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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伯特·维纳(NorbertWiener,1894-1964)是20世纪研究复杂性科学的先驱。他运用机体论思想冲决机械论,提出有机体是消息、信息就是负熵、世界是一个有机体等深邃见解。机体论思想既是维纳用以创立科学伟业的武器,也是当代"有组织的复杂事物的科学"研究在科学哲学上的反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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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批判的理念沿袭厦现实关怀，深刻隐蕴了历史范畴中人们对话语生成、生产、操纵厦变节的多元化多学科多向度认识，而话语本身的社会性、辩证性、革命性和论证性也客观上预设和厘定了语言批判谊有的批判对象、批判旨趣、批判方式等原则性取向，这些都表征了语言本真意义追寻中的心路历程和认知印迹。同时，对社会现象进行批判性话语研究。能够把我们的思堆带入由生活世界构建的意义视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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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发展,依然面临如下问题:(1)不同的自然语言处理机制之间缺乏融合;(2)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与人工智能研究的其他技术缺乏彼此融合;(3)基于大数据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运作必须以“剥削”人类的智能为前提;(4)基于大数据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缺乏灵活处理隐喻、反讽、双关等修辞现象的能力。这些问题所涉及的主要哲学问题有:(1)语言是外部世界的表征,还是言说者内部世界的表征?(2)语言中的规则,究竟是先验的,还是经验的?(3)语言表征与言说者的心理活动之间的关系为何?(4)与语言表征有关的认知构架,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被“具身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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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学家尤金·加菲尔德对STS问题研究的贡献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本文考察了美国著名情报学家尤金.加菲尔德对科技与社会(STS)研究所做的贡献。运用WordSmithTools词频分析软件对加菲尔德所著1447篇(部)论著的标题进行分析,并结合部分论文摘要和全文,我们对这位情报学家在STS研究领域的活动以及主要成就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加菲尔德的贡献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间接的方法论的贡献,这主要指他创建的SCI等大型引文索引数据库为STS研究提供了数据形式的经验素材,他参与创建的引文分析方法为STS研究提供了一种工具。二是他直接从事了STS问题的研究,例如,运用引文分析方法对诺贝尔奖获得者进行研究,以及在科技政策、科技伦理、科学交流等方面发表自己的见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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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国家翻译局术语语言服务中心[Terminology and Linguistic Services Directorate(TLSD)]是世界上著名的术语研究机构之一,也是闻名的术语数据库TERMIUM所在地,其总部设在首都渥太华地区,在蒙特利尔市和魁北克市都设有分部。术语学在加拿大的起步虽比欧洲晚,但发展迅速。加拿大是官方语言为英语、法语的国家。在政治、法律、文化和日常生活中的几乎各个方面,都需要有这两种语言的相互等价的翻译,因而术语学的工作、研究实际上是必不可少的。术语学在加拿大,根据其具体国情,自成一派,在基本理论和工作方法上都有独到的特点。术语语言服务中心的各项工作实际上是反映加拿大术语学派特点的一个缩影。一、基本的术语学定义他们认为,术语学是通过收集和分析语言材料中的术语,对专业科学概念和定义的名称进行系统研究,目的是记录、存储和向使用者推广这些正确的名称及其用法。这一定义很简明又注重了实际应用。它表明术语学研究既不同于纯语言学理论研究,也区别于专业学科的科学研究。更不等于文字的翻译。术语学的研究离不开具体的学科和实实在在的语言材料(或context)。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术语和它们所指称的定义或概念。这一定义的重要特点便是它强调了术语学研究的目的是推广和正确使用术语。换言之,术语学所研究的术语及其正确的涵义,源于应用了这些术语的实际语言文献材料;而术语学研究的成果则为进一步规范、推广术语及其正确的使用方法。二、基本的工作方法术语研究实质上就是对与概念相关的术语资料作分析和记录。大致过程如下：1.针对文献资料,确定其中的术语单位(术语)术语(term,terminology unit,terminological unit)是在具体的学科知识中指称某一特定概念的单词(简单术语)或组合词(复合术语)。即在文献中术语一般具有以下特征：——在某一学科中具有一定的、精确的内涵;——符合语言学和专业用法规律的词或表达结构,其指称某一概念;——在某特定的学科领域中,其意义不随周围词的组合或语言环境而改变。为在文字资料中准确确定术语,除必需明确这些特征外,还应对语言本身和语言所描述的专业知识有相当的了解。如,语言中的词性,固定搭配,习惯用法等都会影响对术语的识别。像“红上衣”和“红宝石”中的两个红字都是形容词,没有什么差别,但它们在两个词中的作用不同。前者的“红”仅为一般的描述性修饰语(红色的);而后者则为术语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再如,若不了解语言学和逻辑学,可能很难从大段文字中将“所指”和“能指”识别为两个术语。2.整理和储存术语材料在文献资料中,确定了术语的形式和位置后,需要对文献中与术语有关的材料进行整理、记录和储存,目的是进一步确定是否所有的术语都属于所研究的专业学科,同时分析上下文,尽可能提出术语所代表的定义或概念。从理论上讲,一个定义通常是由一系列的语义元素构成,这些语义元素分别描述了定义所指的各种特征属性。通常科学研究文献是描述科学理论、方法或研究成果,其直接目的并不是详细指明其中所使用的每个术语的内涵。因此,在单一文献中虽然有某术语出现,却很难保证术语的真义也出现在该文献中,一般能得到的,只可能是描述该术语的部分语义元素,或某种使用方法。对此术语工作者应注意收集,而且应对之进行加工并记录在案,以便随时补充修正使之完善。获得一个术语及其完整的定义实际上是一个动态过程,并不能像查找字典中的生词及其解释一样,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计算机术语数据库对于术语学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计算机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动态的和高效率的存储提取媒介。加拿大术语语言服务中心拥有的是世界上闻名的TERMIUM计算机术语数据库。术语库的基本构成单位是术语记录。一个完整的记录应包括术语,同义词,定义,参考上下文,应用举例,资料来源,甚至图片,声音等。计算机数据库的优势在于它提供了检索、分类和快速查找等功能,因而利用数据库很容易便可再现已有的术语资料,并随时对其补充、更新或更正。在术语语言服务中心,研究工作目的一项必要程序便是访问TERMIUM。针对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术语,首先检查数据库中是否已有相同的术语记录,再参考新的材料对TERMIUM中的相关记录进行必要的修正、补充或删除,必要时须建立新的记录。这样保证了TERMIUM的术语记录内容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完善。3.广泛的全球性联系这是当今术语学工作的重要部分,因为术语学研究要求保证最新的、高质量的科技文化等资料,同时作为记录介质的计算机数据库的开发完善需要最新的多功能的计算机系统。此外,世界上权威学术机构对资料的审查、评定等同样需跨部门、跨国界。对于多种文字的术语工作则更是如此。在这方面加拿大的术语中心与设在北美、欧洲等几乎遍布全球的权威院校研究机构有着密切联系。其计算机数据库也是在一定约束下共享的。例如,在电子计算机领域的术语工作中,他们除了科研部门外,还同IBM公司紧密合作。这也反映了术语研究和术语应用的密切联系。三、为社会服务每年加拿大术语语言服务中心都出版一些专业学科的术语词典、词汇等。这些既反映了他们术语研究的成果,也表现了他们对传播术语信息的重视。这些出版物直接面向加拿大和世界其他各地的科研、翻译工作者。出版物的内容并非仅是TERMIUM数据库内容的翻版复制,而是和TERMIUM相互补充的。出版物的编成参考了TERMIUM的记录,而出版物又对TERMIUM补充了新的内容。除了出版读物工具,加拿大术语语言服务中心还设有一部全年工作的术语服务电话台,随时回答来自各地、不同层次的科技翻译工作者的询问,通过查询TERMIUM,解决他们针对英法两种语言的等价术语等问题。如通过查询TERMIUM,不能完满回答电话里的问题,便需和咨询人进一步联系,根据其所提供的线索,由中心术语工作人员进行针对性研究,以完美地回答咨询。这实际上是不断地为术语工作者提出新的课题,通过研究,又补充了术语数据库的内容。另外也增进了术语研究工作和术语应用间的联系反馈。为了进一步扩大和拓广TERMIUM的影响和社会效益,加拿大术语语言服务中心开发和销售了“激光盘TERMIUM”(TERMIUM on CD－ROM),使TERMIUM术语数据库进入了个人计算机系统。综上所述,术语学工作从始至终都离不开具体的学科知识,具体的语言文字资料和术语的实际应用。现今世界科技、文化都在飞速发展,术语学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世界上发达地区,语言学、术语学和计算机技术结合已经出现了“语言工业”(linguistic industry)。加拿大的这种注重现实应用的术语学工作很值得刚起步的中国术语学工作研究借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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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术语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在现代术语学形成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了术语学的流派。本文简单地介绍国际上现代术语学的4个主要流派,以便大家了解术语学的基本理论。20世纪初,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日趋迅速,国际间的科学技术交流日趋活跃,术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显得更加重要,出现了国际性的组织来协调术语工作。1906年建立了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开始编纂多语种的《国际电工词典》。1936年国际标准化协会(ISA)建立了第37技术委员会,又称术语学委员会。1951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继承了ISA第37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建立了术语学原则和协调委员会,仍称第37技术委员会(ISO/TC37),它的秘书处设在奥地利标准化研究所。该委员会一直在国际范围内协调和组织术语工作。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国际上术语标准化工作的进展。在这个时期,现代术语学的理论和方法也初具雏形。奥地利著名科学家维斯特(E.Wüester,1898—1977)对于现代术语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于1931年写成了第一篇关于术语学的论文《在工程技术中(特别是在电工学中)的国际语言规范》(Internationale Sprachnormung in der Technik,besonders in der Elektrotechnik),提出了现代术语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阐述了术语系统化的指导思想,为现代术语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术语学的论文,如《术语学的基本概念,系统化的定义词典》(Grundbegriffe der Terminologielehre,Systematisches Definitionsworterbuch,1955),《普通术语学——一门界于语言学、逻辑学、本体论、情报学和专业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Die allgemeine Terminologielehre-Ein Grenzgebiet zwischen Sprachwissenschaft,Logik,Ontologie,Informatik und den Sachwissenschaften,1972)等。在他八十高龄时,还写了《普通术语学和术语词典编纂学引论》(Einfuhrung in die Allgemeine Terminologielehre und Terminologische Lexikographie,1979)一书。维斯特对于现代术语学有着极大的贡献。现代术语学可以分为四个学派,即德国-奥地利学派、俄罗斯学派、捷克斯洛伐克学派、加拿大-魁北克学派。一、德国-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维斯特、达尔伯格(I.Dahlberg)、魏尔西希(G.Wersig)和费尔伯(H.Felber)。维斯特是现代术语学的奠基人。他在柏林技术大学电气工程系毕业后,于1931年以术语学论文获得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博士学位,接着他回到他的故乡——奥地利南部的维森堡,经营一个生产木制工具和带钢的工厂。他在这里收集世界各地的术语研究文献,创立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术语综合图书馆。1977年维斯特逝世后,这个图书馆由奥地利标准化协会接管,并且从维森堡迁移到维也纳的国际术语信息中心。维斯特在维森堡建立了一个民间的研究所,专门从事术语研究,他还吸收了维也纳的一些术语学研究人员参与这个研究所的工作。这种研究后来又进一步扩展到联邦德国,逐渐形成了术语学中的德国-奥地利学派。维斯特倾其全力通过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来制定术语学原则的国际标准,当时总共有230页的ISO推荐标准和标准草案,几乎全部出自维斯特之手。维斯特的研究工作涉及面很广,术语、术语标准化、术语索引、术语文献编制、译音和转写、符号理论、分类法、计划语言、词汇学、词典编纂法都是他感兴趣的问题。1972年至1974年,维斯特担任维也纳大学普通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系的名誉教授,开设了“术语学理论与术语词典学入门”的课程,这门课的教材后来形成了一本专著,于1979年作为维也纳技术大学文集第八卷出版。德国-奥地利学派的主要观点是：1.强调概念在术语学中的重要地位。他们认为,首先要划分概念,然后才能划分概念的名称,概念系统是术语的基础。因此,术语学的研究应该先从概念出发,即先从概念的定义开始,而不是先从词语开始。术语学应该研究概念的本质、概念的产生、概念的特性、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概念系统的结构、概念的描述和定义、概念与事物的关系、概念与名称的关系等等问题。由于概念王国是不依赖于词语王国而独立存在的,必须对概念王国的研究给以特别的注意。2.在语言学方面,术语学的研究一般只限于词汇的范畴,术语的形态变化和句法规则与全民语言是一致的,它们应从全民语言中吸取。3.术语学的方法是共时的方法,它只关心概念体系的现状而不涉及概念体系的发展历史。4.强调术语学与语言学的不同。他们认为,术语学与语言学的不同之处在于：语言学只对语言进行描写,而术语学不仅要对语言进行描写,而且还要对语言进行规定,目前,ISO国际标准和其他标准化组织编纂的标准化词汇表已达一万份左右,这些标准都对术语进行了这样或那样的规定;语言学一般不对语言进行评价,而术语学则要对术语中的各种成分进行评价,以便筛选现有的术语并创制新的术语;语言学特别重视对本民族语言的描写,一般并不强调语言的国际化,而术语学则强调要用国际统一的原则和方法来指导各国的术语工作,这种国际性的原则和方法不随着国家的不同或语种的不同而不同;语言学既要重视书面语的研究,也要重视口头语和语音的研究,而术语学则以术语的书面语研究为主,并不强调术语的口头形式。5.定义在术语学研究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为了保证术语定义的一致性,他们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定义方法。6.强调术语学各门科学和各个学科分支中概念系统的原始基础。术语是传递知识、技术和不同语种之间的概念的工具。二、俄罗斯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洛特(D.S.Lotte)、德雷森(E.K.Drezen)、戈龙文(B.Golovin)、丹尼连科(V.Danilenko)等。20世纪30年代初,俄罗斯学者开始从事术语学的研究,他们把维斯特的著作《工程技术中(特别是电工学中)的国际语言规范》翻译成俄文,建立了技术术语委员会,后来改名为俄罗斯科学院科学技术术语委员会(KNTT),这个委员会负责阐述术语学的基本理论,制定术语结构和概念术语体系的原则,制定术语标准和术语表,汇编收集到的推荐术语,制定使用术语和创造新术语的原则。俄罗斯学派的主要观点是：1.术语学研究的对象是属于语言范畴的。解决术语学问题的方法应该从语言学中去寻找,应该在术语学中大量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俄罗斯学派研究术语的方法,一般是先从某一领域的语言单位出发,建立概念体系,而不像德国-奥地利学派那样,概念的划分总是先于名称的划分。2.术语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它应该研究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原则和方法。俄罗斯的术语学研究首先要解决俄语和独联体其他各国的语言中出现的问题,例如,术语标准化问题和创造新术语的问题。3.术语学的研究与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俄罗斯的高等学校和俄罗斯科学院都十分重视术语问题,大部分俄罗斯的术语学研究人员不是属于某大学,就是属于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直接抓术语工作,他们总是把术语问题当作一个社会文化现象来进行研究。国际标准化组织TC37委员会第一分委员会的秘书处设在莫斯科,由俄罗斯国家标准委员会的全俄技术情报分类和编码研究所具体负责。在第一分委员会的主持下,起草了《术语学词汇》、《术语命名原则与方法》、《概念与术语的国际统一》等重要的文件和标准,在国际术语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三、捷克斯洛伐克学派(包括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代表人物是哈夫拉奈克(D.Havranek)、霍列茨基(J.Horecky)、克库莱克(K.Kocourek)、鲁登尼(M.Roudny)等。布拉格语言学派是现代结构语言学中的三大流派之一。布拉格语言学派主张从实用的观点来研究语言的规范问题,也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从人类文化、文明和技术交流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规范问题。语言学理论的目的在于应用,在于改善语言的使用状况,促进语言的规范。术语学中的捷克斯洛伐克学派受到布拉格语言学派这些观点的强烈影响。捷克斯洛伐克学派的主要观点是：1.继承了布拉格语言学派的传统,强调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术语问题。他们认为,要有意识地推广多数人认可的语言习惯,加强约定俗成的社会影响,消除少数人乃至于个别人使用的不符合多数人习惯的、或者是不精确的、重复累赘的语言现象。2.重视术语的社会交际功能的研究。为了发挥术语的社会功能,他们主张：术语不要与日常使用的词语发生过多的联系,以免产生歧义：从几个同义术语中挑选标准术语时,要选派生能力强的术语：不要过多地干预术语的国际化,吸收外来语可以丰富本民族语言的术语。3.注意术语特性的分析和研究。他们认为研究术语的特点,是正确地创造、翻译、移植术语的前提。捷克斯洛伐克的术语学研究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它的形成和发展同保护捷克和斯洛伐克两种语言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学派实际上是语言学中的布拉格学派在术语学中的代表。四、加拿大-魁北克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隆多(G.Rondeau)。这个学派是现代术语学中后起的学派,20世纪70年代才形成。他们批判地吸收了其他学派的观点,并将其应用于术语工作的实践之中,在建立术语数据库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目前加拿大术语数据库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术语数据库。隆多教授在魁北克的拉维尔大学开设了术语学讲座,并培养术语学的硕士和博士。加拿大-魁北克学派的主要观点是：1.概念是术语的基础,概念单位是术语分类和定义的对象,又是术语命名的出发点,术语工作应该建立在概念层级体系的基础之上。2.术语在本质上是由概念和名称两个方面组成的语言符号,它之所以能作为特定的概念总体的一部分,是由于在概念总体中它同其他的概念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3.术语标准化工作应该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进行,在术语标准化工作中,要注意标准和推荐标准之间的区别。4.术语工作应该同语言规划的政策紧密地联系起来。5.术语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在术语工作中,应该特别注意新术语的研究。加拿大-魁北克学派对世界上的术语工作,特别是对于维斯特的工作,进行了批判性的综合。这个学派在国际术语学的研究中一直是十分活跃的。国际标准化组织TC37委员会第二分委员会秘书处设在魁北克法语管理局内,负责研究专业词汇与术语词典的编辑方法,他们组织和起草了《单语种分类词汇的编排》、《分类词汇编辑指南》等重要文件和标准,在国际术语工作中很有影响。* 冯志伟研究员是第四届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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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比较方法在语言学研究中已得到广泛运用,然而通常比较的对象(如方言、社会方言等表层的语言变异)并非真正适合阐明人类物种语言机能的生物学基础。近年来遗传学和神经生物学对语言生物基础的研究揭示了遗传水平的深层次变异,对"普遍语法"提出了质疑。以进化发育生物学为工具的比较生物语言学研究是实现"普遍语法"和深层次变异有效调和的途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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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知识是以假说的形式被提出并通过不断的经验证实成为科学理论而被接受的。科学假说是科学家把对世界的信念和看法用语言陈述的形式具体化了的命题。这种语言层面的命题表述,涉及把世界的本体实在翻译成有意义的概念,进行判断、推理形成科学理论的过程。由于世界本体实在的相对性及本体论的相对性,使得由此建立起来的科学假说具有相对性和不确定性,本体论的相对性构成科学知识不确定性的根源。奎因通过语言和逻辑的分析,把这一问题明确地表现出来并进行了具体和详尽的阐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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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代表我们组对大会圆满成功表示祝贺。我们这一组差不多都是搞语言研究的、搞编辑的、搞教学的,而不是术语学中所说的field specialist(各学科的专家),因此没有谈到成立分会以及经费等问题。这两天,我们认真地对两个条例进行了讨论,并且谈了一些一般性问题,其中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1)条例中应该明确写明建立术语数据库问题,以反映术语工作现代化的面貌。 2)关于建立少数民族术语分会问题:我们原则上同意,但要从长计议,因为那方面的问题也相当复杂,是自造还是借用;是借用汉语的,还是借用其他语言的,等等,需专门讨论。另外,还要跟民委等单位磋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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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通讯》2015,(6)
本文主要是从四个方面对卡西尔关于文化哲学中的符号世界与波普尔的三个世界思想进行比较:1)从波普尔"世界三"的界定与卡西尔对符号世界的分类,指出他们所确定的这两个世界有相似也有相异之处;2)从"世界三"的本体与卡西尔符号世界的社会人之本入手,指出"世界三"的依据是柏拉图主义;3)从他们二人对思想实验的历史情景设计差异入手,波普尔提出的图书馆实验,暴露了他还残留着笛卡儿二元论的残迹。而卡西尔则设计了一个荒岛经历,指出,人是通过时间——历史来进行记忆,并凭借意义对符号进行整理;4)他们两人对笛卡儿二元论分析的差异,指出波普尔最后陷入了笛卡儿二元论的陷阱,而卡西尔则指出笛卡儿二元论是由于以研究对象而不是以研究方法作为划分科学的界限而造成的;5)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科学活动仅仅是人类文化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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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类比型术语由于类比方法的特征及其扩展性,表现出语言符号的象似性。从认知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来看,这样构成的术语义理与原词相通,翻译时可相互参照。因此,通过类比型术语研究找出术语的某些相同构词特征可以提高翻译的效率与准确性。一 引言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新学科成倍增长,术语在信息时代的不断涌现,可以用“爆炸”两字来描述。据抽样统计,它们占科技英语文献的60%。[1]术语翻译同样随着术语量的增长而成为科技翻译的一个重要部分。找出术语的某些相同构词特征有助于提高翻译的效率与准确性。类比(analogy)是一种特殊的比喻,是两类事物或两种情境(本体和喻体)之间扩展的或复杂的比喻。它是把具有两个或多个相似点、义理相通的两个不同的事物并列进行平行比较,使其相互参照,来解释问题,阐明事理。不论是作为修辞格还是生活中的普遍思维模式,类比“反映出人类最为普遍的思维方式”[2],都有其扩展性和理据性。在现代英语中,类比构词(word-formation by analogy)指仿照原有的同类词创造出其对应或近似词,[3]是一种实用而又活跃的构词方式。在此笔者拟对类比型术语的构词特征、构词方法和翻译原则作一些探讨。二 类比构词的象似性特征西方学者指出,术语是语言符号[1]。根据皮尔斯(C.S.Pierce)的符号学理论,语言符号具有高度的象似性。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在对现实世界感知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成概念和概念结构,语言是现实世界经由人类认知加工而形成的结果。认知先于语言,决定语言,是语言的基础,语言形式不仅与客观的现实之间,而且在许多方面与人们的经验结构、概念结构、所表意义之间存在映照性相似现象。功能主义语言学家认为,语言的结构,如词的结构,既然要受一般认知有关的象似性支配,语言智能就不可能独立于其他认知智能,语言的构词部分也不可能独立于音系、词素、语义等其他部分。语言学可以从采集到的语料中分析出语法规则、语音规则、以及语词的“组合”和“聚合”现象。新词结构跟人的经验结构之间存在着有理可据的自然联系。类比构词是人们根据已有词汇,通过认知经验形成的新词。类比型术语构词特点有着和普通的类比构词相同的方式,即以某个同类词为模式,在语义上进行联想类比,替换其中某个词素,构造出与之对应或相似的新词来。类比构词由于它遵循人们的习惯思维模式,反映了语言符号的象似性特征,具有很强的理据性,构词范围广,在学术界以及科技领域应用广泛。类比的构词功能主要表现在其对构成新词的联想意义。词的联想意义是人们在长期的语言实践中,在概念含义的基础上,通过象征、类比等心理手段构建的语义。尤其在现代语言发展中,如科技术语的层出不穷反映出语言符号的象似性特征。在一种语言内部,类比型术语往往有明显的理据性。通过类比方法构造的术语形象生动、义理明确,容易引起读者的联想,在科技、广告、商标等方面较普遍。鲍林格认为,新词语几乎从来不是各语音的任意组合——即使是任意的,也要符合语言的音位学要求才行。[4]如鲍林格所示,已知有了bolt(雷电)、活蹦乱跳的colt(小马驹)、jolt(猛击)这几个词,这就很自然要赋予volt(伏特)这个词一种相似的意义。鲍林格指出新词语可以由部分的旧有形态材料构成。不管怎样,这些词依然是代表新概念的新组合。类比构词完全验证了鲍林格的这一说法。三 类比型术语的构词方法类比型术语的构词方法是多样的,主要有以下两种方法：近似类比和反义类比。在英语术语中最为普遍的类比构词方法是近似类比。这种形式的明显特征之一就是紧紧围绕着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点,运用类比推理,通过认知经验,形成容易为读者所接受的新术语。这类术语往往以一个词为核心形成一系列的新词,成为科技文献中准确、精炼、高效传递信息的载体。利用近似类比构成的新词很多,涉及领域也很广。如由于太空技术的发展,从bus-station类比形成了space-station,把space作为一个组合形式的保留元素,根据其他已有词汇类比生成了space-age、space-time、space-suit、space capsule(航天密封舱)[5]、space-shuttle等。由seafaring(海上航行)构成spacefaring(航天飞行);又如moonscape(月亮景色)是由landscape类比而成;moonport(月球火箭发射站)源于airport;earthquake(地震)类比生成了moonquake(月震),star quake(星震)等等。此外其他行业术语也不少,如由telephone类比生成了cellular phone或cell phone或mobile phone(手机)、pay phone(公用电话)、radiophone(无线电话);travolator(设在机场等处的自动人行道)一词是由escalator(自动扶手电梯)生成;由steam engine类比生成gas engine(燃气发动机)和jet engine(喷气发动机)等。在近似类比构词中,色彩类比也是根据原词的意义对部分进行替换而产生新词。通过利用表示不同颜色的词,类比生成新词语以满足现代社会发展对语言的需要,如whitegoods类比生成了browngoods等。随着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产生了Greenpeace(绿色和平组织),人们为了表达购买不危害环境的产品的意愿,便借用类比手法,形成了green consumerism(绿色消费)等。利用替换数字进行类比构词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由数字类比构成的新词,其数字不变,只改变被修饰语：如：the three P’s(即peace,petroleum,Palestine——由中东局势引发的三大问题)就是仿照the three R’s(即reading,writing,arithmetic——读、写、算三种基本能力)而构成。另一种情况是不改变被修饰语,只变动数字类比构成新词。如：G8(Group of eight,指西方八国集团)系仿照Group of 77(指西方1964年成立的有77个发展中国家参与的组织)。反义类比就是利用现有的反义词,依据本体和喻体之间相对立的焦点,从反设比,以反托正。两者对比迥异,反差鲜明,语言所表达的意义通过原词的对照而跃然纸上。在英语术语中不难发现以反义类比构成的新词,如low-tech(低技术的)由high-tech(高技术的)类比反托构成,monoculture(单作物栽培)类比构成multiculture(多作物栽培),input scan(输入扫描)类比构成output scan(输出扫描),hard steel(硬钢)类比构成mild steel(软钢)等。这样相互反衬的词组在计算机网络术语中非常普遍,如input/output technique(输入/输出技术),input/output interface(输入/输出界面),mono/multi frequency(单/多频),mono/multibus(单/多总线)等。四 类比型术语的翻译原则科技术语涉及面广,译者在翻译时应找出规律,提高效率。因此,可根据科技术语翻译以传达信息为目的,加强信息的传递效果的宗旨。我们首先应该遵循术语翻译的基本原则,保证译名的单义性、科学性、系统性、习惯性、简明性、可读性,使术语标准化、专业化。[6]其次,笔者认为,认知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的有关语言符号的象似性原则,有助于从象似性的角度考虑翻译时英汉语的符号对等。但笔者认为类比型术语翻译最重要的原则是把握术语的参照性和理据性。类比型术语往往有一参照性术语,如果该术语已被读者所接受,新术语则可参照模仿参照性术语的词法和语义结构进行仿译,如earthrise可模仿sunrise(日出)译为“地出”;将clamp pulse模仿drive pulse(驱动脉冲)译为“钳位脉冲”[7]。由于类比型科技术语是以原有词的词法和语义结构形成,因此表现出语言符号的理据性。正如王德春所指出的那样：在一种语言内部,新的语言单位往往有明显的理据性,人们在给事物命名时会很自然地考虑到理据性,而很少任意用毫无联系的声音来代表事物,语言符号虽与客体没有必然的本质联系,但语言体系的发展应遵循理据性规律。[8]这样有助于理解和翻译,使语言符号的交际功能在科学领域中发挥其作用,也使得术语翻译有据可循。严辰松认为,语言理据可以十分明确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外部理据,另一类是内部理据。[9]两类中,又可分为若干小类,如：外部理据包括拟声、拟象、临摹理据、省力理据;内部理据包括形态、语音、语义。类比构词翻译的理据性应考虑语言外部理据和内部理据的有机结合。这里的理据性主要表现在对新术语的参照性临摹,因此可根据科技术语内涵、根据汉语的表达习惯,根据已知常识进行翻译,以使汉译的科技术语更为地道,为汉语读者所接受。如计算机词汇翻译,与cyber构成的术语往往译成“电脑-”或“网络-”。根据其他已有词汇类比生成和相应对译如下：cybercommunity(网络社区)、cybernate(v.使受电脑控制,使电脑化)、cyberspace(电脑空间)、cyberworld(网络世界)、cybernaut(网上随意访问者)等。参照性和理据性在翻译术语时还表现在对术语的合理解释性增词翻译。如：Web browser(万维网浏览器),wall phone(壁挂式电话),key switch(按键开关),infinite adjustment(无级调速),portable transmitter-receiver(便携式收发两用机),以及three-aspect high colour light signal(高柱三示像色灯信号)等。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科技新词的表面结构与已有术语相同,但其内涵意义无法从原词参照仿译,应以术语的学科性质为参照,按照汉字、汉语的规律,体现汉字、汉语表意性的特点构成汉语术语。这就需要译者进行推演变通翻译,这类术语的翻译对新术语内部理据的分析尤显重要。如：space shuttle一词,译成“太空穿梭机”显然不妥,很容易引起误解。其实,在航天领域中space指的是aerospace(航天),shuttle指往返于太空与地球之间的形状像飞机的交通工具,因此,据此推演译成“航天飞机”。与此相同的还有：space platform(空间站),pic－turephone(可视电话),dataphone(数据电话)。blood type可译为“血型”、blood bank可译成“血库”,但blood heat 却不能参照译成“血热”,而根据医学领域的知识,借用解释可将其译成“人体血液正常温度”。五 结语由于类比结构严谨,逻辑性强,说理清楚,寓意深刻,类比构词使新词表现手法更显缤纷多样,凸显语言感染力,恰如其分地使用类比的结构形式以及构词功能会使术语更加生动易懂。类比通过与已知事物的比较,使人们从对类似相通的事物的联想和推理中得到新的启示,新的领悟。严复等认为“非精学者不能翻译,俟学术大兴,专家奋起,始能议及”[6]。由此可见,翻译术语的要求之高,译好一条新术语并非易事。译者应详细查阅资料,弄明白其含义,参考有关术语,准确把握它所在专业的含义,根据专业的要求为其定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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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科技术语翻译中,奈达(Nida)的"功能对等"理论涵盖了对语言学、语义学、人类学、通信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他以众多的翻译理论为基础,为人们提供了时效性更强的翻译理论准则,中和了直译、意译、不可译等理论纠纷,探索出了一条在不同的语言中可获得最大层面相同点的翻译途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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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探讨英汉概念隐喻的生成象似性理据,从而揭示概念隐喻的词义和认知发展的一致性。隐喻的生成过程是一个概念喻化的过程,即把一个语义域的概念投射到另一个语义域,用一个概念对另一个概念进行比拟阐述。隐喻的语义表征基于不同范畴意义的整合,是以原所指的某一特征来理解所指的某些属性相近的特征,从而获得一个新的语义建构表达,体现的是人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认知方式。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认知现象,任何形式的隐喻都存在其生成的理据。隐喻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隐喻是人在对现实世界体验的基础之上,通过认知而加工形成的。隐喻很大程度显示了对客观世界的观察体验结果,其生成理据表现在语言形式与所指之间,存在着可论证的象似性理据关系。换言之,存在一种对客观世界概念化的认知共性。这里讨论的“概念隐喻”并不是对隐喻表达形式的概括或总结,而是词汇化隐喻,即通过喻化给事物命名的词汇或术语,表现一种重新概念化的知识内容。隐喻式认知过程是语言符号简化和词义丰富发展的过程。就语言的个体或语系发展而言,隐喻具有泛人类的普遍性,可以说,不同民族的语言对某一隐喻表达式的认同是一种集体无意识,隐喻化的差别并不会造成跨语言理解上的困难,即一个人的隐喻表达式可以为其他人所理解,而且当这种语言被操另一种语言的人所习得时,也能为该人所理解。因为人们都可以通过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象似性产生联想。既然人类的认知机制是相同的,不同的语言也可能有相同的喻化过程,就是说,尽管不同的语言的语符可能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如汉语方块字与英语拼写字母之间的差异),由于泛人类的共性因素,从始源域到目标域的投射映现过程中,有独立于语符的极其相像的心理过程,即投射映现的特征是一样的[1]。认知语言学认为,语义的基础是一个涉足各种相关认知域里背景知识的复杂结构,这些认知域包括反映在心智中的物理世界的各个方面领域,如时空领域、实体领域、容器领域等。由实体到非实体、简单到复杂、具体到抽象的认知规律是所有不同语言的人们形成和表达新概念的过程和手段。英语在事物的喻化上存在个性差异,因为两种语言所认知与表达的是各自独特的社会文化和地域环境。共性与个性的存在都是合理的,共性意味着事物之间的联系,而个性则标志着事物之间的区别。世界万事万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因此可以说,语言隐喻所表现出来的跨文化、跨语言的共性与个性正反映了人类隐喻的完整性和统一性[2]。根据上述原理,以英语语料结合汉语语料,对隐喻性术语进行分类归纳,可以揭示英汉双语概念隐喻生成的象似性理据问题。一、空间隐喻空间方位隐喻在概念形成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许多抽象的概念都是通过空间方位隐喻而生成。表示空间的概念指事物所处的状态、程度、方位等,其中可划分为三个类型：静态空间概念、动态空间概念和时间概念空间化。无论哪种空间概念隐喻,都是人类日常生活中常常使用的普遍隐喻现象。由于泛人类经验和对于物的共性认知能力,中西方对概念隐喻产生了象似性的表达形式。概念的喻化形成,一般由本体(被喻化的对象)和喻体(用来比拟的对象)组成。1.静态空间概念隐喻superhighway(高速公路) visual cafe(网上聊天室,虚拟咖啡厅) firewall(防火墙) supermarket(超级市场) air-to-ground guided missile(空对地导弹) publishing house(出版社) No-fly zone (禁飞区) picturesque scene(艺术意境) integrated circuit(集成电路)2.动态空间概念隐喻soft landing(软着陆) multi-level marketing(传销,多级销售) cyber-wandering(网上浏览) barrier carash(障碍实验) milk round(大学毕业生招聘活动) go flatline(死亡,脑电图成水平线) train-and-bus coordinated transport(水陆联运) bring a polarization(两极分化)3.时间概念隐喻空间化时间概念和空间概念在人们心理认知表达上是成系统的,时间表示之所以能空间概念化,就是信息组合可以通过隐喻映射来实现。时间作为一个极其抽象的概念,其特质是无限性和不可逆转性(时间是永远向前流逝的),时间通常被比喻成移动的物体,因而产生了空间意义。millennium bug(千年虫) Sept.11 attacks(“9·11”事件) freguent fliertime(飞行时间积数) a polaroid picture(一次成像) longterm vision(远景规划) E everything time(电子化时代) light-year(光年) back-to-back ticket(双程票,往返两次使用) honey month(蜜月) snack food(快餐)二、实体隐喻不同的实体存在于不同的环境中,它们有着各自的概念域,代表不同的实体概念的整合,体现了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特征和人的思维特征。中西方许多术语都是通过实体隐喻来命名的,这类术语以事物的形态、功能作为喻体,本体与喻体之间的共同特征是基于抽象的比拟关系之上的。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中西方都习惯把那些抽象、模糊、难以解释的概念用具体、有形的实体来进行喻化解释。中西方的许多实体隐喻都是以人的基本经验为基础的,以人对自身身体的认识来映射非人体概念域。“世界是人”的隐喻思维理据,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在中西方“世界是人”的隐喻性名词术语范畴中,存在着惊人的象似性理据。1.人体域投射具体域face drill(工作面钻机) rader homing eye(自动导航雷达) spindle nose(主轴鼻) ear receiver(耳机) mouth piece(接口) hair spring(游丝) guide finger(指针) foot valve(脚阀) heel post(门轴柱)2.人体域投射抽象域heart of a problem(实质问题) face value(面值) head picking(精选) thumb rule(粗略估计) eye shot(视野) neck of bottle(瓶颈,关键制约) heart burning(嫉妒) nose dive(价格暴跌) dead eye(精明) upper hand(优势)3.理据隐晦的人体投射域在英汉语料中,采用理据较为隐晦的人体投射目标域,也颇具异曲同工之妙,具有较为广泛的隐喻使用普遍性,这一现象基于人类认识经验的象似性。flame tongues(火焰,不理解为“火舌”) story skeleton(故事梗概,不理解为“故事结构”) green lung(绿地,不理解为“绿肺”) brains storm(灵感,不理解为“思潮”) pipe nose(管口,“嘴”和“鼻孔”可能有形态和功能的相似形) shake leg (跳舞,不理解为“摆腿”) thumb nail(图钉,不从使用方式,是从使用功能考虑) grass hand(短工,可能源于“草”的生命较为短暂) spring mouth(泉眼,“嘴喷”不能恰当地形容泉水的细溢) golden mouth (名嘴,不理解为“金嘴”)三、 容器隐喻图像—图式是人类理解的基础条件之一,这一人类的认知方式,是理解周围世界的抽象概念的必要方式。思维是想象的活动形式,人们图式思维构成了空间形式的假设概念。“容器”这个概念的形成基于人的存在与周围世界相互作用的经验。不管存在与否,人总认为自身置于一个“容器”之中,所以中西方都通常用“容器”图式来解释世界。人们从物理空间图式发展到“概念”和“心理”空间图式,把隐喻化为一个可容纳一切事物的三维空间容器。“容器”隐喻把事物认知为一种容器状态,“容器”图式结构存在内外、 上下、前后、中心、边缘、整体、部分等意识图像。“容器”隐喻扩展是多方面的,许多抽象或具体的事物都可纳入这一隐喻范畴。1.关系结构图式隐喻composite aircraft(子母机) nerve tissue(神经组织) general programme(总纲) flexible coupling(挠性联合轴) internal medicine(内科,喻指人体“容器”内部) frontier science(边缘学科) coastal city(沿海城市) airtighted container(密封容器) gastric haemorrhage(胃出血,胃内部位出血) blood vessel dilatation(血管扩张)2.层次结构图式隐喻super structure(上层建筑) subconsciousness(潜意识,下意识) plywood board(三合板) intermediate frequency(中频) concave mirror(凹面镜)marine deposit(海相沉积) cardinal number(基数) cell membrand(细胞膜) literal understanding(字面理解) left back(足球术语：左后卫)3.线性数量结构图式隐喻horizontal integration(横向联合) vertical section(纵断面) tropic of cancer(北回归线) monoatomic acid(一元酸) hypochlorous acid (次氯酸) conditioned reflex(条件反射) semi-conductor(半导体) zero input(零输入) ultralow temperature(超低温) prophetic vision(先见)四、 结束语语言隐喻以概念为手段,来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人类在对事物的认知过程中,把所认识事物的象似性抽取出来,得出事物之间的共同本质属性,用一个概念来表述另一个概念。隐喻可以用抽象的事物表述具体的事物,也可以用具体的事物表述抽象的事物,所以说隐喻本质上是抽象的。隐喻是一种心理图式映射,其生成理据是始源域向目标域映射。隐喻的映射体现的是人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人类的认知体系本身就是一个隐喻性的知识结构系统。隐喻是语言符号简化和词义丰富发展的产物,这就是说隐喻在认知和解释世界方面存在合理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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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语言”,即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和交流时所使用的一套语言。考察中国近代科学语言的形成,既是中国近代科技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又为研究中国近代科技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自西学东渐开启以来,传统汉语不断在语词、符号、语法、文体、标点、文字排列等诸多方面发生着调整和变迁,以适应近代科学向中国的移植和发展。然而,中国近代科学语言的形成不仅应关注语言本身,还须关注创造和使用该语言的群体,以及与该语言的出现密切关联的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等多方面的因素。从科技与社会(STS)的视角,探讨近代中国科学的发展和语言变迁之间的互动问题,进而从科学技术史的维度阐释近代科学语言在中国的形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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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第4期《科技术语研究》发表了中国科技名词代表团访问欧洲术语机构的专题报道,文章最后提到了代表团对今后中国术语工作的6条建议,其中第一条便是：“注意现代术语学理论与工作方法的教育与普及。努力谋求在大学设置系统的术语学课程,并探讨开办术语学远程教育(e-learning)的网络体系。”作为一名长期在高等学校工作且初涉术语学研究领域的教育工作者,笔者对这一建议举双手赞成。这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非常重要的建议。它完全符合“科教兴国”的方针,同时也体现了推进素质教育、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的教育理念,更是从根本上增强我国术语工作的内在实力的重大措施。本文提供一些相关情况及个人的认识,以期促进这一建议的早日落实。自古以来,伴随着科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总是要创造出一些用以确定并传达这些思想,首当其冲的是表述概念的专用词汇。从这一意义上说,科学的发展史同时也就是语言的发展史。科学发展历程上的每一个成就与进步,也都要依靠语言,具体说是用词汇单位予以确立、表达、交流和加以巩固。因此,科学语言总是与科学本身同步发展的。古希腊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古希腊人的科学是统一的、不分学科的、“弥漫性”的科学,因此,如恩格斯所说,古希腊的哲学家同时又是自然科学家。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种“弥漫性”的科学才逐渐分离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至此,用来描写科学的专门词语,也就是现代所说的术语,才只用于某一学科范围内,为某一确定的学科服务。换句话说,不同的学科都有自己的术语,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就不易理解和使用该学科的专用语言。到了近代与现代,科学各学科的分工愈加细密,不同学科、专业间的语言隔膜也随之加深。难怪有人说,学习一门专业就是掌握一套专门的语言符号,即这个专业特有的术语系统。所幸的是,20世纪30年代产生了一门专门研究各学科术语的一般性问题及普遍性规律的学科,这就是术语学。它把本体科学、科学史与语言学等“三不管”的一个重要问题提了出来,并且当作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如果泛泛地用“语言”一词来指称科学语言,显得有些笼统,也有失准确。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布拉格语言小组的功能语言学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开始把某些用于一定专门目的的语言看作是民族语言的一种功能变体,可以把它称作“亚语言”。如果说,语言是一个系统,那么这些“亚语言”就是较小的子系统,语言系统实际上是由若干子系统构成的。这种“亚语言”与人们的日常语言是有明显区别的,于是一个被称为“专用语言”的概念便出现了。英语国家采用languages for special purposes(LSP)来表达“术语”的概念,偶而也有人简称为special languages。德语国家在更早的时候已经出现了Fachsprachen以及Wissenschaftssprachen。晚些时候,法语国家也频频使用Langues de spécialité。俄语则用язык для специальных целей—ЯСЦ来代表同一概念。最早提出使用科学语言(the language of science)概念的是英国学者瑟沃里(Th.Savory)。上个世纪50年代的科学语言、广告语言、大众传媒语言、技术语言等都是属于不同领域的专用语言,其中科学语言受到的关注尤多。专用语言与日常语言是属于自然语言的不同的子系统。两者的根本差异在于：日常语言是第一性的,而专用语言是第二性的;日常语言的使用范围实际上没有限制,而各种专用语言的使用范围却是有限制的;日常语言是自发形成的,而专用语言的形成则有很大的自觉成分;日常语言是完全自然的,而专用语言则有人为的成分,如此等等。但日常语言与专用语言毕竟源出于同一种民族语言,因此,在形态、结构与句法等不同方面,它们又是不断地相互吸收、相互补充、相互转化的。术语可以看作是专用语言词汇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术语除了出现在专用语言中,也可能出现在日常交往语言中,但不管出现在哪里,它都作为专用语言的词汇单位行使自己的功能。专用语言的种种特点,使它有可能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对象。然而,科学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仅仅具备了研究的对象还不足以建立一门学科。为此,还要有社会的需求,还要有自己的、而不是完全从其他学科借用来的研究方法,以及能够对相关领域的事实或现象作出解释的理论。1969年,在莫斯科大学召开了研讨“术语学在现代科学系统中的地位”的学术会议。在前30多年研究积累的成果的基础上,会议一致确认：术语学(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大约在同一时期,其他国家从事术语研究的学者,也产生了同样的认识。1975年,被公认为现代术语学奠基人的维斯特(E.Wüster)在西德的Lebende Sprachen杂志上撰文,论述了术语的实际工作、关于术语的一般学问,以及关于术语的个别学问的差别。1979年,在维斯特去世以后,维也纳学派的其他成员,包括费尔伯(H.Felber)等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他们把术语科学称作allgemeine Terminologielehre。而在法国和加拿大,也把la terminologie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专业。于是,术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地位,便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承认。相当长时期以来,英语里一直用terminology来表示“术语学”。但这个英语词本身还表示“某一学科的术语总汇”的意思。这自然会给这一术语的使用带来不便。因此,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国际术语信息中心(Infoterm)便开始使用the terminology science和die Terminologiewissenschaft来表示“术语学”,而俄语里则用термино ведение来取代同样是多义的терминология。20世纪60年代初,前苏联,首先在莫斯科印刷学院、莫斯科大学语文系等院校开设了术语学的基础理论课程。60年代末,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高等院校也陆续开始讲授术语学。应该看到,把术语学纳入大学课程,对不同专业的学生授课是这门学科进一步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同时,它反过来对于巩固与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也有极大的推进作用。进入90年代,在美国、瑞士、丹麦、加拿大、德国、波兰等国,术语学已成为培训翻译人员、标准化工作人员、词典工作者的必修课。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期间,前苏联先后出版了《术语·术语总汇·名称》(Tермин.mерминология.номенклатура—А.Хаютин,1972)、《术语学说的语言学原理》(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ы учения о терминах—Б.Головин,Р.Кобрин,1987)、《术语学引论》(Введение в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С.Гринев,1993)等多部主要用作教材的专著。而在加拿大,也有隆多的《术语学概论》(Introduction á La Terminologie—G.Roudeau,1981)问世。后来,国际术语信息中心又把费尔伯等人的其他著述作为教材推荐出版。英国也出版了皮切特与德拉斯考合著的《术语学引论》(Teminology：an Introduction—H.Picht,J.Draskau,1985)。在荷兰与波兰也有相应的术语学教科书问世。进入90年代,几部综观术语学发展历史的论著以及在术语发展史上有过较大影响的文章结集出版,其中有《俄苏术语学史》(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mермuоведения—В.Татаринов,1995)和奥地利的《术语学著述选粹》(Ausgewhlte Texte zur Terminologie—Hg.C.Laurén,H.Picht,1993)。这可以视为术语学走向成熟的又一个重要标志。同时,在奥地利还出版了专门介绍俄国术语学的专著以及相关的文集。从以上所述关于术语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出,其实,在高校创办术语学课程的事,一些发达国家几十年前就已经做了。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急起直追。国外学者中有人把孔子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句话用作自己的术语学专著的篇首语。看来,在我国古代先哲博大深邃的思想宝库中也曾闪现过现代术语学的思想萌芽。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国人更深切体会到建立术语系统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建国以来,我国的术语工作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绩,但综观我们的术语工作,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术语学理论研究大大滞后于术语的规范统一等应用性的实际工作,而理论的滞后不可避免地会给实际工作带来许多盲目性。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原因,与术语学科的综合性、多学科交叉性不无关系。术语学不仅与语言学、逻辑学、哲学、控制论、系统方法论密不可分,同时,又离不开具体的专业门类。国外著名的术语学家早就不约而同地指出,术语学应是语言学工作者与科学工作者相互携手、齐心协力、共同开发的领域。《现代术语学引论》(冯志伟,1997,语文出版社)的作者即是从自然科学领域跨入术语学领域的具有开拓精神的学者。该书也具有很强的、阐述汉语术语特征的中国特色。2000年,由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中心提出的《俄国术语学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已被列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第二批重大项目。目前,这一课题即将完成,这可以看作是语言学工作者向术语学领域迈进所作的一个可贵努力。他们的优势在于,具有坚实的外语基础与语言学功底,具有较为丰富的词典编纂经验,再加上有同样以语言学介入较深为特色的俄国术语研究的成果为依托,可能会给他们许多“偏得”。笔者注意到,本文开头所引用的专题报道中的表述是“努力谋求在大学设置系统的术语课程。”这可能意味着,即使产生了开设课程这一想法,还要经过论证、计划、筹备、协调等大量的细致的工作。我们期待这一切能早日付诸实施,并乐于为此尽一分绵薄之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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