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决策视阈下的公众参与——“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协同分析

精英主义下的民主参与强调的是由公众代表人的集体意志表达出的标准科学图景的镜像,而参与式民主的公众参与是从社会视角对争议性议题分析而表征出的常识,两者的分歧在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过程中形成诸多困境。早期的代议制政府主张的精英主义限制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平等权利;科学划界在科学知识与替代性知识之间形成的界线,引起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分歧;公众参与在实现政治合法化之后,却引起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范围界定的问题。通过分析"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分歧的渊源,认为基于自由主义的认知分工,遵循"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功能导向的差异性,依据"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知识规范体系的协同分析模式,建构多元利益攸关群体之间的良序的互动机制,能够增强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有效性以及政治决策的合法性。     

谁是公众,如何参与,何为共识?——反思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及其面临的挑战

在科学传播领域,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因为符合民主政治的诉求而得到了极大发展。但该模型仍然面临诸多困难,包括如何确定公众代表,怎样实现公众真正参与科学进程,如何调和公众参与科学所体现的平等诉求与科学精英对科技知识的天然垄断之间的矛盾等。面对挑战,公共政策研究者在代表选择、观点均衡、议程设置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公众参与环境与科技决策的方案;部分科学传播学者则跳出公众参与科学局限于民主政治层面,将该模型拓展到科学教育与公众参与科研等领域。尽管有种种挑战,但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在中国仍然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作为公众参与科学案例的科研众筹研究——特征、作用与问题

科研众筹不仅是一种科研资金的筹措方式,而且可作为公众参与科学的案例加以研究。它的基本特征契合了公众参与科学对科研活动的三个基本诉求:公共性、公开性及民主性;它在作为公众参与科学重要内容的科学普及、公众理解科学及参与方式与限度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它在作为公众参与科学实践时主要面临不充分参与问题及平民主义与精英主义之间存在较大张力的问题;由于发展时间较短,它自身还不够完善,其对公众参与科学的意义也有待深入发掘。     

STS的第三波与第二波的修正关系

科学技术研究(STS)的第三波浪潮提出了关于专业知识与经验知识的理论,对第二波浪潮中科学民主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与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范围延伸问题进行修正,理论关涉实证主义下的精英决策、专业知识民主化的过程、专业知识与经验知识界定等问题。第三波浪潮中专业知识与经验知识的实践转向为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有效性提供了知识依据。     

政府决策中科学家的学术不端及治理对策

科学家参与政府决策已经成为现代政府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科学家在政府决策中的参与度逐步提高,在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参与政府决策过程中,科学家的学术不端行为频繁发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决策的科学性。应通过健全科研诚信机制、完善科学咨询制度、引入公众参与、重构以责任为核心的科学"理想主义"等措施,提高科学家参与政府决策的有序性和规范性,才能真正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与合理化。     

论科普的立场与科学传播的信条

科学技术普及除了国家立场和科学共同体立场外,还可以设想一种个体公民立场,这三种立场与三种科普模式有大致对应关系,其中传统科普对应于国家立场,公众理解科学对应于科学共同体立场,而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对应于个体公民立场.作为科普新形态的科学传播,也有自己的若干信条.     

中国公众抵制转基因主粮商业化:三重缘由之探

结合2010年国内爆发的转基因主粮商业化争论事件,考察了当时社会上各种反对主粮商业化的声音,并认为中国公众抵制的原因主要有:现代科学技术的"高精尖"特性造成了公众与科学的隔离;公众对专家的知识依赖遭遇到专家"利益私化"的尴尬,从而导致了专家与公众的分离;政府"公信力"下降的事实而产生的公众对政府公共性信仰的丧失更加深了公众与政府的隔阂,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了公众的态度和立场。     

单向度的公众——论科学传播中体制化科学对公众形象的表征与消解

基于事实与价值的区分,科学家群体认为公众不信任科学是由于缺乏相关科学知识而产生的感性的、情绪性的、缺乏理智的反应。这种科学专家与一般公众的范畴区分是对十七世纪以来精英与大众的社会范畴的延续。事实上,公众与科学家所表征的单向度形象并不符合,公众对科学以及科学风险的理解是具有理智实质性的。科学家对公众的还原实际上反映了其自身自我反思性的缺乏。在协商民主的目的 -工具知识的劳动分工的理念中重新理解科学家与公众的关系,为有效的公众参与科学提供了可能性。     

科学产品社会表征的反观——以黄金大米推广阻力为例

黄金大米历经多年的研发和推广,其间绿色和平等组织或群体是不可忽视的反对力量。剖析这种科学共同体和非专业团体的对垒,可从多个视角,如绿和的反科学倾向、公众科学素养不足、科学传播效果不济等。但如果从一种具有自反性的角度来看,根源在于推广者针对黄金大米的社会表征:在对困顿状态的目视和问题化时,采取了一种原子主义立场;以黄金大米为代表的"增益性转基因"试图针对社会问题展开的矫正性行动,在表征的意义上是具有排他性的意指实践;黄金大米中国效用试验中科学与利益的不当嵌合,揭示出表征所固有的封闭性,加深了公众对这一科学产品和相关科研团体的不信任。     

专家与公众之间:“后常规科学”决策模式的转变

在常规科学"解难题"的实践中,公众因专业知识的规范性承诺和前提性预设而被有效地排除在科学共同体之外,"技治主义"的内部决策模式也因此而占据科学决策的主导地位。然而,当科学进入"后常规"时代,伴随着"不确定性"和"决策风险"的日益增长,"常规科学"的解题策略已不足以应对社会情境中的科学政策争端。作为对"棘手问题"的一种回应,"后常规科学"兴起了。"扩大的同行共同体"和"扩大的事实"的新范式要求科学决策应该重新开放认知承诺,在开放的、多元参与的情境中实现公众智慧与专家知识的共同磋商。这是专业知识民主化的过程,也是风险评估与科学治理的新典范。     

科学元勘的第三波及其争论述评

本文评述了关于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一场学术争论。柯林斯等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支持过于宽泛，导致了“对技术决策的参与应该扩展多远？”这样的疑问。他们提出，科学元勘应当面向决策实践，放弃单纯描述性的工作和消极解构，转向考察专识的认识论特征，及其内容、结构、类别和功能，以重新理解决策中专家和外行的划界，为筛选适当的专家和公众参与决策提供依据。批评者认为。这个理论框架误读和抛弃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基本结论，是科学主义的和还原论的，是向传统的专家治理结构的倒退。他们站在社会建构论和认识论多元主义的立场上，分别从对决策问题、专家和专识的社会建构、对合法性问题的理解等方面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科学主义与高技术时代的社会危机治理

科学主义及其主导下的专家精英决策体制是激化高技术时代社会冲突、引发治理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生物技术领域的诸多前沿进展和科学社会学的观察研究正在从多个层面挑战这种主流的科学文化观。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欧美各国首先通过技术评估的策略来化解当代社会的治理危机。随着社会治理环境的变化和治理难度的升级,其相应的模式逐步从经典式技术评估走向参与式技术评估、论辩式技术评估和建构性技术评估,总体取向是不断扩大公众参与的空间和深度,逐步消解科学主义及其主导下的技术精英决策体制的负面影响。欧美各国的社会治理经验值得正处在自主创新调整期的中国社会思考和借鉴。     

知识民主化对公共决策的影响

知识民主化的思想与实践形成于20世纪末,回应了20世纪中叶以来大科学发展中社会因素的彰显以及科学知识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从而深刻影响了公共决策。知识民主化对公共决策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要求公众参与知识生产,利用公众掌握的地方性知识和公众的价值判断,优化公共决策;另一方面体现在对知识的预设性偏见和不确定性的风险规避上,通过采取一定的知识民主化程序,对专家知识与公众知识和公众的价值判断进行有效调和,以服务于风险社会下日益复杂的公共决策需要。     

风险认知的两种哲学视角及其融合趋势

公众的风险认知差异是引起风险争议及众多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风险认知差异的成因可追溯到形成其不同认知图式或路径的哲学根源。当前的理论中,风险认知的哲学根源主要有客观主义哲学立场和建构主义哲学立场。本文在梳理风险认知理论发展脉络的同时,着重厘清客观主义哲学视角的风险认知与建构主义哲学视角的风险认知的联系与区别,论述两种风险认知视角的融合趋势,从而有助于提升公众对风险认知差异的认识和理解,促使有关风险的交流、沟通回归理性,并为有关机构进行风险决策及风险管理提供理论参考。     

论我国转基因生物技术发展中的公众参与

不同利益集团和阶层之间的沟通无效已经成为中国转基因技术发展的主要矛盾,需要有序参与的制度渠道,明确不同社会公众群体的权利义务,将公众积极性正向转化,结束"或挺或反"的无序争辩。形成普通公众与科学工作者同步参与决策、表达意见、履行对等义务的深入技术因素的科学的公众参与状态,推动中国转基因技术健康持续高效的发展,在应用程序上将技术风险降到最低,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协调。     

科技决策相关公共知识生产模式的演变

作为科学、经济和政治三个公共场域交互作用的产物,科技决策相关知识应当是一种"公共知识",兼具科学合理性、经济公有性和政治合法性等三重公共性。为化解科学不确定性和知识经济化引发的公共知识的公共性危机,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从传统"科学家真理代言人模式"到"专家与技术官僚共谋模式",再到"公众参与模式"的演变。我国科技决策相关公共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不同的演化轨迹,当前"官僚主导-专家论证"的生产模式已陷入公共性危机,应同时提升专家理性和扩大公民参与。     

先秦墨家、法家功利主义技术思想之比较研究

通过对先秦墨法两家功利主义技术思想在其整体思想体系中功利主义的定位,从作为技术思想"基础"的自然观层面和技术思想的"出发点"层面梳理两家之区别,进而对注重技术标准化与规范化、重视军事技术以及"重功"、"求利"等主要技术思想特征进行比较,剖析出两家功利主义技术思想"名同"而"实不同"之内涵。     

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论演进——以米勒体系为线索

公众理解科学的研究由于多学科视角及各种研究进路的介入而呈现广泛且复杂的讨论态势。但是,以米勒体系作为线索,仍可探寻其理论演进的踪迹:"科学观"方面,从传统的实在论走向多元科学观的并存;"公众观"方面,对公众的多样化、主动性及其具体情境的认知;"理解"方面,对其内涵的扩展与自身情境的关注。     

科学政策与全球正义——一种资助埃博拉疫苗研发的道德辩护

埃博拉病毒2014年在西非的大爆发引起了全球高度关注,针对病毒的有效疫苗研发成为抵御这一灾难的关键。发达国家对这类"被忽视疾病"的研发资助不仅是出于慈善或人道援助的义务,而是一种全球正义的责任。然而,基于普遍人权论证的全球正义理论无法为涉及科学政策议题的埃博拉疫苗研发资助提供适当的道德基础。考虑到科学政策的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基础,基切尔的"良序科学"及其价值承诺,为全球正义作为科学政策的基本原则提供了一个具有前景的方向。在"良序科学"的基础上,一种基于功利主义平等原则和无国界差别原则的全球正义理念,将支持发达国家投入埃博拉疫苗的研发作为一种正义的责任而在道德上得到辩护。     

功利主义、平等待人与理性选择

功利主义与"平等"之间的传统联系主要是平等待人,即在计算整体效用时,每一个体只被视为一个单位而得到考虑。如今分配正义问题的研究扩展了传统平等待人理念的内涵,使其逐渐包含一种平等份额要求。因此,功利主义的分配方式被批评为没有能够实现人与人之间在结果上的平等分配。在本文中,笔者打算放弃功利主义传统上所强调的"(整体)效用"概念,转而从"边际效用"概念入手建立功利主义与"平等"之间两种新的联系:首先,所有人的边际效用相等是整体效用最大化的必要条件,这说明功利主义的分配方式平等对待了每个人对物品的珍视态度;其次,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与"无知之幕"结合后可借助理性选择理论为传统功利主义提供一种平等份额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