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在“飞机导弹之争”中的主张与作用

五十年代中期,中国发生过一场"飞机导弹之争",导弹和航天科技工业由此腾飞,而航空科技工业则遭受重创。钱学森是这一争论的主要人物。由于种种原因,有关研究缺乏且不尽客观。钱学森的主张属技术预测,不可能完全正确;其对国防科技工业的影响是复杂的,并有所误解和夸大。     

国防高技术战略核心能力的概念研究

当今各国国防科研发展战略都选择某些关系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全局集中力量,全力突破,继而带动国防科技乃至国家整体科技水平的提高.本文在研究技术能力和核心能力理论的前提下,通过对美国国防改革中国防关键技术"溢出效应"本质和途径的研究,提出了国防高技术战略核心能力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利用国家技术基础,在社会大系统中合理配置国防高技术战略核心能力资源,进而实现我国国防工业军事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均衡发展的构想.     

政治话语权下的国防科技政策——以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出台为例

科技政策的核心问题是科技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本文以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出台始末为例,在援引皮尔克的"堕胎政治"和"龙卷风政治"等概念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从历史角度进行深入考察,指出国防科技政策的政治化集中体现在科研成果的解读权让位于政治、国防科技"需求"来源于政治需要,以及国防科技政策脱胎于现有的"国家战略"三个方面。得出结论:就美国而言,任何国防科技政策,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属性,但是,究竟遵循科技优先还是政治优先的原则,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的政治情境。     

试论基于国家创新系统的创新优势战略--以中国软件产业发展为例

通过提出一种新型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框架,论证了国家智能及其保障机制是推动国家发展的首要因素.因此,创新优势战略成为首选的国家发展战略.国家智能是国家决策和解决重要问题的能力,是集思广益制度汇集的学界、政界、工商界等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聪明才智.同时也论证了社会科学、交叉科学和软科学的至关重要性.最后运用新型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框架和观点,对中国软件产业发展进行了案例研究.     

试论基于国家创新系统的创新优势战略——以中国软件产业发展为例

通过提出一种新型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框架，论证了国家智能及其保障机制是推动国家发展的首要因素。因此，创新优势战略成为首选的国家发展战略。国家智能是国家决策和解决重要问题的能力，是集思广益制度汇集的学界、政界、工商界等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聪明才智。同时也论证了社会科学、交叉科学和软科学的至关重要性。最后运用新型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框架和观点，对中国软件产业发展进行了案例研究。     

中国核潜艇文革中的艰难起步

20世纪60年代,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讹诈。然而,我们依然面临着来自海上的巨大核威胁,党中央、毛泽东果断决策:研制中国自己的核潜艇!构筑中国战略核力量的坚实屏障。于是,上至元帅、科学家,下至工人、潜艇水兵,都投身到了这一可歌可泣的伟大工程中。1.叶帅临危受命“红工程”这是一次政治局会议。叶剑英元帅身着军服早早来到了会场,坐在会议桌的中央。他今天是又高兴又气愤。高兴的是周总理叫他主持这次会议。在北京医院的病榻上,总理亲自交待元帅: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事关导弹核潜艇的命运和前途,指示他要对散…     

充分利用军工技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国防科技工业是国家的战略性产业,是技术密集和人才密集性高技术产业,是推动国家技术创新、促进和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拥有十大军工集团公司、七所著名高校、数百家科研院所和企业的国防科技工业每年都有大量高科技成果诞生.国防科技工业需要把大量的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中国商用乏燃料后处理技术的曲折发展与落后原因探讨

乏燃料后处理是实现核燃料闭式循环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早在1960年代中国已成功掌握军用后处理技术,但是商用后处理技术的研发进度迟缓,至今未能实现工业化,制约着核电的可持续发展。个中原委值得总结和反思。文章较为全面的梳理了中国商用后处理技术的曲折发展历程,并深入探讨了1980年代中期发生的中欧乏燃料贸易及其结果。文章认为,中国核电早期发展的决策延误、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中欧乏燃料协议的流产、国家发展战略重心的转移是导致中国商用后处理技术长期徘徊不前的主要原因。文章最后指出:尖端核技术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国家的统一调控和长远规划;在核能普及方面应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俄军『撒旦』导弹师揭秘

俄罗斯的PC20-B弹道导弹如今是世界上威力最大的导弹,北约称之为SS-18“撒旦”。目前这种导弹是俄战略火箭军的主力导弹,共有150枚。“撒旦”导弹重达210吨,长约30多米,可携带10枚分弹头。敌人要想实施拦截,对每一颗弹头需发射3到10枚拦截导弹。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命令,这种导弹还将在战略火箭军服役10到15年。     

军民融合视角下我国航天企业科技竞争力解析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和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我国航天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和科技竞争力对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建设至关重要。但是目前我国航天企业却面临着科技成果众多但分散、集团下属研究院成果转化能力差、军民两用技术融合和市场融合困难等困境。如何提高科技成果成功转化率并与军民融合战略相适应,抢占国内外市场,进而提升企业科技竞争力已成为我国航天企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对此,在军民融合视角下同时从技术内驱动路径和市场外驱动路径来培育航天企业科技竞争力显得迫在眉睫。     

非线性应力波传播理论进展及应用

1立项背景和研究思路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国防科技、航天航空、新型材料等领域广泛涉及爆炸与冲击问题,特别在核武器爆炸、常规武器爆炸、高速撞击、材料动态破坏、结构毁伤及防护等方面,动态力学问题的现实挑战日益凸显。这类问题的基础和应用研究涉及国家安全范畴,而应力波理论是解决各种爆炸与冲击问题的基础和主线,需要我国科学工作者自主创新、合力攻关。     

三线建设艰难时期的国家创业

正值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按照毛泽东的批示要求,中共中央确定了一线重要工厂、学校、机关向三线迁移的重大决策. 冬日产草莓,早春出枇杷,入夏有芒果……加上温暖的阳光,地处西南腹地金沙江畔的攀枝花,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光热资源,是远近闻名的康养胜地,吸引了无数游客前往度假休养. 在南来北往的游客中,有一部分人会特意前往位于攀枝花新区的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充满设计感的现代化建筑里,收藏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以战备为中心、以工业交通和国防科技为基础的三线建设.     

透视台军电子战实力

台湾军队比较重视电子战,认为"电子战的优势与否是决定未来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20世纪70年代开始,陆续在陆、海、空三军部队装备了各种电子战设备和器材,并积极筹划发展专业电子战部队.80年代以来,其电子战的研究与发展趋于规范化、正规化.1984年重新修订颁发了电子战作战条令--<"国家"电子战要纲>,并将电子战武器装备列为国防科技四大发展之一.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发展,目前台湾军队已初步建成了一支设备较为先进的专业性电子战部队,一般部队中也设立了专门的电子战机构,具备了一定的电子战作战能力.     

越南欲用哪些武器逆袭南海基地

苏-30足以产生致命威胁 空中力量一直是打赢现代战争的重要因素,越南虽然没有一支强悍的空军,但是其引进的苏-30战机已经不可小觑. 越南空军已经拥有32架苏-30Mk2多用途战机,这是一支巨大的空中打击力量.苏-30Mk2既能使用kh-59TE系列电视制导导弹发动对地攻击,也能够使用俄军装备的主要空对舰导弹.而中国空军的苏-30Mkk不具备使用kh-31系列空对舰导弹的功能.今后是否追加软件,看需要.换句话说,同一种类的战斗机,俄罗斯只赚了越南一次钱,而赚了中国两次.     

中国铝型材的发展与展望

1中国铝材行业的起步阶段 铝型材在西方及日本等经济和工业发达国家已普遍生产和应用,在工业、建筑业等领域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中国在铝型材生产和使用方面起步较晚,中国最早使用铝材是在六七十年代,主要用于军工的火箭与导弹外壳,七八十年代才有为数不多的几家铝加工企业生产建筑门窗型材.当时由于建筑铝型材是建材新产品,国家对这种产品的各项质量标准还没有正式制订,因此对铝材的硬度、强度、型材氧化膜的膜厚及壁厚都没有一个严格的控制标准,所以生产出来的型材的壁厚不一.     

中国首个导弹基地内幕:对毛主席都要保密

新近出版的《中国飞天大传》,以中国火箭、导弹、原子弹、卫星和飞船的研制与发射历程为主线．以发射场为中心展开故事．全方位再现了50年间中国国防尖端科技艰难发展的历史进程。从第一代国家领导人的相关决策内幕,到数十万科技人员的刻苦攻关细节,从几个军事大国间的航天航空生死博弈,到导弹部队将士的长空驱敌,都得到生动充分的展现。     

对一项下马工程决策过程的社会学分析与反思

哈依煤气工程从论证到运行,始终是一项倍受争议的工程。工程决策和建设周期之长、不可预见的自然和经济因素使得该工程项目从合理变为不合理;在充满争议的情境下工程强行上马,并在没有经济效益(甚至是负收益)的情况下,工程运行了12年最终被置换为天然气而下马。通过对这项工程的决策过程进行社会学分析认为:对大型工程项目中途下马缺乏必要的反思本身是中国工程建设中需要反思的问题;在中国大型工程项目的决策过程中存在非工程考量的作用过大、决策过程存在民主化缺失、专家论证的结果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等问题;政治权力的压力导致工程的非理性的决策。     

中国近现代科学的回顾与展望

作者论述近150年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文章以科学技术的建制化为主要线索，首先介绍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以下依次论述了中国近现代科学教育和科研体制的建立、新中国计划科研体制的形成及其利弊、近20年来科研体制的改革探索、近年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历史必然性和发展趋势，最后作者展望了21世纪中国科学的发展前景。作者认为，150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巨大的，但在全人类共同创建的20世纪的科学大厦中，中国贡献的份额还很少。从20世纪初年的“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到50年代的“赶超英美”，历经60年代中叶和70年代中叶的“十年动乱”，迎来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科学的“第二个春天”，再到20世纪末叶的“科教兴国”，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中国的科学发展走过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曲折路程。100多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了中国社会变革的深刻影响。在21世纪，创造一个有利于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的社会机制和提高创新能力仍然是中国科技发展的关键。     

人才是"科教兴国"的重要保证

"科教兴国"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提出已历十载春秋,其成就固可圈可点,其经验亦弥足珍贵!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以来,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即得益于"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这一"双驾马车"的大力推动.     

国家科技政策决策组织系统权力配置研究

政策决策组织系统内的权力配置是影响决策系统运行绩效的关键因素之一,决策组织结构是决策权力配置的外显形式。以1951年以来中国国家科技事务最高专设领导机构为对象,比较分析支持其运行的政策决策组织系统结构变化,发现为化解国家科技政策决策组织系统合理性与可执行性之间的冲突,权力配置在广义型集权与狭义型集权之间多次调整,但问题却难以解决。中国科技政策决策组织系统存在协调途径单一缺陷,结合中国政策决策实践经验提出进一步发挥预算在科技政策决策中的作用、改变科技政策方案拟定者依靠代理人间接参与政策方案选择活动的方式转为直接参与、深化科学家在政策方案拟定活动中的参与度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