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数学发展之衰落及其出路的选择

中国古代数学发展至明代出现了"衰落"状况。科举科目变化、政治因素限制、社会思潮变迁、教育制度改革等元素,成为"衰落"的外在诱因。而数学发展自身失去前进动力,象数学成为社会批判对象,则成为"衰落"的内在缘由。为了拓展生存空间,中国古代数学开发出两个创新路向:珠算学与中西数学会通。前者突显出作为工具性数学的实学、实用特质;后者引发出数学发展的一系列"嬗变":内算与外算地位互换,数学思维方式发生变化,大批新式"会通"著作涌现,数学学科的社会重视程度上升,规划出后世数学发展方向等。     

西方数学社会史研究述评

长期以来,数学在大多数西方学者心目中是最客观、最少受社会环境影响的一门科学,因此,尽管传统的通史与传记中已积累了大量的工作,但对于数学发展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自觉探讨,却还是相当晚近的事情。追溯起来,西方学术界在这方面受到的一个强烈刺激,是来自对数学思想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苏联学者B.黑森在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对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科学思想之社会经济根源的著名阐释,在西方学者中引起了持久的争论。之后便出现了D.J.斯特洛伊克、李约瑟等人的经典性著述。“数学的社会学,研究社会组织形式对数学概念、方法的起源与发展的影响,以及数学作为某一时代社会、经济结构的一部分所起     

数学发现和论证的两种原型:古希腊与古中国

萨博论点认为希腊数学证明源于埃利亚学派,但没有涉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原因。把视野扩大到社会文化背景,可以发现,古希腊重甲步兵的出现以及其社会地位的提高,创造了以对抗或竞赛为象征的民族精神,从而既摆脱了怀疑主义哲学的束缚,又使得批判思维统治社会成为可能,这才是埃利亚学派及其数学产生的社会原因。另一方面,结合中国传统社会的考察,分析《九章算术》源于日常实践的问题以及复杂的理论回答,可以发现,中国古代需要大量人力完成的农业技术发展和日常生活中的实用技术发展,都得益于其算法的实用性,中国传统数学由此而成为东方数学的最高形式。两种数学实践的原型代表着两种重要的数学价值观,即确定性与实用性。     

人类生态学——环境科学研究的核心

环境科学是人类与环境在长期的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边缘性科学。它不仅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地学等自然科学体系,而且还包含有经济管理、道德风尚与法律等社会因素。从人类影响而改变自然生态过程的意义上说,环境问题与人类的出现几乎是同时存在的.随着环境问题的发生与发展,这种人类与环境的对立统一关系也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与关注,环境以其固有的成分及其物质流与能量流来     

论数学发展史中三次危机的实质和意义

数学的发展也和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不可能是毕直的,它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以下谈谈在数学基础研究中出现的三次危机的历史事实和它们的实质。 1.2~(1/2)的发现和数学基础的第一次危机数学起源于数数。人们在漫长的社会实践中,从数数最初抽象出自然数的概念,数论就是在自然数概念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到纪元前五世纪,毕达哥拉斯学派从前人所取得的数论研究成果出发,开始研究所谓的毕达哥拉斯数。     

儒学与古代数学教育的发展

中国古代数学教育有其自身发展的一面,但它的产生和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思想和化的烙印,其本身也是中国传统思想化发展特点的具体表现形式。本从数学思想史和数学教育史的角度,就儒学与中国古代教学教育的发展,儒学对数学教育思想的影响,拟作一些分析与论述。     

当开方术遇到一元高次方程

开方术是中国古代数学中的内容,最先出现在《九章算术》中的《少广》章,他是中国传统数学中发展较为完善和成熟的一个分支。后来经过宋元时期的发展,演变为求解一元高次方程一个实根的增乘开方算法。如果方程恰好只有一个正的实根,解决起来顺理成章。如果方程有两个正根,开方术得到的是哪一个根?为什么这一个就是所要求的根?如果方程有多个正根,开方术如何求出这些正根?这些问题都是中国传统数学必须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另外,中国解方程的方法"开方术"也必然的无法回避方程的负数根、复数根以及方程论的相关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梳理和介绍,可以为大家提供认识方程论的另一种视角,从中可以体现认识数学的多种进路。     

南宋至元代南方道教与中国传统数学关系研究

南宋金元之际是中国传统数学发展的高峰时期,也是道教又一次进行重大变革的时代。过去学术界已经注意到这一时期道教思想、组织与传统数学的密切关联,不过研究的重心则集中于北方道教(主要是全真道)与天元术的关系上,对于南方道教与数学关系的探讨则显不足。学界过去在研究这一时期道教的历史时,亦鲜有关注到其中的数学因素。而考察文献可知,南宋至元代南方道教作为社会实体,对传统数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传统数学也正是南方道教建构自身义理、仙学和仪式的重要思想资源。     

20世纪50年代中苏数学交流的特点及其对中国数学发展的影响

20世纪 5 0年代是苏联数学发展的强盛时期 ,也是中国全面开展向苏联学习的时期。从中国数学发展的角度看 ,中苏数学交流对于中国现代数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为建立中国自己的数学研究基础和体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中国和国际数学发展的背景出发 ,对一些原始档案材料和文献进行分析和研究 ,指出 2 0世纪 5 0年代中苏数学交流的方式、内容和结果。这一时期数学交流在中国表现的主要特点即学习苏联对数学研究进行整体规划 ,有计划地重点发展数学应用和应用数学 ,继续发展我国在国际数学界的强项专业以及重视数学史研究。并进一步探讨苏联数学在 2 0世纪 5 0年代对中国现代数学发展的影响。     

阿达玛与中国的数学交往

阿达玛与中国的数学交往分成两个阶段：1936年在清华大学和离华以后。在清华大学,他介绍华罗庚与维诺格拉多夫直接通信,并把偏微分方程初步系统地介绍到中国。离华之后,他编写的几何教科书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他直接指导吴新谋,为中国撰写偏微分著作,进一步推动中国偏微分方程研究的发展。此外,他对数学方法论的研究在中国也受到重视。阿达玛对中国现代数学的发展影响深远绵长。     

系统之优与非优转化动力机制

本文用系统辨证论和系统自组织理论论述了系统非优存在的客观性、系统之优与非优的转化问题,指出系统的转化是熵增、涨落、信息、突变、结构等多动力非线性相干的结果,且在分析了每种动力的产生机制的基础上指出系统之优与非优转化的意义。     

生命与认知:内在论、外在论与协同演化论

引入讨论生命与认知的进化论框架,介绍生命哲学的有关要点,分析认知和生命的连续性,并以此为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框架,讨论认知的主要特征,认知活动与其它生命活动的区别,分析生命和认知的各种进路:内在论进路和外在论进路,对称的和不对称的外在论进路,以及从对称的外在论进路演变出来的协同演化论。最后,简略地叙述协同演化论对认识论中各大流派的含义:即它在以实在论/反映论为一方,实用主义/实践论为另一方的辩论中对哪一方提供了更多的支持。     

客观性与科技的价值性

客观性是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而从客观性的概念分析来看，客观性是对事物对象本质的普遍性把握。以往把科学仅仅理解为工具性技术，这是时科学技术本质的遮蔽。科技价值的客观本质是对人的存在方式的展示，是人的科学。科学技术是人的存在方式之一种，不是惟一的方式。     

罗素的本体论思想及与名称和摹状词理论的关系

罗素的本体论思想与他的名称和摹状词理论具有密切联系。简单事实是关于世界的基本事实,其基本成分是殊相和共相,殊相是本体;原子命题描述简单事实,其主词是名称,名称是对殊相的命名,而只有亲知的殊相才能够被命名;形式上占据主词地位的并非就是名称,因为它并非必然是亲知的,因而日常被认为是名称的符号通常是缩略的摹状词。摹状词理论体现了罗素本体论上的思维经济原则。     

对称性与人对自然的理解

本文在简要回顾人们对对称性的认识论价值的逐渐认同和发展过程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对称性与非对称、与最小作用原理的关系等，表明了作者对这些问题的一些独到看法，从而凸现出探讨与对称相关的哲学问题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语言:形下工具与形上存在之辨

“语言作为符号系统”和“语言作为存在的家”,二者都以语言为出发点和研究对象,但究其实质还是有所不同。语言作为符号系统,是解决认识支点问题的必然选择,这是寻求认识客观性的必然结果。然而,这种符号系统的精致分析,无疑容易踏上语言的迷途,而惟有将语言作为存在的家,对之进行形而上的审视,才能使语言还乡。     

维新派报纸对科学技术的宣传--以《时务报》《知新报》为舆论中心

戊戌维新时期,以鼓动维新变法而著名的<知新报>、<时务报>等维新派报纸,也是科学技术的宣传阵地.它们跟踪世界科技发展动态,介绍最新科技成果,阐述科技进步对社会的推动作用,揭示科技发展的社会环境.事实证明,维新派报纸对科学技术的介绍和宣传对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兼谈东、西部合作对持续发展的意义

我国区域经济政策和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三次”公平与效率转换变化。在落实西部大开发方针的同时，有必要根据公平与效率互动的原则，发挥东部、西部比较优势，搞好东西部的合作。处理好区域经济中的公平和效率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各区域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各区域经济利益主体的积极性，使各区域资源获得有效地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