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增强与技术想象——超人类主义的“未来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超人类主义的“未来学”思想根植于启蒙人文主义,但又在人类增强与技术想象的不同层面实现了对它的超越。从理论生成与发展的角度看,超人类主义的“未来学”思想包含着批判与建构两个主要的维度。这意味着超人类主义的“未来学”思想首先是在对生物保守主义有关思想、观点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误解的批判基础上得以澄清和呈现的;其次,超人类主义在建构其“未来学”思想的过程中,有着它自身独特的底层运作逻辑,而这种具有哲学未来学意义的逻辑被我们恰当地总结为对人类自由可能性条件的反思。最后,这一逻辑也是深刻把握和洞悉超人类主义“未来学”思想其当代价值的内在依据和标准。事实上,超人类主义的这种未来学反思是一种行动性反思,或者从权力诉求的意义上而言的一种政治性反思。     

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范式转换:超人类主义的伦理视角

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引发了"增强时代"的超人类革命,同时也激起了生物保守主义与生物进步主义的伦理论争。面临着新技术展现形式带来的伦理质疑与挑战,超人类主义试图寻求伦理范式和伦理视角的转换以对后人类伦理进行合理辩护,即关乎医学功能转移、技术逾越性和人性改良伦理范式转换的后人文主义转向和复合性技术转向。因此,面对人类增强技术研发与应用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需要在允许的限度内进行负责任创新、完善监管机制以化解伦理困境、解决伦理难题,使人类增强技术能在人类普遍认同的伦理框架内有序发展。     

人性尊严、主体权利与"能力方法"——人类增强技术的生命政治哲学批判与建构

尽管生物保守主义和超人类主义分布在人类增强技术生命政治光谱的不同位置,但几乎都不会拒绝人的尊严和权利概念,这是争论双方共享的逻辑起点.问题在于,两者的理论辩护都是从描述性的关于增强技术发展及其影响的可能性事实到规范性的关于增强技术道德结论的论证性飞越.能力方法作为一种广泛而通用的伦理人类学框架,否认并批判上诉分裂立场的...     

技科学视角下的两种科学史学之争——哈伍德人类主义解释与皮克林后人类主义解释

技科学通常是指一种关于科学和技术之间相互缠绕关系的思维方式。近年来,人们开始从技科学视角去考察科学史。哈伍德《论技科学的起源》一文中的布尔迪厄式社会学分析属于人类主义解释,而皮克林SDST一文中的去中心化的社会学分析则属于后人类主义解释。两者的差异在于:前者偏重于社会维度解释,物质维度被忽视或不过是看作是知识生产的因果输入的共同来源,是技科学解释中的外在因素;而后者突出了一种积极主动的物质维度,消解了核心作用和主要原因重要性在历史叙述中的作用,认为物质、社会和概念三个维度都是技科学史学解释中的缺一不可的内在的因素。     

文化、文明与自然——伊壁鸠鲁主义的政治哲学

伊壁鸠鲁主义的观念已经深入到了现代思想的内部。霍布斯把政治理想主义和伊壁鸠鲁主义结合起来,在自我保存的底线上充分解放了欲望,现代文明自我确证的话语诞生了。卢梭以自然教育的文化方案反叛文明化的新传统,意志自由在抨击欲望僭政、诊疗现代文明危机的同时也获得了超越理性的崇高地位,被如此创造性改造的伊壁鸠鲁主义更进一步表征了现代意识的困境。理解这一困境的秘匙隐藏于伊壁鸠鲁主义政治哲学的演变之中,反思我们时代的处境必须从伊壁鸠鲁主义着手。     

增强与治疗之间——人类增强技术的应用困境

毋庸置疑,有两项技术将会主导21世纪的发展,决定人类未来的走向。一项是人工智能,另一项当属新兴的NBIC增强技术。如基因编辑技术和神经增强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实践之中,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个趋势,他们深入探讨了各类增强技术及其伦理风险。但他们忽略了一个基础性议题,即如何区分增强和治疗的界限。目前各种划界尝试均有缺陷,主要源于"正常"标准的流变性和文化相对性的影响。人类增强技术可能会引发不可控的风险,破坏个人同一性,甚至会成为通向超人类主义和后人类主义的门户,消解生而为人之意义。     

理由与证据——实用主义与证据主义之争

理性曾被认为是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关键标志,而理由是理性的基本构成要素。如果一个行动或信念是合理性的,那么至少得有好的理由来支持它。证据主义者认为,相信的理由就是证据,只有证据能够合理化一个信念。实用主义者坚决拒斥这种想法。他们主张实用因素也能成为相信的理由,在信念的形成与证成中发挥作用。这场争论推进了人们对理由的理解。因果论证与反思论证是支持证据主义的两个基本论证,然而它们都有各自的缺陷,没法彻底击败来自实用主义的挑战。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论证,即奠基论证,能够更好地回应实用主义。它的基本想法是信念必须能够基于理由,却没法基于实用因素。同时,这种基于关系可以用干预主义因果理论加以说明。     

机体哲学视域中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成因与治理

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迅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诸多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伦理风险,突出表现为“人工进化”与“自然退化”相伴出现,“个人增强”与“社会冲突”相互诱发,“智能提升”与“心态失衡”并行发展,由此带来对人类生命健康、社会公正以及人格同一性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从机体哲学角度看,造成这些伦理风险的一个深层原因在于：人们习惯用非机体的手段处理各类机体之间的关系,使得人工机体的存在形态、演化规律和管理模式借助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发展不断渗透到生命机体、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之中,造成各类机体原有关系变得不稳定、不确定、不可持续。消除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需要借助机体哲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调整好各类机体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通过伦理治理引导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善用”。     

论人工智能的政治哲学反思窘境

人工智能引发了诸多反思,但其中少有政治哲学的声音,其缘由在于政治环境与人工智能两者的特点:引发人类生死存亡忧思的超级人工智能会摧毁形成政治的环境;自主人工智能会引发道德主体资格的反思,而准自主人工智能引发当下的道德原则是否根本的追问,但只有当两类人工智能实际参与人类生活后,这两者才能获得具体的实质结论.     

当代生命技术与生命政治的联结——以罗斯生命政治论述为中心的考察

以分子生物学为基础的基因技术是当代生命技术的重要形式。当代生命技术重塑了人们关于生命的观念与对生命形式、生命质量的期许,罗斯从"生命本身的政治"视角探讨了当代生命技术召唤出来的主体政治与身份政治实践,建立了从希望技术到生物公民的理论进路。当代生命技术与生命政治实践的联结,既提出了生命政治的当代化问题,也建立了从生命政治视角讨论当代生命技术的议题与空间,来自技术的经验现实与生命政治理论的反思性、批判性可以形成互补的知识框架与辩证的讨论视角,从而推进当代生命技术的深入观察和当代生命政治理论的拓展。     

心理技术的哲学反思

对心理技术的哲学反思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从心理技术的在场性、心理场域的作用及其对身体映像的控制来分析心理技术的实体性存在;从知识建构、知识扩展以及思维的形成等方面可以为认识论反思提供启示;从心理技术的研究、心理技术的实施以及心理技术与道德的涉身性了解心理技术的道德困境。     

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与伦理挑战

"人类增强"问题是20世纪末伴随着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凸显的具有较大伦理争议的社会问题,这种按照人类的欲望越来越多地使用新兴的生物医学技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技术改善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将无疑是对人类社会的一次巨大挑战。其道德和伦理蕴涵必然会影响到今后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的整体道德伦理规范。因此对于"增强"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与挑战需要进一步理性地思考与商讨,从而全方位地制定有效应对策略,既能达到促进增强技术积极面的发展又能合理预期其潜在的风险性,预防或减少负面影响。     

新证据主义及其修正——兼论实用主义与证据主义之争的出路

什么样的考量能成为信念理由?证据主义与实用主义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论辩僵局。新证据主义者试图从信念理由的本质出发打破这一僵局,但它的问题在于,过于强调信念和理由的能动性,忽视了其功能性。通过给审议性约束理由概念(DCR)增加一个胜任力或德性条件,审议-胜任力约束理由概念(DCCR)不仅修正了新证据主义,而且能更好地阻击实用主义。     

人类增强技术的合理性探析

在当前对人类增强技术表达诸多人文担忧的语境下,为了促进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发展,将从三个方面对其合理性予以探析。首先,健康是人生命存在的最基本保障,人类增强技术对人的健康具有强大的优势和正向人文价值,对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等均具有维护和促进作用;其次,人类增强技术将人类推向一种后人类的理想形态,对人类增强技术带来人的自主性和人性丧失的担忧都是不必要的,人类的进化史、人的本质的生成性和人作为操作性的存在都充分表明后人类理想人的可接受性;第三,从技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人类增强技术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技术发展向人的回归,也是人的技术本质的展现。人类增强技术符合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逻辑,呼吁一种对人类增强技术的观念上的转变和对建构人类增强技术实践伦理的诉求。     

技术应用后果与技术创新的哲学反思

技术哲学研究正在成为当代科学技术哲学的热点和主导领域。其中 ,技术认识论的兴起又格外惹人瞩目 ,以至于有人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发生了“认识论转向”。本期约集的 6篇短文从多个角度专门探讨了这一问题。文章发表前 ,编辑部对全部文稿进行了压缩和专门化处理 ,以使论点更集中、特色更明显。当然 ,这样做难免会损害个别原作的完整性 ,但全组文章却显得严整有层次。在此 ,我们也希望今后的技术哲学研究和来稿尽量较少泛泛之论 ,而能在某些实实在在的具体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并由此带动其他领域发展。这也是本刊期待技术哲学研究带给学界的另一个有价值的“转向”     

情感的生物医学干预与道德增强

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意在通过生物技术手段提高人的道德水平,解决各种与道德相关的社会问题,包括生物医学认知干预增强和情感干预增强。情感干预是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最主要的方法。发展生物医学道德增强,需要对情感干预的作用以及合理性进行深入研究。当前生物医学情感干预受到的三种主要的质疑是:情感增强是否是有效的道德增强方法,情感所激发的行为有没有道德价值,以及反道德情感的减弱是否侵犯自主性。情感干预是一种有效的道德增强方式;完全由情感所激发的道德行为因为有助于美德的形成,并且有可能进一步维护人的同一性,所以具有道德价值;反道德情感的削弱或消除不会直接降低人的理性思考能力,因而并不会侵犯人的自主性。通过生物医学方法对情感进行干预是一种有效的、合乎伦理的道德增强方式。     

技术信息超现实问题的伦理反思——基于伯格曼的技术哲学和信息哲学

现代信息技术给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环境带来了巨大变化。它通过技术装置替代传统符号或事物,构造出一种作为现实的信息,这种信息试图提供一种情境化的"现实",甚至是一种在现象上、感官上和性质上比实际现实更具有魅力的"超现实",去替代现实本身。它们所具有的趣味性、虚拟性和减负性等使实际现实显得乏味、粗糙和繁重;人们热衷于对它们的消费,而忽视了对现实本身的参与;它们逐渐将传统信息沦为其效用工具或理解背景。鉴于此,我们倡导这样一种对待信息的伦理态度:技术信息应当始终作为丰富人内心世界的手段,而不是作为目的本身被突显;传统信息应根据其自身的特性得到发展,它与现实的关联性和连续性应得到保护,符号与事物应保持平衡,人的身心应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     

人类道德增强与人格同一性——兼论人工智能增强

人格同一性是中西方经典哲学问题,近年来成为人工智能哲学、道德增强技术研究的热门话题。在道德增强技术哲学中,关于人格同一性问题讨论占有优先的地位。道德增强可能改变个体的人格特征,引发“我是谁”的人格同一性危机。我是谁？昨天的我与今天的我是同一个我吗？增强前的“我”和增强后的“我”是同一个我吗？增强后的“我”具有道德自由和能够承担道德责任吗？显然,对道德增强人格同一性的持续追问将引发了许多极有学术生长意义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拓展和深化了人格同一性哲学的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