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正宗》编纂与清初朱学道统的建构

窦克勤的《理学正宗》是清初学术史上一部独具特色的思想文献，其编纂有三方面特征：一是人物选择以朱熹为中心，通过为朱熹师承及后学立案的方式展现宋明朱子学发展面貌；二是文献摘录取先儒切要处，在编排中遵循朱熹拟定的著作次序，注重先儒对经的注解，体现出与清初经学转向的互动；三是按语选择上以朱熹及程朱理学者为中心，又引心学学者之语以佐其评价的客观性。总之，《理学正宗》是清初“尊朱黜王”社会思潮影响下的产物，鲜明地表现了为程朱理学争正统的道统宗派意识。     

论孔子在先秦学术史上的地位

<正> 汉代以降,随着儒家学术与政治的合流,儒学遂以先秦的显学之一而凌驾于诸子之上,成为独尊之经学。在经学与通经致用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也自然地被神化为一尊政治偶像。自此而后,孔子的政治价值便掩遮了他的学术地位。经学的尘嚣声在树起一尊政治偶像的同时,也淹没了一位学术大师。然而历史毕竟是历史。当我们用追本溯源的历史解剖刀剖开萦绕在孔子头顶的虚华的政     

从经学的沿革看清初经学研究

清初,表面上程朱理学仍然是官方正统学说,但究其实质,清代的学术主流已非理学,经学在清代悄然迎来它的复兴时代。清初学者在反思宋明理学的过程中,认为性理空谈是导致国弱民贫的重要原因,进行了经学的重建,由理学纯粹思辨蹈空的风格向经学证实致用方向转化。     

儒学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其学术传播过程中出现过许多学术流派或学术思潮,以此为标志而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儒家思想学术传播的每一段落,均对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或推动,导致其时古代文学思潮、热潮或特定创作倾向的产生.上述情况可大致归纳为:孟荀的思辨风格与文学的宏辩思潮;两汉经学的琐碎传述与大赋的铺叙之风;魏晋玄学与文学的尚简嗜奇;两宋理学与文学的尚理倾向;明代理学复辟与文学尚理、阳明心学与小说的浪漫化思潮、泰州学派与小说的世俗化倾向;清代乾嘉学风与小说的炫耀才学.     

顺阳范氏家学学风考述

基于魏晋南朝时期的儒学衰微与经学不振,尤其是魏晋尚虚浮华、通达悖礼等时风对儒学的冲击,顺阳范氏整个家族自觉于儒学的振兴与经学的昌明,以其独特的家世经学与笃厚的经学信仰独行于玄、佛日盛的世俗。世代儒业的顺阳范氏在家传经学（家学）、学有专长的基础上,以儒家伦常一以贯之而又综通群籍,从而形成了迥异于这一时代的崇儒尚经与博学多通之家学学风。     

试论王学对顾炎武的影响

顾炎武痛砭王学,提倡经学,对扭转晚明空疏学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王阳明学说流行晚明中国社会近百年,顾炎武虽力矫阳明学之流弊,但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王学的影响。     

论刘歆与章学诚

章学诚在刘歆《七略》“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基础上，指出三代之学的特点是官师治教合一，六艺之学亦出于王官，切于世用。这与后世儒者专奉六艺以为经、由名物训诂以求道是对立的。章学诚对繁琐学风的抨击远承自刘歆，学主于用是两者学术思想的共同基质，但刘歆本于通经致用，而章学诚则是承自浙东学派一系的事功主义精神。     

曹元弼的《孝经学》研究

《孝经学》是晚清著名的礼学家、经学家曹元弼所编撰的《十四经学》之一,其编纂体例严格依照张之洞《劝学篇.守约》中提及的通经之"提要钩玄"法式,列"明例"、"要旨"、"图表"、"会通"、"解纷"、"阙疑"、"流别"七目。全书在《孝经》的文本与作者、微言大义、社会功用、《孝经》与群经关系、《孝经》研究的礼学化倾向等方面体现了曹氏独到的孝经观,其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马一浮国学观及其特色

因近年国学热而重被提起的马一浮，以六艺之学为国学，现今颇受推崇。但其国学观，在他那个时代，其实极为特殊，因而赏音也就较少。马先生之洞见及其学术宗旨，亦正需由他如何与众不同处才能看出。 故而从三个方面说明马先生国学观的特点。（1）说明其国学不仿拟西学，也不取法于西人之治学方法，甚且认为西方在文化上存在着大问题。（2）说明民国初年的国学运动皆依托大学，惟马先生反对现代大学体制，独欲以夏变夷，自办书院，讲说六艺。（3）再说明历来理学家较重四书，不甚治经学，故清儒倡言经学以反理学。民国时期讲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也自认为继承了清人治经之法，反对理学。马先生却是阐发群经大义的理学家，不只在当时无与伦匹，在整个学术史上也可独树一帜。     

王弼注经文风略论

正始学者对两汉章句之体进行革易,出现了《论语集解》等新的注经文体。在正始学风影响下,王弼打破两汉经学的繁琐破碎,其注经文呈现出诸多新特点。王弼注经文的特色为：圆融会通、灵活多变;长于思辨、致有理统;辞藻高丽、清通简要。王弼注经文风对魏晋注经文体、南北朝义疏体及魏晋名士清谈都有所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