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性概念的分裂"与自然科学基本范畴的确立

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就像科学强劲的双腿,而其坚实的立足点,则是自然科学基本范畴.古希腊哲学体系化时期,"现实性概念的分裂"对于自然科学基本范畴的确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种分裂所产生的张力推动西方科学思想分别在关注"一般原则"和"无情事实"两股思潮中前进并寻找新的交汇.自然科学基本范畴的提出,促进了数学方法和实验手段的有机结合,从而确立了自然科学的近代形态.     

中华自然科学社与民国科学体制化的演进

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前身为华西自然科学社,1927年9月在南京中央大学成立,以"研究及发展自然科学"为宗旨,1951年宣告解散。作为民国时期影响较大的一个全国性、综合性科技社团,中华自然科学社通过创办《科学世界》、编纂科学书籍、召开年会、举办演讲等途径,在宣传和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积极致力于中国科学的体制化。与此同时,就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科学研究路径、科学大众化等问题,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阐发了自己的见解。     

"近代自然科学是人文主义的女儿"--人文主义在近代自然科学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本文从社会环境、哲学思维、精神氛围、学术气氛等方面分析了人文义为近代自然科学发展所营造的较为适宜的外科条件；从技术，人才和方法论等方面分析了人文主义为自然科学所奠定的内在发展基础。从而论述了人文主义在近代自然科学发展中的作用。     

现代性与黑格尔对近代自然科学的批判——以《精神现象学》序言为例

黑格尔是最早对现代性的逻辑基础进行系统批判的哲学家,他认为现代性的逻辑基础是知性化的主体性。在以主体性为核心特征的现代性生成过程中,近代自然科学起了基础性的作用。黑格尔对近代自然科学的批判在其现代性批判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黑格尔对近代自然科学的逻辑前提和思维模式进行了全面的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并经由对近代自然科学的追问通达了对现代性主要特征的批判。     

技术文化视野中的“道”“技”关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道""技"关系的观念对技术发展有着深刻影响。这种观念对近现代技术发展也有重要价值。"道"作为"技"的理想境界,通过直观体验的途径,从思想方法、结构功能和文化特色等方面引导"技"的进步。以"道""技"关系为核心形成的技术文化理念,有益于当代技术活动相关要素的和谐,克服技术异化,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俄籍汉学家贝勒的植物学文献研究与植物采集活动考述

贝勒是近代著名的俄籍学者,虽学医出身,却在北京居留的十余年间踏上了汉学研究之路。他一生涉猎领域众多,其中围绕中国植物所做的文献研究起步甚早,且在其生前就已称誉欧洲。来华以前,他就已经对中国植物产生浓厚兴趣;1866年来华后,开始在研习中西文献之余陆续发表有关中国植物的侧重于名实与分类且关注植物地理与历史的文章和专著,积极将中国传统植物知识纳入近代科学知识体系,相关工作一直持续到1884年返回圣彼得堡之后。同时,他还于1870~1884年间在北京周边采集大量植物标本和种子,并寄给在华的欧洲博物学家或欧洲和北美的植物与园艺机构,推动了海外对中国植物的分类研究与引种。贝勒在19世纪后期围绕中国植物所做的种种努力,至今仍使中外人文与自然科学学者受益。     

从敬畏自然到控制自然--论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

通常认为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使得人类开始控制自然、征服自然。拳文要追究为近代自然科学形成做铺垫和准备的那些思潮或观念。本文想要证明的是，并不仅仅是因为先有了近代自然科学，然后人类开始征服自然：相反。恰恰是因为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近代自然科学才得以产生。     

自然观的社会文化内涵

自然观的形成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对自然科学成果的总结,而是根植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诸如自然秩序、和谐统一、简单性等观念无不是对社会文化概念的推广,它们作为自然观的内容深刻影响了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形式和特点,对自然科学起到了一种前提性知识的作用.     

论近代科学技术对武汉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的影响

武汉成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一个极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近代科学技术在武汉的兴起与传播所产生的影响。辛亥革命之前,武汉新式学堂的建立、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成果和外国科技专家的引进、留学人才的选派、科技期刊的创办以及科学社团的设立,极大地促进了近代科学技术在武汉的兴起与传播,从而推动了武汉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武汉发展成为与大上海相媲美的国际大都市,提高了武汉民众和军队的科学文化素质和革命意识。正是由于辛亥革命前近代科学技术对武汉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促成了武汉成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     

西学东渐早期的儒学与科学——以阳明心学为中心的考察

晚明西学东渐不但深刻影响了中国思想学术之演变,而且推动中国古代科学走上了向近代科学的转型之路。阳明心学对这一过程的顺利开启居功至伟。阳明心学削弱了儒家圣人话语和经典著作的权威性,为科学的涌入预留了空间;阳明心学调整和重构了儒家理欲观、义利观,使经世致用成为儒学接引科学的桥梁;阳明心学士人率先认识到科学价值,加速了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扎根。阳明心学对科学的传入和传播方面所做的贡献也再次证明儒学本身并不排斥科学,相反它可以通过自身的学术转型为科学传播提供优渥条件。     

维新思潮中科学的形上意蕴

中国近代思想家对西方自然科学的认识经历了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观念层面的转变过程。观念层面上的科学观在主要的维新思想家那里体现出了明显的形上意蕴。他们不只是关注自然科学的探索本身,而是把科学作为一个价值体系、一个方法体系和一种理性精神加以崇尚和信仰。而且,这种形上理解中包含了维新思想家建构以民主、平等、自由为核心价值的现代性方案的尝试。     

中央农业实验所与中国近代农学研究体制化

成立于1932年1月的中央农业实验所,隶属于当时国民政府实业部,为国家级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及主管全国农业技术改进的农业最高机关,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近代农学研究开始走上体制化的发展道路.中央农业实验所与国家权力之间保持彼此依赖和同构互融的关系,这反映了中国近代农学研究体制官办集中的色彩,与此同时,中央农业实验所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国家对其研究给予了较多的尊重.中央农业实验所致力于农业科学研究活动和交流,在中国近代实验农学发展方面表现卓越,同时它还指导、联络全国农业科研组织,协助筹设各省农业改进机关和农事实验场.上述工作,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农业科学研究的体制化发展.     

中世纪透视学视角下的科学革命

中世纪光学思想史学者马克·史密斯指出,以光学、视觉为研究对象的中世纪透视学家虽然普遍采用了几何分析方法处理光线的传播问题,但是他们所关心的更多是以视知觉为代表的,关于灵魂认识的"抽象理论"。该理论主张在更为综合的基本概念图示和自然哲学背景中考察"光"或"形式"的传播问题。因此,一场旨在颠覆这个基本概念图示,将自然哲学转变为自然科学的概念变革和方法革命对于近代光学乃至近代科学的诞生是至关重要的。     

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大会开幕词

同志们：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的直接领导下,经过长时间的筹备和各有关方面同志们的辛勤努力,“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了。这是我国科学技术界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成立及其工作的开展,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事业,产生有益的和深远的影响。在我国,早在明代,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兴起,这方面的工作就开始进行了。五四运动之后直至解放的几十年间,很多老一辈科学工作者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自动组织起来,在自然科学名词审定与统一工作中做出了可喜的成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这项工作。1950年,在原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之下设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延聘全国各有关方面的专家为委员,把从国外引进的近代自然科学名词术语译成规范的汉语,并统一审定已有的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广使用,奠定了我国学术名词审定与统一工作的基础。这些工作,正如已故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同志所说的那样：“乃是一个独立自主国家在学术工作上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实现学术中国化的最起码的条件。”由此联想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至今不能用本民族的语言讲授现代自然科学课程,更加感到党和政府的远见卓识和从事这项开创性工作的老一辈科学工作者的功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工作未能坚持始终,甚至在十年动乱期间完全中断,致使自然科学学术名词订名的混乱情况又有所发展。值得庆幸的是,党和政府始终如一地十分重视这项工作,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1978年,国务院就批准由中国科学院牵头,专门设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几年来,在各有关单位的协助下,经过反复酝酿,积极筹备,特别是在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在财力物力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委员会在今天正式成立。自然科学学术名词的审定与统一工作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对于我国来说,这项工作又有着特殊的重要性。首先,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近代科学技术起步较晚,发展较慢,各学科使用的名词术语大多是由国外引入的;其次,我国的汉字有独特的构词方法,无法从外国的拼音文字直接转写,而需要加以意译。这样,由于译名工作缺乏统一的标准,学术名词的订名十分混乱,因而导致概念与订名不一致,同一概念有不同订名,同一订名蕴含不同概念等各种不良后果。特别是近十多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原来的自然科学名词术语没有得到统一,新的名词术语又大量涌现,这方面的混乱情况日趋严重,给科学技术信息交流、科研、生产、教学工作等带来了有害的影响。因此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已经是当务之急了。大家知道,思想的交流依赖于语言和所使用的名词的概念,而自然科学名词术语是进行科学技术交流的工具。目前,国际上一门综合了信息科学和语言学、专门研究术语订名、概念、应用及其相互关系的新型学科——术语学的研究正在蓬勃开展,这门科学的研究水平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根据术语学的理论与研究成果,借助现代计算机技术建立起来的规模宏大的术语数据库已经遍及许多发达国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我们进行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适应我国科学技术事业飞速发展的需要,为了迎接新的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的挑战,促进自然科学名词术语早日实现统一,达到规范化、标准化、系统化,并使之具有科学性与通俗性。这一工作对于科技知识的传播(包括科技教育和科学普及两方面的工作),新学科的开拓,新概念的引进,国际、国内的科技学术交流,科技图书文献的编纂、出版和检索,科技情报信息的传递以及计算机技术在科技信息交流工作中的应用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是负责全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审定与统一的权威性机构。这是在国务院批准的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关于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已经明确了的。为了保证委员会的权威性,首先,在委员会委员中有一批全国知名的、具有丰富经验的科学家,其次,在各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中有一大批热心于名词审定工作的科学工作者负责本学科的名词术语审定工作。这样,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委员会审定的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即有权威性,又有代表性,一定会受到各方面的欢迎。因此,凡经委员会审定批准公布的自然科学名词术语,教学、科研、生产以及新闻出版情报部门,均应予遵照执行。当然,学术权威不是自封的,它是在我们的工作中逐步被承认的。这也对委员会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委员会的工作范围涉及广义的自然科学领域,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球科学、生物科学、技术科学、农业科学、医学等。因此,名词委员会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我相信,在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各有关方面的大力协助下,通过各位委员、各学会已经或即将成立的专业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与全国广大的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工作任务一定能够完成。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有下列几项：一、讨论并通过《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组织条例》和《工作条例》;二、交流自然科学名词审定与统一工作的经验;三、讨论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学的原则与方法;四、制订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规划。我希望,全体同志集中精力,认真讨论,各抒己见,把会议开好。通过这次会议,能够使我国的自然科学名词审定与统一工作无论在广度与深度上都取得新的较大的进展,使之在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同志们,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最近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就科技体制改革做出了重要的决定,可以预期,这必将给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巨大的推动。我国的自然科学学术名词的审定与统一工作也将在这伟大的变革中向前发展。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论李鸿章对近代中国科技发展的积极影响

李鸿章在推行洋务运动进行近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从引进西方先进的工业企业,到聘用外国专家,创办近代学堂,再到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等一系列的近代化举措,在客观上促进了西学东渐,为近代科技在中国的诞生做出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奠基性的工作,这些举措不仅推动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而且对于我们当下正在推行的科教兴国的战略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科学的“变奏”——对延安自然科学运动的再考察

"科学"是近代中国一股重要的社会思潮。自新文化运动祭出"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中国的科学事业便在救亡与启蒙中此起彼伏,科学本身也在危机与革新中不断"变奏"。延安自然科学运动兴起于抗战相持阶段,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指导下,面对当下与未来、理论与实践、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张力,边区科学事业经历一次次讨论与调整,中共发现"科学"不只是改造自然的武器,更是变革社会的力量,它必须在群众中生根破土,染上"无产阶级"的底色,才能真正成为人民大众的科学。正是坚持了人民主体性地位,中共不仅重塑了"科学"的价值,而且开启了对新中国现代化的构想。     

试论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科学团体与科学发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近代科学团体大量出现，由此形成了有效能的科研群体、加强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大大推动了中国近代科学研究的进展。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基本形成，它标志着中国近代科学研究的真正开始和近代科学在中国的确立。     

坚持将基础研究纳入创新驱动总战略 齐抓共管 同步推进

"十二五"以来,宁波市作为一个研究平台、高层次科技人才等创新资源相对缺乏的城市,坚持以政策为引导,通过强化研究基地、人才团队与创新平台建设,完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等措施,有力推动了基础研究快速发展。本文结合宁波基础研究工作实际,提炼了自身发展的经验和方法,并就如何优化完善基础研究的管理机制和体制提出了思考和建议,对推进基础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从“科学救国”到“科学建国”的践行者——中国科学社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三大贡献

中国科学社是近代中国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综合性学术社团,它团聚了数千名学术精英,参与并促成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生与发展。综括起来,它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有三大贡献:第一,不仅率先揭橥"赛先生"和"德先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导,而且致力于宣扬什么是科学、科学方法、科学研究与科学精神,区分科学与技术的差别,填补了自鸦片战争后引进西方科学以来中国科学发展的空白,丰富了国人对科学的全面认知。第二,在学术社团组织的创设发展、科研机构的创建、学术评议与奖励机制的创立、名词术语的审定与学术交流系统的建设及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等科学体制化方面有垂范和引领作用。第三,自觉地将自身发展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积极发挥自身的知识积累优势,介入具体的国家建设事业,并在"科学建国"的讨论中,促成了国家科学战略的初现。     

社科名词审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正>社科名词审定工作是全国科技名词委科技名词审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科技名词委在遵照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工作普遍原则、借鉴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名词审定工作经验的同时,兼顾社科特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下,全国社会科学界相关领域专家创造性地开展社科名词审定工作,相继成立了语言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世界历史、中国古代史、宗教学、马克思主义、图书馆﹒文献学、中国近代史、考古学、政治学、民族学与文化学、哲学、新闻学与传播学、自然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