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学"构建之我见--关于金庸研究的一点思考

文章首先探讨了构建"金学"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多元化的时代大背景已为"金学"体系的构建提供可能,构建"金学"体系不仅在宏观上可以为今后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帮助,而且在微观上可以纠正人们对待大众文化的狭隘心态.其次,文章分析了"金学"体系的内容组成,认为真正的"金学"应该是"以金庸及其所有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其内容最起码应包括创作主体研究、作品本体研究、作品接受研究和对金庸及其作品研究的研究这四个方面.最后,文章对如何构建"金学"体系作了具体阐述,认为只有坚持唯物主义的原则和"真"、"善"、"美"的标准,我们才能树立科学的治学观念,运用正确有效的治学方法,构建真正意义上的"金学".     

拷问理性——试论金庸后期作品的思想内涵

金庸后期作品的思想内涵与他前期和中期作品是很不相同的，他笔下的人物也从理念式的“前英雄”、人格神式的“英雄”，发展到了真正人意义上的“后英雄”。创作上发生的这种蜕变，与金庸此时的思想变化有关，这段时期，他对绝对理性以及传统儒家理性进行了反思与拷问，并试图通过对理性的反思与批判达到重光理性的目的。     

冯其庸谈金庸

1996年11月11日,海宁市《金庸研究》首发式暨“金学”研究讨论会在海宁举行。我有幸参加了这次盛会,更有幸聆听了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谈金庸作品研究的精辟见解。 冯其镛先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教授,中国红学会会长。他在1986年《中国》第8期发表的《读金庸》一文,是国内研究金庸作品的早期文献,具有开创     

西方文艺对金庸的影响

近年来，国内国外对金庸小说，“金庸现象”的研究越来越深刻，但始终没有人就“西方文艺与金庸”做专门的研究，本文从艺术表现手法、人物形象、悲剧意识三个方面论述了西方文艺对金庸创作的影响，并指出金庸在武侠小说的创作上之所以取得伟大的成就，这和他对西方文艺的接受也有很大的关系。     

金庸小说赏析活动

金庸图书馆的落成，极大地改善了我校的教育设施。而金庸作品，深得我校师生的厚爱。为提高广大读者的文学鉴赏水平，1994年11月，金庸图书馆、校报编辑部和中文系联合举办了“金庸小说赏析活动。”整个活动由“有奖征答”、“文学评论”、“专题报告”三项内容组成。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金庸现象的一种解读

金庸小说盛行已久,但大陆金学研究起步较晚,虽有北大教授严家炎、红学专家冯其庸鼎立支持,然总的格局仍不够开阔。学术界一直将眼光聚焦于文学内部,从文学属性、文学地位、文学审美价值等角度评价金庸小说的论文、专著着实不少,金庸百家谈不仅没有为“金庸热”提供合理的解释,似乎更是把这一文坛神话带进迷宫。本文无意再去挖掘作品的文化底蕴、艺术成就、思想内涵,而将研究基点定位于接受现象的考察,通过对其传播的政治气候、经济形势、文化心态、受众心理的梳理,还原一段真实的故事。金庸现象只不过是特定的传播时代的产物,与传播氛围息息相关,借助传播大势和金先生的超人才智共同造就了20世纪后50年代众人瞩目的宏大气象。     

论金庸武侠小说《白马啸西风》的实验性

《白马啸西风》是金庸的一个实验性的小说文本。其实验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跨文体实验和反武侠倾向。在该作中,作者有意无意地融入了影剧、童话、民谣、神话、寓言等多种文体因素,从而使之在总体风貌上,呈现出明显的跨文体性。同时,《白马》还是金庸开始走向“反武侠”进程的一个转折性作品,其反武侠倾向甚至超过历来被公认为他这方面的典范之作《鹿鼎记》。作为一个实验性作品,《白马》虽然在叙事上存在许多缺憾,堪称是金庸所有作品中叙事上最不圆熟的一部,但对金庸此后的小说创作有着重要意义。     

以“风”为文——论林白的创作

本文从“风格”的角度展开思考，将一向为评论者忽视的林白“乡间”题材的小说同时纳入分析范围，全面考察林白作品的文本结构、意义生成和林白的创作姿态。文章认为她的作品可以被称为“风”体文本，并以此将林白的小说分为“风习歌谣”和“女子‘怨’诗在当代的极端书写”两类，论述了其中具有结构意义的重要因素。     

文章学要在比较研究中争独立求发展─—评周楚汉的《比较文章学》

比较文章学是“未曾涉猎和开垦过的”领域，周楚汉的新著《比较文章学》通过横比、纵比、外比、内比，“初步构建了比较学的内容体系”，明确了文章学的研究对象，为文章文学的分野立了新功。     

贾三近四考

80年代初，张远芬先生率先提出《金瓶梅》作者“贾三近说”，在“金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本文试对贾三近生卒、仕宦、交游、创作诸方面进行一番索要钩沉，以飨读者。     

金庸群侠传online勇闯侠客岛

金庸又推出新版本了!这次则是将版本推到了侠客岛,在金庸的所有作品中,《侠客行》算是曝光率较少的一部作品(不管是在改拍电影、电视剧或游戏),因此里面的主角的大名就不见得是众口皆知了。但本云很喜欢这部作品啊,一大半的原因得归功于李白的那首“侠客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看来网络游戏真正把李白先生的诗句给实践到底了。     

金庸的“化功大法”——论金庸武侠小说的反暴力倾向

武侠小说“命中注定”具有暴力色彩和血腥味，金庸的新武侠小说也不例外。但金庸高出一般武侠小说家的地方在于他“发明”了许多化解武功暴力的心法——“化功大法”，计有武功艺术化、武功打斗嬉戏化、武功性格性情化、女性美、爱、逃、佛、死等八种。这些“化功大法”显示了金庸武侠小说创作中的反（非）暴力倾向，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很高的价值。     

纪念陈直先生逝世20周年暨诞辰100周年学术座谈会述要

今年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陈直先生逝世20周年暨诞辰100周年。为缅怀这位长期从事秦汉历史和考古研究并为我国学术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一代宗师，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邀请历史界、考古界、文博界专家、学者50余人聚集一堂，于2000年6月2日举行了“纪念陈直先生逝世20周年暨诞辰100周年学术座谈会”。会上，专家学者就陈直先生的治学思想、治学精神、治学方法与学术业绩，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关于陈直先生的治学思想与治学方法，专家学者一致认为，陈先生从来不以考据自拘，而重视史实宏观和史实意义的阐扬，在“求真”这个基点上，陈先生关于秦汉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在客观上和唯物史观的研究在某些方面和某些点上达到了相同的结论；陈先生虽然没有系统地接触过西方学术界的人类文化学，但他著作中的方法论和若干的结论，不但含有人类文化学的某些内容，而且为我国人文学术规范提出了有益的参考；陈先生的历史学著作，在文献的考订和文物的鉴别上，他自觉地注意到将这些和社会物质运动和文化现象加以联系，构成他的主要学术特色；他提出的“搞人民史”的学术主张，同国外史家所谓的“自下而上”的研究取向，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从时间上看，陈先生还应是一位更早的先行者。     

明丽中的忧思——论柳宗元“文以明道”思想在山水游记中的体现

作为与韩愈齐名的唐代古文运动的主将,柳宗元在强调注重文章的现实内容的同时十分看重“古文”创作的形式美,认为只有被赋予情感、灵性和个性的作品才能传承于世。而作品的情感、个性来源于作家良好的审美修养并对人生有积极的态度。作家“文以明道”的文学观在对写景状物的山水游记中也不例外。     

从新民启智到述史治学——梁启超著传原因及轨迹之探析

文章着重分析探究了梁启超热衷于传记创作的初衷及思想发展脉络，认为其一生中经历了由新民启智而著传向述史治学而论传的变化，并由此对体现出来的传记创作特色和传记理论建树进行了简要论述。     

宫崎骏动漫作品审美探析

宫崎骏创作审美意识中较多地表现了其自身的审美价值取向，在作品中蕴含了现代意义上“善与恶”对立的思考。文章主要对宫崎骏动漫作品中所传达的审美观及审美主题进行探讨，试图揭示“善与恶”在宫氏动漫作品中的审美内涵，以期对审美现代性及艺术美学探索有所启示。     

“多情”的100分

前段时间，我曾在六年级的科文课上布置了这样一个作业：由同学们发挥想象，设计一幅充满幻想的作品，主题以“未来的……”为内容；除了拟好标题外，还要对创作的作品引文简介。[第一段]     

金庸小说生命意识初探

文章分“生之惑”、“生之艰”、“生之悲”三个部分,从“侠客”的“缺父”特征、“侠客”血缘关系的不确定性、“侠客”行为的局限性、“侠客”生存的“进退两难”、“侠客”结局的悲剧性等五个方面详细考察了金庸小说人物的动态生命进程,认为由于独特的人生际遇,金庸产生了“远离中国文化母体中心”,“丧失自身文化根基”的危机感,同时,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思潮也对生活在香港的金庸形成强烈的文化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金庸借助其小说,展现了独特的生命意识,即“生命的本质是荒诞的,人生充满无穷无尽的痛苦”.     

激发学生情感，促进中学语文教学

语文教学只有激发学生的情感，学生才容易进入课文情境中去。将文中细致的情感因素传递给学生，激发学生的内在感受，应该是情感教学的关键之处。在课堂上我们要紧扣作品，真正吃透作品，把作品所提供的人物、情节及其他相关内容化为教师娴熟而又饱含真情的展示。教师的教其实也是一种再创造，“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只有从情入手，才能体会到文章中最有价值的一面。     

崇尚“自然”——试论刘辰翁文学创作观

从刘辰翁的创作与文学评点实践看，崇尚“自然”可以说是他的文学创作观。它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创作主体（作者）情感之自然：“不平则鸣”、“真”；其二，文章思想（内容）之自然：“兴寄深厚”、“风雅”；其三，文章行文（语言）之自然：“诗无改法”、“天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