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决策视阈下的公众参与——“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协同分析

精英主义下的民主参与强调的是由公众代表人的集体意志表达出的标准科学图景的镜像,而参与式民主的公众参与是从社会视角对争议性议题分析而表征出的常识,两者的分歧在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过程中形成诸多困境。早期的代议制政府主张的精英主义限制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平等权利;科学划界在科学知识与替代性知识之间形成的界线,引起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分歧;公众参与在实现政治合法化之后,却引起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范围界定的问题。通过分析"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分歧的渊源,认为基于自由主义的认知分工,遵循"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功能导向的差异性,依据"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知识规范体系的协同分析模式,建构多元利益攸关群体之间的良序的互动机制,能够增强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有效性以及政治决策的合法性。     

科技决策相关公共知识生产模式的演变

作为科学、经济和政治三个公共场域交互作用的产物,科技决策相关知识应当是一种"公共知识",兼具科学合理性、经济公有性和政治合法性等三重公共性。为化解科学不确定性和知识经济化引发的公共知识的公共性危机,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从传统"科学家真理代言人模式"到"专家与技术官僚共谋模式",再到"公众参与模式"的演变。我国科技决策相关公共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不同的演化轨迹,当前"官僚主导-专家论证"的生产模式已陷入公共性危机,应同时提升专家理性和扩大公民参与。     

科学元勘的第三波及其争论述评

本文评述了关于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一场学术争论。柯林斯等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支持过于宽泛，导致了“对技术决策的参与应该扩展多远？”这样的疑问。他们提出，科学元勘应当面向决策实践，放弃单纯描述性的工作和消极解构，转向考察专识的认识论特征，及其内容、结构、类别和功能，以重新理解决策中专家和外行的划界，为筛选适当的专家和公众参与决策提供依据。批评者认为。这个理论框架误读和抛弃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基本结论，是科学主义的和还原论的，是向传统的专家治理结构的倒退。他们站在社会建构论和认识论多元主义的立场上，分别从对决策问题、专家和专识的社会建构、对合法性问题的理解等方面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数字赋能：科技治理主体结构变革与主体能力提升

数字时代,推进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需要厘清科技治理主体间的结构与功能变化。在价值理性引导下,数字化对科技治理主体结构产生变革,通过数字赋能主体职能使科技治理主体边界发生变迁;数字赋能主体信息系统形成更有效的互动体系;数字赋能主体需求来源强化社会参与,助推以“用户”为基础的需求结构层次重构。在此基础上,数字化在赋能科技治理主体结构的同时,也增强了科技治理主体对治理活动的决策与感知能力,加强主体事前推演能力以及把握科技发展方向的能力。     

科技政策咨询的产生、本质和作用

科技政策咨询产生于二战之后现代公共决策咨询制度发展成熟的基础之上，是现代国家依赖专家获得专门知识并联系公众，从而制定科技政策的根本途径。它保证了科技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科学性、民主性与前瞻性，成为21世纪社会进步和政治民主的必然发展趋势之一。     

STS的第三波与第二波的修正关系

科学技术研究(STS)的第三波浪潮提出了关于专业知识与经验知识的理论,对第二波浪潮中科学民主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与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范围延伸问题进行修正,理论关涉实证主义下的精英决策、专业知识民主化的过程、专业知识与经验知识界定等问题。第三波浪潮中专业知识与经验知识的实践转向为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有效性提供了知识依据。     

欧洲议会的技术评估及对我国的启示

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新形势下,技术评估日益成为我国科技的社会治理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并受到各方关注。研究发现,技术评估已成为欧盟国家科技决策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推动了欧洲政治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进程,欧洲议会层面组织开展的技术评估活动与评估实践做法对我国有一定启示。通过对欧洲议会技术评估组织的重点观察、典型分析及与欧洲国家技术评估发展的对比,我们认为应加快发展我国技术评估,完善科技治理,更好地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标服务,并提出将技术评估作为管理技术的战略工具,提升科技的社会治理能力;加强理论方法研究,做好技术评估的顶层设计,提供制度保障;注重评估与政策、立法系统相结合,建立公众参与机制等建议。     

谁是公众,如何参与,何为共识?——反思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及其面临的挑战

在科学传播领域,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因为符合民主政治的诉求而得到了极大发展。但该模型仍然面临诸多困难,包括如何确定公众代表,怎样实现公众真正参与科学进程,如何调和公众参与科学所体现的平等诉求与科学精英对科技知识的天然垄断之间的矛盾等。面对挑战,公共政策研究者在代表选择、观点均衡、议程设置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公众参与环境与科技决策的方案;部分科学传播学者则跳出公众参与科学局限于民主政治层面,将该模型拓展到科学教育与公众参与科研等领域。尽管有种种挑战,但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在中国仍然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争议性科技议题中的公众参与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加快了自然和社会变化的进程,当科技与社会形成了紧张的张力,一些争议性科技议题往往随着负面事件的爆发引发社会冲突,并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当科学上的分歧进入社会领域中,裹挟了利益、资源和价值取向的社会因素使得争议变得更加复杂化。社交媒体的发展和应用为争议性科技议题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渠道,同时也给公众参与科学带来了更加严峻的挑战。随着公众话语的兴起和国际范围内公众参与科学理论和实践的增加,需要尽快探索和发展适合于我国的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其中,重塑公众的信任、发挥媒体的作用以及完善对科技公民身份的建构将有助于争议性议题的科学传播。     

建设工程公众参与的非正式制度作用机制研究--一种文化视角的解读

公众参与建设工程逐渐被人们重视,但是如何实现高效公众参与仍然是难点。本文以文化为研究视角,分析非正式制度对建设工程公众参与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传统文化对公众参与意识及其制度实施有负面影响,地方文化对公众参与制度实施有着重要作用。以上海磁悬浮事件为案例,证实了反向文化张力下非正式制度降低了公众参与绩效,地方性知识的变化推动了非正式制度的渐进式变迁。最后,指出公众参与文化的形成及地方性知识的变化,是中国公众参与非正式制度的变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