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日译中学物理学教科书及其特点研究

日译物理学教科书诞生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其作者主要为留日学生。日译物理学教科书注重学生科学观的培养和实验的作用、关注教学方法指导、大量使用插图、注意规范度量衡和物理学名词并对部分原版内容进行了调整,促进了物理学知识在中国的普及,对我国现代物理教育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丁韪良编译物理教科书评析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编译的《格物入门》、《格物测算》等物理学教科书,曾长期作为清末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及部分教会学校的教科书,《格物入门》还曾被引入日本并刊行了多个版本。通过分析发现,两书均以问答体例编撰,极力展示西方自然科学成果并注意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便于学生接受,重视实验操作和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普及科学常识、破除迷信思想,同时还注意科学研究方法和科学精神的传播和渗透,重视物理学术语的使用,对促进中国近代物理教科书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历史文化制约下的翻译选择——20世纪初中小学科学教科书的翻译

20世纪初的10来年间,为了实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目的,国内翻译出版了大量中小学科学教科书。这些译书对中国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借助于统计工具,对这一翻译现象进行概括性的描述,包括影响和制约翻译选择的历史文化语境、教科书的翻译和翻译批评。科学教科书的翻译在表层和深层都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其批评应结合宏观的文化因素,以求达到更高程度的相对全面、科学与客观。     

杨振宁与20世纪物理学——基于《20世纪物理学》的实证研究

以《20世纪物理学》(三卷本)为线索,尝试从新的视角评价杨振宁的学术成就:考察西方主流物理学史教科书里关于杨振宁科学贡献的记载及其影响,分析西方主流物理学家和物理学史家对杨振宁科学贡献的评价,进而管窥华人科学家在20世纪物理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西方主流物理学家和物理学史家对杨振宁及其科学贡献的评价是很高的。杨振宁也是20世纪物理史上华人科学家的杰出代表。     

何德赉《简明物理学——实验与应用》实验探析

何德赉《简明物理学——实验与应用》是晚清癸卯学制时期引入的美国中学物理教科书。1904年谢洪赉将该书编译为《物理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是首次形式上向我国引入实验室学生实验教学的物理教科书，在晚清新学制早期有代表性。本文对《简明物理学——实验与应用》的出版背景及作者情况进行梳理，着重对书中实验形式、内容、教学目标、仪器、实施规范进行考察，并结合文本静态解读和教学动态分析，全面阐述何德赉教科书中蕴含的实验教学思想。     

清末译自日文的物理学书籍考

我国的物理学教育建立于20世纪初,这一时期大量翻译和出版了译自日本的物理学教材,为中国物理学教育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本文收集和介绍了61种清末译自日本的物理学教材和著作的基本情况,并简要分析了它们的主要特点及其影响。     

近代早期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物理学交流

中国明代末叶至清代末年，与日本江户至明治时代，在历史年代上相当。其间，两国在引进和吸收西方物理学知识的过程中，存在着相互交流与影响。１７和１８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包含物理学知识的著作传到日本。１９世纪５０至７０年代，来华新教传教士译述的一些物理学书籍在日本被注释翻译，甚至用作教材。明治维新的成功和甲午战争的结局，使两国之间科技交流的态势发生逆转。２０世纪初，中国根据日本的物理学教科书翻译和编译了许多书籍。同时，中文物理学名词在相当程度上也受到日文汉字译名的影响。     

《物理学年刊》与物理学革命

《物理学年刊》在科学期刊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尤其是在19、20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中，记载和传播了大量重要的科学研究结果。本文梳理了《物理学年刊》的历史和办刊理念，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科学家与《物理学年刊》的关系及其现状。     

民国时期物理学名词的统一及留学生的贡献(1920—1934)

清末民初,国内物理学名词的译名非常混乱,这成为近现代物理学在中国快速传播的巨大障碍。从1920年开始,大批归国留学生为审定物理学名词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他们讨论并确定了物理学名词的翻译原则,为审定名词奠定了基础;他们先后主持了科学名词审查会物理组和物理学会名词审查委员会的工作,并陆续编订了《物理学名词(第一次审查本)》《物理学名词汇》和《物理学名词》三部词典。到1934年,在留学生的全面主导下,国内的物理学名词基本上得到了统一,西方物理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因此大大加快了。     

中国早期物理学名词的审订与统一

中国科技名词的审订和统一，首先为一些来华西方人士所关注。他们在１９世纪晚期至２０世纪初进行了包括物理学名词大内的许多工作。清末学部编译审定的《物理学语汇》，明显受到来自自日本的影响。民国之后，名启审定工作由中国专家学者承担，并得到政府部门和学术组织等的支持。二三十年代，中国科学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国立编译馆、中国物理学会等机构，曾先后积极组织和进行物理学名词的审订。经过十余年的多次修订，译     

聚焦历史上的物理学教科书:问题与方法

文章对中国近代物理教科书发展的脉络和研究现状进行了初步梳理,提出一些可能的研究问题和方法。中国近代物理教科书发端于19世纪中后期,成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近代西方科学知识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与科学教育在中国的确立、汉语科学语言的形成、中国出版业的兴盛等方面密切相关。然而,现有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某些具体教科书的孤立考察,或从教育史和文化史方面浅显的讨论上。本文认为,关于近代物理教科书的形成、演变、使用及其影响,应该综合科学史、教育史、文化史等多方面、多角度进行考察。     

清末民初物理书面语文法的嬗变——以物理教科书为中心

以中文物理学教科书所用书面语为中心,考察了物理书面语文法演变经过。最初,物理书面语采用文言形式。传教士曾试图改用浅文理,并未实现。20世纪初,随着日语物理教科书的大量译介,物理书面语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欧化倾向,之后直接翻译的英美教科书加强了欧化程度。此后,白话文运动兴起,白话元素加入物理书面语。最先体现在程度较低的初中物理教科书中,随后逐渐波及高中物理教科书。最终,物理学书面语成为一种以长句和复句为中心并夹杂着白话元素的表述形式。     

物理学名词审定的早期工作——怀念杨肇燫、陆学善

物理学这个名词源出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一本书名。在这本书里作者论及自然与运动的性质与规律,希腊文的书名原意是自然论。到中世纪把希腊文译成拉丁文physica,显然是从希腊文音译过来的。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上,物理一词的出现几乎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同时。公元前二世纪的《淮南子·览冥训》有一段简短文字,意思是说阳燧取火,慈石引铁,这些奇异现象不可能用耳目来明白其‘物理’,这物理两字泛指事物的缘由。不论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还是我国先秦《淮南子》所称的物理两字的原意,都是从观察自然现象入手,这和唯心主义哲学家惯用的物之至理的意义迥然不同。明代,我国的理学家王阳明有格物致知之说,可惜他对竹而坐意欲格竹之理而致知,格到病了,还没明白竹子生长的道理。但是格致两字却成为我国物理学(广义说自然科学)名词的先声。中国虽早在明末及清代已从耶稣会传教士口授了西洋的科学技术,包括声、光、磁、电著作。明末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在他写的《西学凡》一书中,称今日之物理学为“费西加”,显系由希腊文或拉丁文音译而来。十九世纪日本译著西方科技书籍日多,“费西加”之称甚盛,并说明费西加者穷物理之学。明治维新(1868年)之后不久日本官方明确物理学之名称。物理之名肇始于此。汉日同文,随之物理学名词出现于我国科技书籍。我国有组织地集合专家们从事科技名词的审定工作则在清末有译学馆、科技名词编订馆。进入民国,先后有中国科学社的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译名统一委员会等组织。这些组织不仅审定物理学名词,还涉及科技各方面,特别是在度量衡制度的确定和大小数命名法方面。譬如entropy一名词当时议论纷纭不能决定,最后胡刚复先生说,此名词的物理含意深奥须多字翻译,又不合汉字规范,于是他建议译成一个汉字“熵”。火代表与热学有关,含义为温度T与热量Q之商,熵读如商,议遂决,沿用至今人咸称善。这是译名一法之范例,中外文字不同,不必拘泥于外文。我国物理学名词的审定由中国物理学会在当时国立编译馆统一组织之下开始的。中国物理学会于1932年春成立,设立了三个委员会,名词审查委员会是其中之一。翌年夏在上海淮海中路(当时称霞飞路),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内召开第一次审查会议,到会者有丁燮林、何育杰、严济慈、吴有训、杨肇燫及编译馆人员。我任记录。开会凡七八日。杨肇燫对此工作最为积极,每日必到。记得当时议及damping一词,有译减幅、阻迟等说,总觉未妥。翌日继续开会,杨肇燫一到会即云,昨夜忽得一“尼”字有逐步减阻之意,众咸称善,遂定译为阻尼,此即为今日《英汉物理学词汇》所采用。杨肇燫对物理学名词的审定有极浓厚的兴趣。stress与strain两词一向译为应力与应变。他认为应力尤为不妥,盖应力无单位面积受力大小之含义。杨肇燫建议stress译为胁强,strain译为胁变,而pressure则应为压强而非压力。这是物理学会名词委员会第一次审定物理学名词,以后由单位或个人建议的名词陆续送审定的前后计百数。1937年抗日战争军兴,学校、研究所向西迁移,离乱之际,国运如缕,一夕数惊,居处无定,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暂无暇顾及。然而有少数物理学者暂避上海租界,如杨肇燫留守前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陆学善留守暂迁上海的前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此外犹有王福山、叶蕴理、许国保等。这辈有良心有骨气的中国科学家虽与内地不通讯息,工资断绝,生活艰难,而不甘事敌,乃由杨肇燫发起乙酉学社之组织。请看杨肇燫所写的缘起：“民国三十四年之初(1945年——编注),抗日战事犹酣,曙光未露,殊深风雨如晦之感。本社同人蛰居沪滨,幽忧隐愤,共相策励,亟思藉韬潜之光阴,从事于严正科学之述作,为将来复兴作育人才之准备,效涓埃之助……”他们商定译述的丛书大都是德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的著作,如陆学善译了普朗克的《力学概论》和《柔体力学》两书,杨肇燫译的阿波拉汉—贝克的《电学理论》。他们在译述过程中对物理学名词十分斟酌。例如陆学善译的两册力学,如遇一个新名词,必在每页脚注下将原文注出,使读者知道译名的由来,不啻是一册英汉力学词汇。不仅如此,杨肇燫、陆学善等人借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每周集会一次,共同商讨物理学名词的译审工作。如crystal一词,昔译结晶,其义未确,改译为晶体,而crystal－lization则为结晶。又lattice原译为晶格,改定为点阵,其义更为贴切。乙酉学社自抗战时以迄期抗战胜利到解放之前,杨肇燫、陆学善等人在物理学名词审定中积累了数千词条,对解放初期成立的“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中的物理学名词审查工作奠定了良好而丰厚的基础。这工作小组经一年的努力审定了近一万条名词,编写成《物理学名词》一书。杨肇燫、陆学善不仅始终参加名词审查工作小组,而且杨肇燫当时任科学社编辑之责,担任了全书的编辑工作,分汉英、英汉两部分,便于检索。《物理学名词》就成为我国物理学名词最完善最早的辞书,物理学的发展甚速,新词汇日有增益,审定词条年有增添,而杨肇燫、陆学善两人今已作古。回首前尘,他们二位在物理学名词审订工作中做了开创性工作,将永为后人所纪念.     

《坂田昌——物理学方法论论文集》即将出版

这本论文集以物理学方法论问题为中心,收辑了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在1947—1965年间的论文十五篇。这些论文分别选自他的两个文集:《物理学与方法》(岩波书店,1953年版)和《科学与和平的创造》(岩波书店,1963年版)以及他近几年发表在日本《料学》等杂志上的论文。这些论文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一、物理学和方法论,二、基本粒子理论的历史,三、基本粒子理论的方法论问题。从这些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坂田是如何长期地注意用唯物辩证法来考察和总结物理学发展中的历史经验,并用以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他反复地批判了以哥本哈根学派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思潮及其对物理学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中国和日本的物理学

１９世纪中期至２０世纪初期是中国和日本引进西方科技知识的重要历史时期。该文通过讨论物理学书籍的翻译与教科书的编译、教学与研究、统一名词及组织学会等方面的情况，比较了该时期两国传播和接受物理学知识的异同。     

广重彻及其《物理学史》

广重彻(Tetu Hirosige)是日本著名的科学史家。他于1928年8月28日生于日本兵库县神户市。1952年3月,年轻的广重彻毕业于京都大学理学部物理学系,并在该大学工作了几年。1957年6月,他出任日本大学工学部讲师。1962年3月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     

悬空的“基础”——读《物理学的基础》有感

最近出版了林赛、马根脑合著的《物理学的基础》一书的汉译本。诚如译者在《译后记》中所说,原书“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一定影响;许多谈论物理理论分析的文章中常提到这本书。”(第636页)我个人接触到的一些颇有价值的物理学著作,也常常征引本书的物理内容或实证主义的哲学观点。一方面,这当然表明此书有一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唯心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侵袭。虽然,作者们在物理学方面曾有一定造诣,但是,他们写这本书,显然不是要就事论事地阐述物理学,而是硬要给物理学编造一种实证主义的“基础”。唯物主义的发展和成长,本来就是对唯心主义坚持斗争的过程,因此,我们对于《物理学的基础》中的实证主义观点当然不能熟视无睹。我们认为,对《物理学的基础》这样的书籍进行多方面的探讨和批判,可以有助于清除资产阶级实证主义哲学对物理学的影响。在汉译本中,通过《编后记》和若干小注,译者已经对书中的某些观点进行了一定的批判。本文笔者从此得到启示,也愿谈谈自己读了这本书以后的一些感想。     

《第一推动》丛书正式出版

为了传播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思想,特别是自然科学的精神和思想,从而起到倡导科学精神,推动科技发展,对全民进行新的科学启蒙和科学教育的作用,为中国的进步做一点推动,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精选了一批关于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世界名著,作为《第一推动》丛书翻译出版。目前,该丛书的第一批已于1992年底出版,书目包括:〔英〕保罗·戴维斯所著的《上帝与新物理学》、     

论《译者的任务》中intention的翻译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学术思想自由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术著作被译介到中国,术语汉译如何规范化也理所当然地成为译界关注的焦点。通过对《译者的任务》中intention的研究,发现该术语的翻译存在一词多译或同名异译的现象。基于此,文章试图从深层次挖掘相关概念的区别和联系,希望对intention的翻译做正本清源式的讨论。     

中国近代中学化学教科书知识体系的建构

元素分类是西方近代化学教科书关注的重点问题。周期律虽在1890年代被普遍接受，但教科书大多并不以其作为组织原则。甲午战争后中国的中学化学教科书多论及周期律，但仅转译西方或日本的分类方法，并不讨论元素分类。王季烈《共和国教科书化学》和王兼善《民国新教科书化学》是与元素分类问题相关的少见案例。前者明确提出“略依周期表之分族”的组织原则。后者虽严格以周期律分类统领全书，但未公开申述原因。刘世楷、朱昊飞对王兼善的指责，是不多的关于周期律用于教学的评论。郑贞文据壬戌学制精神编写的《现代初中教科书化学》更不彰显周期律在教科书中的功用。中国的情况同样显示了严格按周期律来建构知识体系在教科书中并不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