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增强的三种范式——卡布雷拉的人类增强观及其批判

生命伦理学和生命政治学领域关于人类增强的争论常常被归纳为超人类主义和生物保守主义两大阵营之争。而神经伦理学家卡布雷拉却将人类增强的应用范式划分为生物医学范式和超人类主义范式，主张二者在人类增强的目的、应用领域、实施手段等方面各有侧重，人类增强的生物医学范式与超人类主义范式的争锋是从肯定的方面来探讨和解决人类增强问题的主旋律。在此背景下，她提出了第三种可能范式，即社会范式，并主张这是一种看待和应用人类增强技术的新视角，它跨越了两大主流范式的争论框架并弥补了其局限。并且，卡布雷拉还据此对人类增强的三种范式进行了优先性排序。不过，她所提出的人类增强的社会范式在实践可行性、技术基础、优先性依据、概念命名以及对解决相关争议的有效性这五个方面还需进一步地反思和论证，否则不能令人信服。     

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与伦理挑战

"人类增强"问题是20世纪末伴随着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凸显的具有较大伦理争议的社会问题,这种按照人类的欲望越来越多地使用新兴的生物医学技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技术改善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将无疑是对人类社会的一次巨大挑战。其道德和伦理蕴涵必然会影响到今后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的整体道德伦理规范。因此对于"增强"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与挑战需要进一步理性地思考与商讨,从而全方位地制定有效应对策略,既能达到促进增强技术积极面的发展又能合理预期其潜在的风险性,预防或减少负面影响。     

超人类主义与生物保守主义之争——生物医学增强技术的生命政治哲学反思

生物医学技术具有双重目的:治疗和增强。随着增强功能的彰显,生物医学技术不再仅仅是寻求治疗疾病的健康技术,而成为重塑身体和改造生命的增强技术。更重要的是,生物医学增强技术在分子层面对身体和生命进行深度干预、塑造和设计,由此导致生命政治的转向,且形成了新的分子生命政治,产生了一系列的公众反应,从希望、不确定性到忧虑,引发了超人类主义和生物保守主义围绕着生命的性质、新优生学的选择、社会自由权利的限度、社会分裂的风险、技术的政治管制等议题进行争论。面对此种争议,应当摒弃简单的支持或反对的伦理立场,国家需要在政策层面规范生物医学增强技术,以确保此技术的负责任发展。     

增强与治疗之间——人类增强技术的应用困境

毋庸置疑,有两项技术将会主导21世纪的发展,决定人类未来的走向。一项是人工智能,另一项当属新兴的NBIC增强技术。如基因编辑技术和神经增强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实践之中,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个趋势,他们深入探讨了各类增强技术及其伦理风险。但他们忽略了一个基础性议题,即如何区分增强和治疗的界限。目前各种划界尝试均有缺陷,主要源于"正常"标准的流变性和文化相对性的影响。人类增强技术可能会引发不可控的风险,破坏个人同一性,甚至会成为通向超人类主义和后人类主义的门户,消解生而为人之意义。     

人类进化的新阶段——浅述关于NBIC会聚技术增强人类的争论

会聚技术,即以纳米技术、生物医学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技术等四大主要前沿技术融合所构成的全新技术领域(简称NBIC),把人类科技发展对象从人类周围的世界转向人类自身,将给人类社会带来史无前例的巨变.美国各界对此展开了争论.大体上,争论可以分成技术进步主义与技术保守主义两大派.前者强调技术发展的必然性和人类自由的重要性,坚持科学技术是解放人类的力量,主张发展会聚技术以超越人类的生物限制;后者则以F.福山、B.乔伊、L.卡斯等人的观点为代表,依据"自然"的神圣性,主张对应当严格限制超越物种限制的技术使用.本文撷取争论中的主要观点,从尊崇自然还是自由的价值取向、技术发展必然性两方面分析了双方的分歧,认为,我们应以人类福祉为目标,谨慎推进会聚技术的发展.     

机体哲学视域中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成因与治理

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迅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诸多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伦理风险，突出表现为“人工进化”与“自然退化”相伴出现，“个人增强”与“社会冲突”相互诱发，“智能提升”与“心态失衡”并行发展，由此带来对人类生命健康、社会公正以及人格同一性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从机体哲学角度看，造成这些伦理风险的一个深层原因在于：人们习惯用非机体的手段处理各类机体之间的关系，使得人工机体的存在形态、演化规律和管理模式借助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发展不断渗透到生命机体、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之中，造成各类机体原有关系变得不稳定、不确定、不可持续。消除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需要借助机体哲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调整好各类机体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通过伦理治理引导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善用”。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伦理悖论及其化解之道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引发了全球生物学家、生命伦理学者和社会公众等激烈的伦理论争。反对者认为,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突破了不可逾越的伦理"红线",应当"全面禁止",理由主要有:改写人类进化方式;存在严重技术风险;违背后代自决权;导致人类社会新的不平等;损害人类的"基因完整性"与"人种完整性"。而支持者认为,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有利于探究生命奥秘和促进人类健康,具有科学及道德合理性,应当"全面开放"。面对这一巨大而深刻的伦理悖论,本文提出了"有限开放"的解悖路径,即实现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差异性发展,使之"弃恶扬善",同时,构筑立体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监管体系,为其伦理悖论的化解提供制度保障。     

人与技术二分法的局限

不同于以往的技术实践,人类增强技术引发了关于自然身体与优化身体之间的伦理分歧与争议。生物保守主义和超人类主义通过假设不同的人类现状确立了反对与支持意见,但其各自论证依据存在缺陷与不足。原因在于其所依赖的形而上学基础——人与技术二分——的固有局限性。人类增强技术的后现象学视阈否认并批判上述分裂立场的复杂性与两极性,强调人与技术之间相互塑造、彼此嵌入的亲密关系形态,并为此发展了一种非人本主义伦理学。     

人类利用药物增强的伦理考量

本文在探讨当代高新科学技术下人类增强的三种明显特征的基础上,考量了人类药物增强对人的健康和安全、自主与尊严以及社会的公平竞争制度、社会稳定等可能的伦理社会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人类药物增强在技术上、伦理上以及法律上的可行性条件。     

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治理什么、谁来治理与如何治理

人类基因增强作为一项试图改造人类自身的颠覆性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和塑造着人与社会。人类基因增强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其研究和应用也提出了许多新的伦理的、法律的和社会的问题,亟需对其进行治理。伦理治理是对人类基因增强技术进行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是指政府、专家、企业、公众等技术发展的相关利益主体,以伦理原则为指导,解决人类基因增强技术研究和应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促进技术为人类造福的各种方式的总和。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需要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治理什么,也就是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对象;二是谁来治理,即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主体;三是如何治理,也就是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路径。     

技术伦理如何避开人类中心主义和生物中心主义——约纳斯《责任的命令:寻求技术时代的伦理》解读

存在主义哲学家约纳斯撰写的《责任的命令:寻求技术时代的伦理》是当代环境伦理学的名著,德文版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重印了九次,销售了20万册,"责任的命令"成了德国绿党及其同情者的口令。自费希特与黑格尔以来,从未有哪一本哲学著作如此大地影响公众生活。本文基于该著的解读,认为约纳斯的技术伦理克服了现代虚无主义,避免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物中心主义的纷争,为环境伦理奠定了一个可靠的形而上学基础。     

人工智能技术伦理治理内在路径解析

人工智能的不确定性为人类对其进行治理提供了可能。伦理对人工智能的嵌入体现为作为伦理型道德能动体的人类对其发展的管理与责任承担。根据具体技术的发展过程,伦理对人工智能的嵌入先后按照四个阶段进行:在设计阶段进行伦理嵌入,以人工智能专家为主导,通过"预测-评估-设计"模型实现人工智能的道德化设计;在试验阶段进行伦理评估,以评估委员会为主导,通过伦理效应的预测与识别、伦理问题的分析与澄清、以及解决方案的开发与确定来修正和完善人工智能开发方案;在推广阶段进行伦理调适,以政府部门为主导,通过制度调适、舆论调适和教育调适三种路径,实现人工智能与社会价值系统的顺利融合;在使用阶段,以使用者为主导,通过对他者、对世界、对技术以及对自身的责任的主动承担,来确认自身作为伦理型道德能动体的地位,并为人工智能伦理潜能的实现提供支撑。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的潜在风险述介

作为一种直接干预人类遗传基因的强大工具,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蕴含了极其巨大的潜在风险与文明忧患。由于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的潜在风险极具复杂性与特殊性,不但将引发健康风险、进化风险、遗传风险等生物性风险,且还将引发一系列的社会伦理风险。如果运用不当,极易造成失控的严重后果,甚至将人类陷入难以拯救的危险境地。基于此,我们应从技术伦理的向度出发,以增进人类的幸福和自由为目的,尊重人的"自然"本性,增强技术主体的责任伦理意识并设置技术禁区,才能真正有效地消解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所引发的风险。     

人类基因技术的伦理合理性建构——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视域

以基因编辑和基因增强等技术为代表的基因工程正在入侵和影响着人类社会的道德领域。哈贝马斯以他的交往行动理论和商谈伦理学为理论基石,不仅从共识论证、责任论证与工具化论证三个层面批判了主张基因增强是父母的个人选择的自由主义优生学,而且强调了以规范性、普遍性为主要特征的康德伦理学对于基因伦理的重要意义,彰显了康德伦理学的当代价值。哈贝马斯一方面对自由主义传统做了深入批判,揭示了技术的使用从来不具有绝对的自由,基因技术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并不能为自身谋取合法性,而交往行动理论则为如何确立技术研究和使用的合法性提供了有效路径;另一方面通过交往理性对实践理性的改造,使得人类基因技术的伦理合理性建构得以可能。     

基因编辑伦理的知识脉络与发展趋势

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文献,运用Citespace101软件,从发文量、国家与机构、作者、期刊、引用文献和关键词等多个角度对基因编辑伦理研究进行分析,梳理基因编辑伦理的历史发展、方向与内容,探寻基因编辑伦理的未来发展趋势。研究发现:(1)基因编辑伦理研究内容从非人类基因编辑转向人类基因编辑;(2)基因编辑伦理的研究方式由被动介入转向主动介入;(3)基因编辑伦理的研究方法由原则主义向实证主义转变;(4)基因编辑伦理的研究层次由个别国家学者主导转向全球广泛参与;(5)基因编辑伦理的未来研究方向可从研究对象、道德行为主体、伦理审查制度、伦理研究专题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人类基因增强伦理价值判断的人性论困境与超越

现代性的价值指向、人性的基因决定论、人类天性与价值之间直接的因果决定论以及人类自由对基因获得方式的依赖性共同构成了哈贝马斯人性论的理论困境,使人性论在人类基因增强伦理批判中日现困境。发展伦理学的发展有限性原则提供了整体主义的视角,使我们能够从人类基因组、自然和社会三个系统对人类角色的限制来考察人类的角色,从而使基因增强对人类的生存可能具有的负面价值清晰地呈现出来。     

人类克隆的伦理立场与公共政策选择

人类克隆主要涉及到生殖性克隆和治疗性克隆。目前,国际社会在反对生殖性克隆人立场上几乎高度一致,但对治疗性克隆却充满分歧。对治疗性克隆的不同伦理立场,形成了不同的人类克隆公共政策选择。本文讨论了关于人类克隆的不同伦理立场,分析了从"限制"到"自由"的五种公共政策选择,认为作为形塑"硬科学(hard science)"的重要力量,伦理文化诸因素通过公共政策选择,去鼓励或阻止某些行为,实现了社会对科技活动的引导、干预和控制,保持了公众利益、科技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必要张力。     

现代技术伦理的诠释学阐释

现代技术以微观和宇观为取向的发展使其逐渐超越人们日常的生活经验,困扰着人们对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问题的判断和认知。以人类理解性的精神活动为对象的诠释学,为理解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前理解"作为形成理解的必要前提是现代技术伦理的自觉向度;"视域融合"作为深化理解的基本途径是现代技术伦理的间性澄明向度;"实践智慧"作为理解的内在要素和真正本质为现代技术伦理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试论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范式

经验转向作为技术哲学的一种研究范式,有其出场的历史必然性、自身的理论特质及体系架构。就其出场的历史必然性而言,它是技术哲学发展中的自我诉求与学科借鉴的结果;就其自身的理论特质而言,它内蕴多层次、多语义的转向;就其体系架构而言,它拥有与学科自身及社会体系相观照的特质。经验转向开启着技术哲学研究的新路向,由批判范式转向经验范式,这种研究范式展现出显著的实践特质,其价值指向被置于并展现在"技术-伦理实践"之中。     

基因增强的虚无主义面向与人文归宿

基因增强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引发了巨大的人文争议。主要体现在超人类主义和生物保守主义的针锋相对。二者虽有可取之处，却最终会陷入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结局。要化解“技术—社会”之间的矛盾，必须扬弃基因增强导致的人文关怀上的虚无主义，对基因增强技术的人文风险及伦理语境展开多维度透视，界定基因增强应坚守的伦理原则。基因增强的人文问题归根到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因此，可以在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生态和谐理念的指导下，在实践上寻求一条马克思式的“技术—社会”和谐发展之路，使基因增强技术更好地维护人的尊严、促进人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