统家族文化弊端的批判管中窥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