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基因编辑的伦理问题

正编者按:2018年11月底公布的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实验引发了轩然大波,无论是科学界还是大众舆论都几乎一边倒地提出谴责,并激烈讨论此实验所涉及的技术细节和后果以及基因编辑活动的伦理规范和制度约束。本刊特针对该热点事件邀请国内数位专家学者撰文,以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反思。陈晓平教授倡议在生命伦理中引入"生殖系基因编辑禁止原则",并主张将这些     

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的伦理问题——基于桑德尔基因伦理思想分析

随着人类首例基因编辑婴儿的出生,科学界和伦理学界对该研究领域的探讨达到一个高峰。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基于桑德尔基因伦理思想对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的伦理问题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如下:安全、自由和公正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作为反对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的理由,但并非具有完全说服力;最为关键的理由在于人类改造自然的渴望、过度征服自然的欲望可能带来的对人类天赋掌控的伦理挑战。因此,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应该在严格管控之下进行基础性研究,由于人体试验和临床研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伦理辩护,应该暂停相应的人体和临床实验。     

从自然主义谬误到反自然主义谬误——兼论进化伦理学之困境

在休谟"应—是"问题的启发下,摩尔首创"自然主义谬误"术语,旨在反道德自然主义进路。在此基础上,弗兰克纳进一步区分了"逻辑谬误"和"定义谬误"。摩尔认为形而上学的谬误也是自然主义谬误的诱因,只是他将"善"的自然主义谬误延伸到形而上学的范畴,进而引发伦理学的宗教教权唯一性的争论,对此古尔德通过宗教和科学的权二分观点予以回应,但遭到进化伦理学者的反对,进而出现反自然主义谬误思潮,试图为进化伦理学辩护,但进化论在解释道德进化上仍显不足。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研究引发的伦理关注和规制策略

中国科学家发表的有关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研究的成果在世界科学界引发了前所未有的伦理关注,国际科学界很快对此做出预警性反应,并通过国际会议和联合声明等形式划定相关的研究"底线",禁止用于"生殖"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研究,探讨负责任地开展人类胚胎编辑研究的规制框架。     

元宇宙的哲学基础及其伦理问题——兼与翟振明教授商榷

元宇宙就是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相互作用的扩展世界，元宇宙的本体论原理是现实世界优先原则，其形而上学依据是先验自我的唯一性要求。由此派生出元宇宙的基本伦理学原则，即虚拟无害原则、虚拟自愿原则、虚拟可辨原则和禁止复制人类原则。“扩展现实”是翟振明教授首先明确提出的，但他坚持虚拟-现实对等原则，进而提出“造世伦理学”。他一方面主张本体自我的先验性和唯一性，另一方面却把更能体现这种唯一性的现实世界与不能体现这种唯一性的虚拟世界等量齐观，不分上下，这是理论上的不协调，并使其造世伦理陷于困境。     

自然价值论的分殊与超越

自然有无价值、有什么价值,一直是生态伦理学争论的焦点或热点问题;"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即劳动或实践,是人与自然从"分殊"走向"统一"的基础或桥梁;它为终结自然价值论的纷争与对抗,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释原则"。     

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问题及其实践理性批判

贺建奎宣布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诞生的消息,再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引爆了对于科学研究伦理的批判性探讨。从分析贺建奎研究的伦理问题入手,讨论当前基因编辑研究的伦理困境及伦理前路,进而探求基因编辑技术成为未来医疗手段的途径,对维护人类共同体的利益来说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也具有迫切性。深入的基础研究及临床前研究从技术层面上降低了研究风险,而健全的伦理审查制度及监管制度则在进一步降低研究风险的同时也为基因编辑研究的前路铺平了伦理道路。对此问题进行实践理性批判,具有重要的技术认识论和技术伦理学意义。     

无融合生殖固定杂种优势的研究进展和展望

杂种优势被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但是,杂种优势难以稳定遗传,每年都需要人工制种,耗费巨大。无融合生殖是一种特殊的生殖方式,能够产生与母本基因型一样的克隆种子或后代。人工创制无融合生殖有利于快速固定杂种优势,节约制种成本。近年来,随着无融合生殖相关基因的功能解析,以及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和成熟,人工创制无融合生殖技术逐渐发展,并在无融合生殖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因此,本文主要对人工创制无融合生殖技术的原理、应用进展和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综述和讨论,为无融合生殖固定杂种优势的研究和应用提供参考。     

人类基因编辑的伦理问题探析

与克隆技术不同,基因编辑技术打破了人类基因的自然性,对后代人生命是一种"强"控制,因而后代人的尊严受到着更大的伤害;克隆技术是在为后代人"复制"亲本的基因,而基因编辑技术则是在精准化地"设计"后代人的基因,因而后代人生物学特征的自主选择权被更加剥夺了;克隆技术被用于优生,只是在选择和复制当代人具有的"好"的基因,而基因编辑技术则可以制造和增强"优势"基因来助力优生,这会更加破坏人类生物学特征的平等性。因此,基因编辑技术在涉及人的尊严、后代人自主权和社会公正等伦理问题上,具有不可忽视的新的伦理挑战。     

从儒家的视角看生殖干预与人的尊严

生殖干预技术的广泛应用产生了一个重要的伦理问题,即应用这样的技术是否会侵犯人的尊严?很多中西方学者曾就此进行了深入探讨,然而远未形成一致意见。儒家伦理是一种非常有影响力的伦理学理论,对于人的尊严给出了明确论述,可以用来分析和解决有关当代生殖干预技术的一系列重要伦理问题。儒家的尊严概念包括普遍尊严和人格尊严两重含义。通过重构儒家尊严概念的两重含义及其道德要求,有助于回答两个曾引起广泛争议的有关人类生殖干预的伦理问题,即我们是否应当干预人的自然生殖过程?我们是否可以利用基因技术设计具有完美天赋的婴儿?儒家的尊严观为当代生殖干预的伦理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视角。     

人类基因技术的伦理合理性建构——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视域

以基因编辑和基因增强等技术为代表的基因工程正在入侵和影响着人类社会的道德领域。哈贝马斯以他的交往行动理论和商谈伦理学为理论基石,不仅从共识论证、责任论证与工具化论证三个层面批判了主张基因增强是父母的个人选择的自由主义优生学,而且强调了以规范性、普遍性为主要特征的康德伦理学对于基因伦理的重要意义,彰显了康德伦理学的当代价值。哈贝马斯一方面对自由主义传统做了深入批判,揭示了技术的使用从来不具有绝对的自由,基因技术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并不能为自身谋取合法性,而交往行动理论则为如何确立技术研究和使用的合法性提供了有效路径;另一方面通过交往理性对实践理性的改造,使得人类基因技术的伦理合理性建构得以可能。     

初议工程伦理学的建设方向——来自生命伦理学的启示

我国工程伦理学正值"起步"阶段,其学科建设方向是一个热门话题。生命伦理学已经在我国"起飞",其理论和体制化建设都取得瞩目成绩,并已在医学和生命科学技术研发中开始发挥对实践的指导和规范作用。借鉴生命伦理学20年的建设经验,就工程伦理学的建设提出几个建议:工程伦理学不能等同于工程师职业伦理;工程伦理学以实践为指向,但仍然需要构建本学科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工程伦理学在其体制化建设中,可以借鉴生命伦理委员会的建制,通过工程评估委员会对工程合理性的评估,发挥工程伦理学宏观层面的决策指导作用。     

人与技术二分法的局限

不同于以往的技术实践,人类增强技术引发了关于自然身体与优化身体之间的伦理分歧与争议。生物保守主义和超人类主义通过假设不同的人类现状确立了反对与支持意见,但其各自论证依据存在缺陷与不足。原因在于其所依赖的形而上学基础——人与技术二分——的固有局限性。人类增强技术的后现象学视阈否认并批判上述分裂立场的复杂性与两极性,强调人与技术之间相互塑造、彼此嵌入的亲密关系形态,并为此发展了一种非人本主义伦理学。     

发展伦理学中伦理主体的拓展

发展伦理学与传统伦理学的根本差别在于:发展伦理学在历时性时间视野中把后代人拓展为伦理主体.一种把后代人拓展为伦理主体的发展伦理学原理应该视"历时性时间视野"为第一条件,而"人是有理性存在者"为其存在论基础.     

科学技术与伦理学的内在关系

科技的发展及其成果与伦理学之间具有内在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伦理学的科学化倾向,表现在伦理学研究的原则和方法上;一方面是科技的理论和成果直接进人伦理学,成为伦理学的观点和内容,甚至成为伦理学立论的基础和根据.     

试论科学技术知识增长的失控(下)

5禁止机制失灵之一: 不可预知与连锁效应 (1)科学成果的出现是不可预知的科研问题的答案是不可预知的(知是指确知,即使事先对答案有所猜测,因不能确定,故仍为不可预知),不可预知的范围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有所不同:往往是前者大于后者.在基础研究中有许多意外的发现,"大多数(科学)发现都是碰巧撞上的,而不是计划好的."[18]例如在加速器实验的历史上就充满了意外的收获,以至丁肇中把这段历史上"实际的发现跟原来的目标根本没有关系."概括为一个绝对正确的"理论"[19].不可预知性使得禁止机制在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领域几乎不能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无法禁止起源性科学成果的出现.就致毁知识而言,它至少还要包含技术原理、包含科学成果的应用原理,所以禁止机制能否在禁止致毁知识增长上发挥作用,还有赖于对科学成果与应用关系的确定.     

宗教的技术之维——一种可能的分析

在结构性上,宗教存在于互融之宗教教义、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等要素之中。由于宗教教义、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分别是规训技术(社会技术)的元技术形态、实践形态和组织化形态,因而存于宗教教义、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的宗教存于规训技术;由于展示宗教教义本性的教义传播、展示宗教仪式象征特质的物态化媒介、展示宗教组织空间化形式的宗教建筑,分别基于以传播技术、制造技术、建筑技术为标志的自然技术,因而宗教惟于自然技术之基上才能获得存在,或者说宗教存于自然技术。如果,自然技术与规训技术不可分割地构成着统一的技术。那么,存于自然技术与规训技术的宗教存于技术。据此,宗教之魅造于技术,技术祛魅之启蒙式理解的普适性值得怀疑。     

论规则伦理学视角下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困境

早期的环境伦理学以现代规则伦理学为理论资源,将道德关怀拓展到人类物种之外,为自然的道德地位极力辩护。这种以规则伦理为向度的环境伦理学以自然的固有价值或自然的权利为逻辑起点展开论证,加上规则伦理学本身的"等级式"和"整全式"的理论结构特征,使得规则伦理学视角下的环境伦理学走入了发展的困境。完整的环境伦理学应当包含环境规则伦理学和环境美德伦理学两种理论形态。     

妊娠型代孕的伦理正当性研究

代孕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它在解决不孕不育症的同时,也对建立在传统自然生育基础上的道德观念和法律制度带来极大的挑战。在反驳代孕逼迫女性出租子宫、促使变相买卖婴儿猖獗、剥削贫穷女性劳动力、破坏家庭稳定等观点的基础上,本文论证了"妊娠型代孕"的正当性。相比国外正在逐步开放代孕政策来说,中国大陆完全禁止代孕的规定逐渐凸显其滞后性。为了保障不孕不育夫妇的生育权、防止代孕技术的滥用,中国政府应立足妊娠型代孕正当性的国际趋势,制定禁止基因型代孕、适度开放"妊娠型代孕"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和引导代孕行为。     

高彩霞 植物基因剪刀手

正2017年5月25日,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彩霞获得全国创新争先奖,她还曾入选英国《自然》杂志"中国科学之星"。高彩霞用基因编辑这把"剪刀"圆了植物科学家一个梦——终于可以实现植物基因定点突变。分子育种领域的学者们有了这把"剪刀"更是如虎添翼,大大缩短了育种的时间周期。——研发技术,实现应用——2013年,作为植物基因组编辑领域的领军团队,高彩霞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