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文大地测量的历史演变

从中西天文大地测量形式和内容的不同着手,讨论了唐代一行的天文大地测量,指出一行的测量目的既是为了满足历法制订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为了满足唐玄宗关于测定地中的要求。一行通过测量确定地中的实践是失败的,这导致宋代学者放弃了对地中的寻找,把天文观测的注意力完全放到了直接影响历法精度的天文仪器制作和恒星观测上。郭守敬的天文大地观测规模巨大,成就斐然,其本质是对一行天文大地测量传统的回归,也存在令人不解之谜。康熙时期的全国地图测绘,广泛应用了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天文学知识,但其目的则与天文学发展无关。它标志着传统测绘的现代化,也意味着传统天文大地测量的终结。     

元明中国伊斯兰天文机构研究二题

对元明时期有关中国伊斯兰天文机构的两个问题进行专门论述,认为元明政府设置伊斯兰天文机构的主要动机是利用其人的星占术;伊斯兰天文机构的禜星与星占有关,是一种祭祀星辰的活动。上述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深入了解伊斯兰天文学在华流播、变迁的政治文化背景,全面认识伊斯兰天文家在华工作的多样性。     

对照与监督:内灵台等相关机构史事考述

中国古代天文机构的运作,较长时期采用双轨制:以一正式机构为主,负责观测预报天象、推算编制历法等事务,同时设置某些并行机构,主要实施对照和监督。后一种机构里就有宫廷中的内灵台,元明两代为来自域外的伊斯兰天文学体系所设置的专门机构也兼有同样的功能。内灵台等机构的存在有着中国古代宗教、政治文化的复杂背景,其运作经历千年以上,促进了中国天文学的进步和发展。     

《天文启蒙》两个中译本考略

《天文启蒙》是晚清天文学西学东渐史上唯一拥有两个中译本的著作。本文以此为代表,考察晚清译著在翻译、内容等方面的共性。首先,比对两版《天文启蒙》与底本的异同:两版中译本与底本内容基本相同,但碍于译名混乱、天文学不断发展等原因,存在一定"失真"现象;其次,考证出《天文启蒙》在《谈天》基础上,增加星云假说、彗星流星关系以及太阳所含元素等新知识;最后,通过该书在晚清学堂的使用、国人自编教科书的引用,指出其在中国获得广泛的文化认同。     

中国古代四大书院探秘

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一般也称北宋四大书院、宋代四大书院。是后人对宋代历史悠久、影响广大，或官方褒扬、朝廷赏赐，或名人主讲、人才辈出，或规模较大、世人称道的书院的例举。“四大书院”的说法最早出现于南宋．     

何国宗、梅瑴成与传教士之间的合作与斗争

自1629年崇祯改历起，传教士在中国天文历法机构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他们与中国科学家之间有时密切合作，有时又血腥斗争，更多的是既合作又竞争。何国宗与梅毂成在数学方面都有良好的家学背景，又在清宫蒙养斋接受数学教育和培养，成为康熙晚期到乾隆前期的官方科学家。他们早期与传教士白晋、张诚、杜德美、傅圣泽等人可能有较为良好的关系，但从1713年他们联合主持编纂《律历渊源》开始，就逐渐和在钦天监工作的传教士纪理安、戴进贤、徐懋德等人产生了矛盾，从相互合作，到相互竞争，最后发展到相互仇视。以一些中文资料和传教士的书信为基础，本文讨论何国宗、梅毂成与传教士之间的合作与斗争关系。他们的斗争涉及到康乾时期几项重要的科学工作，如在编纂《律历渊源》和《历象考成后编》过程中的矛盾与斗争，对于钦天监领导权的斗争，借助推算日食的斗争，利用宗教政策以及古旧天文仪器的保护等发起的进攻，等等。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不仅对当时朝廷的天文历法研究和钦天监的日常工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对整个清中期的科学评论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叶叔华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

正在中国,大家习惯叫她"叶先生";在国际科学界,人们尊称她为"Madame Ye";在浩渺的宇宙,小行星3241号被命名为"叶叔华星"。她在潜心于天文事业研究的同时,也是一名热心社会科普事业的"志愿者"。她是国际上著名的天文学家,也是我国战略科学家;她是我国综合世界时系统的奠基者,也是天文地球动力学的开拓者。她在科研一线奋斗六十余载,为我国科学事业及天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典范。     

星占、谶纬、天文及禁令

一恩格斯指出:“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中国天文学也是起源于生产实践。中国历史上,公元前十四世纪商朝迁都安阳以后,就有甲骨文的历日资料遗存下来了。天文学产生后,有很多因素影响它的发展。比如,古代社会很重视祭祀,为了按时祭祀,天文历法是绝对需要的。甲骨文中有很多是占卜每日吉凶的卜辞,其中经常可以看到从某日起占卜十     

神学观念影响下的汉代天文学发展

汉代天文学的发展明显受到其时神学观念的影响:天文观测与星占相联,天象与人间祸福相通;国家历法中,历数具有"神圣性"、不可撼动性,改历的宗教政治色彩浓重;天体演化理论与宇宙构成理论中囊括图谶、"天尊地卑"等理念。在天文学发展的带动下,汉代象数易学大兴,哲学中"验证"思想深入人心,数字神秘主义兴起,并为魏晋玄学本体论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北宋政治变革中的"天文灾异"论说

奇异的天文现象与其他反常的、灾害性的自然现象在中国古代历来受到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宇宙认识论强调"天"、"地"、"人"的"统一"、"秩序"与"和谐",对"不统一"、"非秩序"、"不和谐"的现象特别敏感.另一方面,汉以来的儒家学者根据"天人感应"的思想发展出了一种把"天文灾异"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的学问,认为"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这样,"天文灾异"之学就成为传统经学的一个合理部分,成为一种政治批评与权力斗争的工具,在以儒家为主导思想的社会政治中发挥作用.文章以北宋时期关于"天文灾异"的论说,特别是王安石变革时期保守派与改革派利用"天文灾异"对新政的非难与辩护为例,探讨中国古代的"天文灾异"之学与国家政治的关系.     

饭岛忠夫“疑古”论研究

通过对饭岛忠夫(1874-1954)其人其学的梳理和分析,探讨了他以《支那古代史论》为代表作的"疑古"论中的部分合理性及大量错谬之处。在《支那古代史论》中,饭岛从多个视角对中国古代天文学性质进行了重新分析,突出了其本有的星占与政治属性。同时,饭岛对《春秋》、《左传》等儒家经典中天文记录所存在的矛盾与问题进行了发掘和整理,通过对原有思路的逆向运用揭示出记载本身的不自洽,在客观上发展了天文历史年代学。但是,饭岛的治学具有两面性,存在强烈的政治动机。其"疑古"论在前提假设、古籍释读、推理方法三方面存在学理缺陷,因此其"中国古代天文学西来说"是立不住脚的。纵观饭岛的学术生涯,其"疑古"论实质在于改造儒教和追求真理,目标是"加强儒教在日本精神文化中的基础地位"。而今回顾以饭岛忠夫为代表的科技史"疑古"思潮,其主要意义在于改造了日本的尚古思维定式以及学术范式的现代化。     

天文学名词的特点

统一自然科学名词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没有统一的名词术语,学术交流就没有共同语言。要搞好名词的审定工作,必需有一套共同的准则。同任何事物一样,自然科学各分支学科的名词术语的订名,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制定全部自然科学名词的共同准则,必须注意各学科名词的特点。这里,仅就天文学名词的特点谈一点粗浅的看法,或许会对建立统一的准则有所裨益。一、名词数量的迅速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天文学一直在飞跃发展。射电和空间技术在天文学中的应用,导致了射电天文学、毫米波天文学、分子天文学、空间天文学、X射线天文学、Y射线天文学、等离子天体物理学、高能天体物理学等一系列分支学科的出现。随着分支学科的发展,天文学名词也相应地急剧增加。1933年出版的《天文学名词》收词一千四百条,1952年政务院审定公布的《天文学名词》收词四千多条,到1974年出版的《英汉天文学词汇》中名词数已增加到6000条左右,今年即将出版的《英汉天文学词汇》(第二版)中收词已达16000条之多。因此,基本名词的审定工作,应该同这种快速发展的趋势相适应。作为一个学科的基本名词是变化的。某些过去常用的基本词现在可能已经很少使用而失去基本名词的意义了,而大量的新词正在成为基本名词。因此,审定名词应该充分注意文献中频繁出现的新词,同时淘汰一些历史上曾经使用但现已不用或少用的词,使统一名词的工作跟上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对于那些淘汰下来的已失去作为基本名词价值的词。仍可在《词汇》一类工具书中出现,供阅读旧文献时参考。各种专业名词的增长是有方向性的,它同学科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例如近代天文学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天体物理学。从权威性的《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文摘》统计,其中天体物理学的文献在整个天文学文献中约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天文学基本名词的选定应该反映这种方向性。二、近代天文学名词的国际性自然科学以及与此同时产生的各种学术名词是世界各国学者发展和创造起来的。大多数名词已在国际学术交流中趋于统一,成为国际学术交流的工具。近代我国天文学曾长期处于落后地位,大量的近代天文学名词是在国际上形成以后传入我国的。研究和审定天文学名词不能脱离这个背景。事实上,审定名词主要的一件工作就是正确地、统一地规定与国际通用名词相对应的汉语名词。确定国际通用名词的汉语对应词,必须充分考虑我们民族语言的特点。使用拼音字母的国家或民族,往往将国际通用名词按本民族相应的语音拼出即成为本民族名词,这种音译法对我们是不适用的。汉字是方块字,每个字都有单独的含义,音译出来常常使人感到莫名其妙。更重要的是汉语有非常丰富的语汇,有极强的表现力,能够用非常简练的语词来表达外来词的涵义。因此,我们赞成“涵义对应”的原则。涵义对应是指汉语名词应同所对应的外文词在学术上的概念一致,近乎于按名词的科学概念来确定汉语名词。涵义对应同一般对外文语词的意译不同,意译允许一个外文语词对应几个汉语词。而按涵义对应原则,一个概念只能对应一个名词,一个外语名词一般(除外语名词本身具有多重概念外)不容许有几种不同的汉语名词对应。只有在外文名词不统一的情况下,可容许一个汉语名词对应几个外语名词。三、我国天文学名词的传统我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在古代天文学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我国自己的天文学名词系统。其中许多名词在现代仍然继续使用。例如,金星、木星、天狼星、织女星、黄道、赤道等词,都是我国的传统名词。毫无疑问,这类名词应继续使用。在一定条件下,在创造现代天文学名词时,还可参考这类名词而演绎出新词来。例如,以典型天体的中国古代星名“大陵五”、“蒭藁”而将变星类型定名为“大陵型变星”、“蒭藁型变星”,这种做法是可取的。我国古代天文学留下了丰富的天文资料,其中包含了大量古代天象观测记录。这些资料不仅对天文学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现代天文研究有很大的价值,在国际上得到高度的重视。例如,宋至和元年(1054年)观测记录的天关客星乃是确认脉冲星起源于超新星爆发以及计算蟹状星云中脉冲星年龄的主要依据之一。古代天象记录中的名词术语,已随着一些重要古代天文文献被译成外文或被外国文献引用而译成外文。但各家译法往往各不相同,许多译法不能表达原意。为了充分发挥我国古代天文文献的作用,扩大它在世界上的影响,我们应该根据古代文献弄清古天文名词的确切含义,选择或重新确定外文译名,并且在我国编著和出版的外文书刊中使用统一的译名。四、天体专名的特殊地位天文学是一门开拓性的学科,它向我们揭示宇宙空间中各种各样的天体世界。随着观测技术的提高,不断地有更遥远、更暗弱的天体被发现。例如,已发现的周期彗星就有几百颗,每年还不断有新的发现;已发现的小行星已达两千多颗,每年也不断有新的发现。许多天体除了按某种方式编码外,往往还需一定的专名。天体的名称必须统一,否则就会造成极大的混乱。所以,新天体命名的工作是国际上共同关心的问题。国际天文学联合会设有“命名和天文数据”委员会(即第五委员会)负责天体统一命名工作。我们应该积极参加这些国际性活动。确定与天体名称相应的汉文名称是一件繁重而复杂的工作。天体命名的体系相当复杂,有按希腊或罗马神话中神名命名的,如天王星、仙后座;有按发现者名字命名的,如恩克彗星;有用著名科学家名字命名的,如哥白尼环形山;有用国名、地名命名的,如中华小行星;有按天体形状命名的,如马头星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要制定出一个译名的原则,然后对大量尚未确定译名的天体名称进行细致的研究。许多小行星、彗星、星云、星团,数以百计的月球背面和火星表面地形都还无一定的译名,这件工作是相当繁重的。五、同邻近学科名词的交叉天文学与物理学、数学、测量学、地球物理学等学科有密切的关系。天体物理学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天文学和物理学的交叉学科。因此,天文学名词同这些邻近学科有相当多的交叉。对于交叉名词的处理,我赞成向主学科靠拢的原则。对于那些既属于天文学名词又属其他学科的名词,若主要属于天文学名词,则由天文界确定,但要跟相关学科协调;若主要属于其他学科,则由其他学科来定,不再另创新词,即使已经习用的,最好也改过来。天文学中使用的数学和物理学名词一般应从数学和物理学。所谓主从关系,应从名词的起源和学术概念来定。分不清楚的再提出来协商。某些相近学科中的名词在天文学中有独特含义的词,仍应作天文学名词对待。     

朱熹“入于圣贤之道”科学思想:以天文历法思想为例

宋儒朱熹非常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其科学思想涉及天文学、历法学、地理学、气象学、生物学等学科。朱熹对于自然界事物的研究是在格物致知的框架内进行的,是格物致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穷形而上学之理,在于修己治人、"入于圣贤之道"。朱子对于自然界事物的研究,其理学的成分稍多,科学的成分略微不足。如朱熹的天文历法研究侧重于从思想上把握宇宙的演化与结构,而对当时在天文观测和历法方面的研究进展关注不够,对于宇宙结构理论的某些具体细节尤其是定量方面研究不足。     

论宋代天文历法观念的变迁及其对自然科学发展之影响

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学在宋代发展迅速。宋人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天文学知识,皇帝重视历法、大臣积极参与历法,民间的历算学者们亦特别活跃。究其原因,主要源于社会生产需要生产者科学知识的丰富,学校教育发展促成历学普及,政府科研机构的增多,中外科学文化交流的客观促进等。宋朝频繁"改历"行动的背后,既有政治原因的推动,又有科学与迷信的斗争。受其影响,宋代自然科学中的天体结构理论,潮汐理论、农学理论等,均获得较大发展。而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受到的益处最大,诸多世界级领先成果亦由此诞生。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天文学公众传播”探析

"天文学公众传播"的研究可追溯到2000年,但尚未出现对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相关工作的研究。IAU设立了"天文学公众传播"的学术和办公机构,其主办的《天文学公众传播》期刊内容集中在传播方法和工具、教育与外展服务活动、天文学与艺术和文化等;作者职业多样化,供稿连续性与合作性突出,天文学家与相关专家的撰稿数远超其他作者。"天文学公众传播"历届大会议题均及时更新,2018年的参与热度最高,体现出当前国际活动和方法的前沿,也提出"天文学公众传播"面临的挑战和具备的特征。"天文学公众传播"满足科学传播的一种当代定义,呈现出独特的互动性、平等性和人文性。     

国际电工委员会的名词术语工作

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今天在这里成立,我谨代表中国天文学会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致以最热烈的祝贺。自然科学名词是描述和传播自然科学概念和规律的基本要素,统一审定自然科学名词,是科学研究、普及、教学、应用和推广中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建设,我们相信,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委员会必将为统一我国自然科学名词、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我国天文学家一直高度重视名词的创造和统一工作。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和《淮南子》等古典著作表明,远在汉代以前,就形成了我国的天文学名词系统。《史记·天官书》首次统一了我国的天文学名词。两千年来,历代都以天文志和律历志等官方刊布的形式统一规定了我国的天文学名词。明清以来,随着西方天文著作的翻译和近代天文成就的引进,涌现了大量的新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天文学会在1922年成立以后不久就开始拟定统一的天文学名词,在1933年出版了《天文学名词》,收中英德法日文对照的天文学名词1300条。全国解放以后,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的名义颁布了英中对照的《天文学名词》1700条,1958～1959年间,又相继出版了俄英中、英俄中、中俄英三本《天文学名词》,收词达5000条。1974～1976年间,由南京大学天文系主持编纂了《英汉天文学词汇》及其增订部分,收词6000条。十年浩劫之后,中国天文学会一恢复工作就组建了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积极开展了新词收集整理,古天文名词研究、国际学术名词研究交流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并准备编纂《俄英中天文学名词》,在《天文学进展》上展开名词讨论,同时协助南京大学天文系和科学出版社名词室审阅了包括16000条词目的《英汉天文学词汇》第二版。1984年上半年,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英汉天文学词汇》第二版的基础上着手编制《天文学基本名词》,同年七月,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和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共同召开了天文学名词审定会议,拟定了《天文学名词审定条例》和《天文学基本名词》初稿。这两个文件已由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给有关单位征求意见,准备在近期召开会议最后审定,报请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批准公布。《天文学基本名词》初稿是按汉字笔划顺序排列的,汉英对照,附有汉语拼音和英文索引,包括1940个词条,为便于审定,工作版本分为正编和副编,正编按学科分类排列,计有天文学总论、天体力学、天体测量学、天体物理学、天文学史、天文仪器、星系和宇宙学、恒星和银河系、太阳系、太阳等十类,包括1600个词条。副编包含星座、黄道十二宫、二十四节气、星系、星团、星云、星际分子、恒星、月面和流星群等十个专名表,包括340个词条。《天文学基本名词》是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准备编制、审定的《自然科学基本名词》的一部分,其选词原则、定词规范、编排体例,应互相一致;它的许多名词还同其他学科名词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也想借此机会谈一谈我们在审定工作中的一些体会和问题,来同与会同志共同探讨。在天文学名词审定中,首要的问题是名词的学术涵义与表现形式的统一。拟定一个名词,最重要的依据应该是它的学术涵义,其次才顾及外文对应词的原文词义和构成。审定中,我们对概念不正确或含混的名词,进行了修订。例如,习用词“多层球”(Polytrope)所表达的概念中既无“层”,也无“球”的涵义,指的是用多方过程为物态方程构成的星体模型,我们须修订为“多方模型”。从表现形式上看,词语的简洁性和层次性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例如,英词seeing,在一般英文字典中也不收录。我国曾用“大气宁静度”、“星象宁静度”、“明析度”等译法。这些词既不确切也不简洁,我们据其涵义采用了一个既简洁而又兼顾英文词义的名词“视宁度”。在宇宙学名词中,“学”、“论”、“模型”等字的使用曾经十分混乱,如“大爆炸宇宙模型”,有人称为“大爆炸宇宙学”,有人称为“大爆炸宇宙论”。我们在审定中确立了一个层次结构,凡属学科分野的谓之“学”、如宇宙学、观测宇宙学;属于学派之见的则称之为“论”,如“相对论宇宙论”,属于具体方案的则称之为“模型”。如“大爆炸宇宙学”模型。这样便更好地反映了这些词的学术概念。名词审定中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我国传统名词与外来名词的结合与对应的问题。我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有自己的名词传统。对于我国古已有之一直沿用下来的名词,均采用传统名词,不考虑对应的外文词义,例如“金星”、“木星”,是传统词,不用西文的“维纳斯”或“爱神”、“朱必特”或“大力神”之类。但对于天文学中的名词,具有国际统一规定的概念的词,则以翻译外语词为主。例如,星座在国际上有统一的划分,我们当采取国际统一星座划分标准,因而也采用相应的星座名称的译名。但有些亮星,如“老人星”、“天狼星”,各国均有自己的专名,我们也采用我国的传统名称。在中外名词对应关系方面,一个外文词,除有多种涵义的词外,一般只选用一个对应的中文名词。随着天文学的迅速发展,新名词急剧增加,某些名词也会失去意义。我们认为,必须积极收录新词,淘汰过时的旧词,才能发挥名词在传播科学知识中的作用。这次审定中收录了较多的新词,有些名词由于概念的改变,名词也要作相应的改变。例如,“河外星云”一词,不再用,而代之以“河外星系”。又如,原来把新星和超新星均归之于灾变变星,现在知道这两类天体有着本质上的差别,相应地我们采用“灾变变星”和“激变变星”两个词来作为它们的类型名词。最后,我想谈一个与各学科都有关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这就是天文学名词与其他学科名词交叉的问题。在《天文学基本名词》中,我们主要选取了纯天文学名词。我们也收进了在其他学科中出现,但具有特殊天文意义或天文用途的词,例如“谱线轮廓”、“逆康普顿效应”等等,以及由其他学科名词构成的有天文含义的复合词,如“色温度”、“灰大气”、“光谱分类”等。天文学名词的拟定尽可能与相邻学科的用法一致。涵义不同的仍需另行拟定,例如oculating plane一词,在天文上与数学上含义不同,数学名词为“密切平面”,天文上则称为“吻切平面”。还有些名词需同有关学科具体商议。天文学名词与其他学科名词交叉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外国人、地译名问题。我们希望遵照一个统一的人地名译名规范,但迄今还没有这样一个规范。迅速解决人、地名译名问题,这是我们对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寄予的一个希望。当然,我们更大的希望是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给予我们全面的指导和帮助。最后,我祝大会成功。谢谢！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天文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天文观测在政治模式导向下,观测频率与记录的规范性有了很大提升,但也使得原本在汉末已现颓势的神学迷信有了生长的机会;在科学与神学的对峙中,天文历法学领域中推动力与阻滞力交织,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穹天论、昕天论、安天论等天体结构理论的发明,让时人的宇宙观焕然一新。它的历史影响深刻而悠远,在隋唐乃至两宋的天文学发展中,均可找到其影响因子的存在。     

试论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之局限因素——基于中日比较的视野

薮内清发现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存在极限限制因素,难以转型成现代天文学。回顾明清史可以发现西方天文学传入中国后遭遇了本土文化的严重排斥和学习吸收不良。上述二者是导致中国古代天文学逐渐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同为面对外来文明,较之日本对中西天文学的吸收和取舍之历程,可以发现中国近代学习西方天文学的不顺遂存在着深刻内因。     

十九世纪天文学革命及其意义

1886年,当天文学进入一个重要的发展关头时,圣彼得堡科学院收到了天文学家斯特鲁维(Otto Struve)的一封来信。这封信提出:经典天文学以它在理论和实验(观测)两者的坚实的数学基础和持续发展,“有正当权利占据实验科学中的首席地位”;而与此迥然不同的新天文学(即天体物理学),在他看来,其研究水准远远低于传统的经典天文学所达到的科学精确度。尽管如此,他仍担心“天文学会由于迷恋新玩艺儿而昏了头,背离几世纪甚至上千年来被尊为圣洁的根基”,他表示希望,这种事情“但愿不会发生”。历史表明,“但愿不会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只是它没有背离长期以来的那个“圣洁的根基”。天文学在19世纪60～80年代里,由于“新玩艺儿”——光谱分析方法等等——     

发现脉冲星的两只“眼睛”——科学与技术因素分析

脉冲星是天文学史上的重大发现,开启了射电天文学的新纪元。从科学与技术相互关系的角度,考察其发现过程。本文认为有两方面因素在起作用,一是科学的传统,即20世纪30年代以来天体物理学思想和理论的传统;一是新的观测技术,即射电天文观测方法与仪器的发展。这两个因素犹如发现脉冲星的两只"眼睛"。就科学传统而言,脉冲星的发现与行星际闪烁的测量、类星体的发现、恒星演化理论的中子星假说等一系列天体物理学理论一脉相承。就观测技术来说,脉冲星的发现与射电望远镜行星际闪烁阵列的观测方法和技术创新密不可分,新技术为天文学带来了新发现。脉冲星的发现,见证了近现代天文学是如何在科学与技术的相互交织中不断向前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