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工作者的社会与伦理责任之管见

科技活动是人类认识客观外界和自身的最高类型的行为方式.然而,科技活动的后果往往具有两重性--既可造福人类,也可由于科技成果滥用而作恶于人类.科技工作者是否应该遵循一定规范来选择自己的科技行为,科技工作者在因研究成果遭到滥用而给人类造成伤害,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与伦理责任及他们应该如何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抑制科技成果的滥用等等,探讨这些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约束与选择:现代科技伦理问题的制度探索

现代科学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日益凸显,现代科技的伦理问题要受相应制度的约束,而这种约束主要由自由的受限性、自律的不确定性及制度的强制性等多重因素所决定。针对现代科技伦理制度的定位与缺失,需要选择和制定科学的制度,以此约束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伦理问题,使科技能更好地造福人类。     

论工程师作为技术风险制造者的伦理责任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其中危害最大、威胁最广泛的风险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发明的技术带来的技术风险。因此,探讨和研究技术风险及其制造者的伦理责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从工程师、现代技术和技术风险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中推理、论证了工程师是技术风险的制造者。由于人类的技术性生存方式不但需要源源不断的新技术,而且还要依赖现存的技术。为了防范这些技术带来的风险,需要对其进行伦理规约。所以,工程师作为技术风险制造者只有承担"不制造致毁性风险的新技术"和"减轻现存技术风险"这二种伦理责任,才能减少技术风险给人类和社会造成的损害,降低、防范甚至化解技术风险的发生。     

人工智能的“负责任创新”

目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在众多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工智能虽然为人类带来巨大利益,但也带来不确定的风险。近年来,在欧美国家兴起的"负责任创新"旨在解决科技发展中的责任伦理问题而提出的理念,这为人工智能的创新与发展提供理论思考与现实应对的路径。运用负责任创新的理念和方法进行人工智能伦理责任的规制或者嵌入,使其形成具有道德的决策和行动,从而促进人工智能良性、开放、健康和包容的发展,推进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和谐共存。     

从边界组织视角看新兴科技的治理机制——以合成生物学领域为例

不同群体多元化的利益诉求随着社会转型而日渐增强,伦理治理机制本质上是多相关主体引出的责任分担问题。本文引入"边界组织"的概念,分析多主体的参与、多元化构成的边界组织的形成,选取仅经历十多年发展的合成生物学领域、以美国为例,剖析边界组织在领域伦理治理的作用,认为多主体参与促成了新的治理机制的形成,并且更加有效地推动了新兴科技的伦理治理,治理机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边界组织"的形成和运作。目前我国的确还缺乏承担这一作用的角色,建设一个能够将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整合在一起,共同协商治理的平台也即边界组织,尤为重要。     

技术的代际责任与伦理困境探析——以我国放射性污染土壤物理修复技术为例

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类核电工业,如今开始直面放射性废物的棘手问题。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原则要求当代人在使用核能时必须做出对后代承担责任的道德承诺,结合我国放射性污染土壤物理修复治理技术的发展,从核技术应用衍生的放射性污染危害引发的代际责任出发,本文探讨了放射性废物处理与处置的伦理困境,揭示核废物对生态环境的风险会随科学技术发展而攻克,从哲学的高度认知核废物风险无可回避的代际正义问题,从观念层面和操作层面审视放射性废物治理的伦理责任与技术抉择。     

伦克的技术伦理思想评介

汉斯·伦克(Hans Lenk,1935-),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被称为科技伦理的"集大成者"、"引起德国技术哲学的伦理转向"以及"最早注意到技术的责任和伦理问题"的哲学家.在科学技术伦理领域,伦克的突出贡献是对"责任"进行了分类1)划清了技术人员和科学工作者的内在责任与外在责任的界限,即区分了道德与伦理;2)区分了不同层次的各种责任类型如同通常把普遍的责任分为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一样,他把行为责任分为任务责任和角色责任;3)探讨了共同责任的分配问题;4)对机构责任和法人责任进行了分析;5)针对责任中的冲突问题拟定了十个基础性的优先原则;6)科学和技术伦理作为职业伦理的特例.     

医疗机器人伦理风险探析

医疗机器人的广泛应用创新了现代医疗形态,在临床应用、功能康复和智能陪护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在人机交互安全性、患者医疗信息隐私保护、医疗责任归属及社会公平等方面产生了相应的伦理风险。反思医疗机器人的伦理风险并最大限度降低和规避风险是正确处理机器人技术与人类发展的解决之道。在大力提倡机器人应用的时代背景中,需要对医疗机器人在负责任创新、主体权利保护、机器人道德能力建构等方面进行伦理设计和伦理反思。     

从技术伦理视角审视人机聊天

人与计算机聊天是对人与人聊天的形式化描述,形成的是.主体一客体"结构;这种新型的交往关系不能满足成功交往行动的有效性要求,将会引发诸如造成现实人际交往的障碍、对人的情感产生负面影响、使社会伦理和商业伦理面临新的挑战、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等伦理风险,这就需要从社会伦理、商业伦理和青少年伦理等多方面建构聊天机器人的伦理道德规范,以便引领这一技术发展向着正确的方向迈进.     

神经技术的伦理风险及其治理:负责任创新的视角

由于受到创新主体和研究客体等因素的制约,神经技术,尤其是新兴神经技术的应用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负责任创新视角下的预期治理是应对神经技术伦理风险的一种有效路径。该路径倡导多主体参与、多学科合作的技术发展理念,构建高度透明、持续互动、民主治理的管理机制,将神经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深度融合,突显"责任与创新"的统一,保证神经技术在伦理的约束和规范下健康发展。     

生态风险视域下林木转基因技术的“负责任创新”

当前,以"创造"优质林木新品种为目标的林木基因工程,已成为继农业基因工程之后的又一次创新热潮,潜在着巨大的经济和生态效益预期,同时也面临着高度复杂和不确定的生态风险。我国的林木转基因技术创新居世界前列,但在伦理责任规制方面却存在一些不足,一个可能的有益选择是:运用"负责任创新"(RRI)理念方法和行动框架,进行林木转基因技术的伦理责任规制及政策优化,寻求其生态风险的最大化规避。     

基于风险考量的伦理决策研究

在风险社会,面对各种风险的表现与发展,不同的判断和选择往往会形成不同的指向和冲突,常常会导致决策上的困境.因此,进行合理的"伦理决策",是我们面临风险社会所要做的重要选择.本文在对风险现状考量的基础上,对伦理决策的界定、过程、模式及决策依据做了全面的分析与论述,以期为现代社会的风险治理提供可借鉴的路径.     

精准医学伦理:当代生命伦理研究的新领域

精准医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医学模式,紧密契合现代医学技术特征和社会健康需求,极大地增进了人们的健康福祉。然而,由于精准医学发展的内在需求与传统生命伦理的严重滞后,其在知情同意、隐私保护、结果反馈、资源分配等方面所引发的伦理问题日益凸显,因而催生了生命伦理学的新领域——"精准医学伦理"的兴起。精准医学伦理可为引导精准医学的健康发展提供可遵守的准则与规范,进而促进精准医学真正实现造福人类的愿景。     

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治理什么、谁来治理与如何治理

人类基因增强作为一项试图改造人类自身的颠覆性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和塑造着人与社会。人类基因增强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其研究和应用也提出了许多新的伦理的、法律的和社会的问题,亟需对其进行治理。伦理治理是对人类基因增强技术进行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是指政府、专家、企业、公众等技术发展的相关利益主体,以伦理原则为指导,解决人类基因增强技术研究和应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促进技术为人类造福的各种方式的总和。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需要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治理什么,也就是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对象;二是谁来治理,即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主体;三是如何治理,也就是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路径。     

证据、自主性与认知责任

"信念伦理学何以可能"是当代知识论中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信念伦理学的支持者认为,认知者在形成信念的过程中能够自主地决定采取何种命题态度,因此需要为其做出的知识断言承担认知责任并接受他人的认知评价。信念伦理学的反对者则否认认知者对于信念形成过程的自主控制,进而根据"应当蕴含能够"的原则,认为人们无法有意义地讨论与形成及持有信念相关的伦理责任问题。本文通过考察知识论中证据、自主性与认知责任三者之间的关系,旨在表明探讨形成和持有信念的伦理学问题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基因编辑与基因筛选对人影响的伦理差异研究

基因编辑与基因筛选是目前已知的人类控制后代基因的两种可能方式。虽然二者有很多类似之处，基因编辑与基因筛选在对胚胎的处理方式上有很大的区别。朱利安·萨乌列斯库等人认为，这些差别意味着基因编辑存在对人影响的(person-affecting)伤害风险，而基因筛选则不存在这种风险。这种风险上的差别为基因编辑比基因筛选的伦理问题更为严重的观点提供了辩护。然而，上述观点在基因编辑的收益、伤害的风险问题，以及非同一性问题这三方面都面临着有力反驳。要解决基因编辑与基因筛选的伦理优劣问题，需要在这三方面进行进一步研究。     

“设计婴儿”中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风险及消解

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设计婴儿",使人类对自身生命特质的控制日益技术化、便利化,但生命的技术控制亦会引发客观性伦理风险与主观性伦理风险。其主要原因在于,"设计婴儿"本身所具有的客观特殊性质以及传统伦理观念的滞后、利益冲突驱动技术异化、社会需求异化致使价值偏向等。基于此,人们可以从"责任伦理"的接受与实践、价值取向的协调、"境遇"考量的决策、"全球伦理"的调控等五个向度出发,规避与消解伦理风险。     

断裂、不确定性与风险——试析科技风险及其伦理规避

科技高速发展引起的价值断裂以及对自然控制的不确定性,使基于科技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成为高风险的社会。科技风险的特点决定了规避科技风险硌须重视科技专家的伦理责任,注重吸收责任伦理和交谈伦理的思想资源。     

信任人工智能何以可能?

信任是脆弱的委托人面对风险，与受托人达成共同期望的过程。值得信任意味着人工智能需要有能力被信任。但现有人工智能信任说明皆存在困难：由于目前的人工智能仅是一个工具，外表伦理的信任路径面临责任逃脱；理性、情感与规范信任路径无法承担人工智能作为受托人的期望；责任网络化路径试图通过集体责任逃避人工智能信任问题。人工智能信任有待从非工具性、非依赖性的理性社会规范意义上，满足意向、能力、善意、心理积极、预期期望接受、脆弱性风险等需要，从信任语境的规范理解以及信任过程的无监督出发，寻求信任关系的建构。     

合成生物学:工程伦理的实践悖论——从合成生物学对生命、自然及进化的挑战谈起

合成生物学致力于设计和建构自然界不存在的生物系统并将其运用于人类实践,这一新学科正对生命、自然及进化发起了挑战,也导致其在实践中面临悖论发展的困境。合成生物学挑战了传统的生命概念,摧毁了自然性,利用人为选择和有目的的进化取代了自然进化。所有这些合理的技术操作都导致了其存在的不合理性;而从其不合理性中,又能看到其科技应用的合理性。考察合成生物学的这种实践悖论特性,对于深入理解工程伦理的实践价值无疑具有重要的哲学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