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届“心灵与机器”会议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认知哲学研究中心成立仪式

<正>人际信任与社会合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互联网等新科技为基本特征的智慧社会,被视为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之后的一种更为高级的社会形态,正在加速到来。智慧社会中的信任与合作,涉及人际、人机以及特定社会组织之间的交互,将带来新的问题、挑战和发展机遇。"心灵与机器"会议组委会联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将在古城西安举办第十六届"心灵与机     

论“动物权利”之道德实践的优先级

作为一种新的伦理学,汤姆·里根的"动物权利"具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它不仅仅是一场革命性的进路,也是一个系统性体系,即本体、价值与实践之间的有机联系性。但是,在权利论庞大的实践体系中,不同实践主张之间的优先级关系是模糊的。这为权利论的道德实践带来了不确定性。以此,本文通过考察"动物权利"之系统内部的有机联系性,来阐明不同实践主张之间在道德考量层面的优先级关系。这种实践主张间的比较既包括在"消极"意义上的道德义务,也包括在"积极"意义上的实践原则。本文的分析展示了在道德考量性的层面,不伤害义务的优先级高于"协助"或"慈善"的实践,后者的优先级又高于"增加裨益"的实践。是为道德实践优先级的阐明。进而,分析指出,协助或慈善的义务性只能体现在社会层面,而非个体层面。这一点,既是对于动物权利之实践论的一个修正,也应当作为所有伦理学在道德实践方面的一项基本原则。     

“隐私—数据收集”问题的两难分析——基于斯皮内洛道德分析框架的视角

在大数据时代,信息开放与隐私保护由于性质差异,已成为一对天然矛盾体。斯皮内洛将"善"置于道德核心的道德分析框架,为这一网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指导。但在具体分析过程中,这一纲领中的"抱有善意"会引发"善/恶动机界定两难"和"动机/结果吻合度两难"问题;"优先取舍"则引出了"此消彼长/利益均衡两难"和"既得利益/隐含危害两难"问题。伦理学中的两大基本理论"目的论"和"义务论"可以为"隐私-数据收集"问题的解决提供新思路。     

道德主体何以可能——生命中心论的人与自然的平衡

面对人与自然的各自"利益"的冲突,环境伦理学必须给出兼具道德性与可行性的实践原则,亦即回答道德主体何以可能的问题。在诸环境伦理学中,作为道义论代表的生命中心论体现了一种最为"彻底的"伦理学。这种"彻底性"也凸显了生命中心论的道德主体之可能性的困惑。对生命中心论的代表人物保罗·泰勒的实践优先级体系的分析肯定了这种"彻底的"环境伦理学之道德主体的可能性。对具体实践原则的进一步剖析展示了泰勒思想的内部张力、与生态中心论的异同,以及可优化的方面。以应对当代环境危机为背景,这种对环境伦理学的实践可能的阐明,是必要的也是迫切的。     

论网络空间人际交往的伦理困境

网络空间为人际交往提供了不同于物理空间的虚拟场所.网络数字化、符号化、虚拟化特质遮蔽了人们的真实面目,使人际交往陷入伦理困境.呈现为:网络身心分裂导致自我同一性的丧失;网络人我疏离加剧了群体认同危机;自我与群体的认同危机带来多元价值观的泛滥,这也是"去中心性"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在网络空间施展的结果.缺乏普遍性道德原则的规导,交往行为势必会走向无序.     

论个体主义环境伦理学的根本分歧——功利论、权利论与道义论的“道德考量性”辨析

环境伦理学的"悲剧"在于不同学派对于环境管理实践的互不妥协的争端。但是,解决争端的关键不在于实践原则的折衷,而在于作为伦理学之实践基础的"道德考量性"的协调。以此,本文考察了环境伦理学中以彼得·辛格为代表的功利论、以汤姆·里根为代表的权利论与以保罗·泰勒为代表的道义论对于"道德考量性"的各自表述。进而,本文剖析了这些表述之间可能的兼容性与这种兼容性的涵义。结论指出,各家的"道德考量性"都具有个体自身的"善"与"目的"的维度,并体现为个体的"利益"。这一共同的形上原点为不同学派间的深入对话与互相理解赋予了可能。     

环境伦理学中的元伦理难题

现代社会出现了很多道德难题,这导致以解决道德难题为使命的应用伦理学的产生.依据道德难题产生的原因,我们把道德难题区分为事实性道德难题、规范性道德难题和元伦理难题.环境伦理学存在着上述三个层面的道德难题,元伦理难题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道德难题.环境伦理学的元伦理难题主要是其核心范畴"内在价值"的定义难题,基本范畴"自然权利"的定义难题以及如何确证从"内在价值"推出环境伦理的有效性难题.这些难题的存在一方面表明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是一种新的伦理学形态;另一方面,也表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的有效性仍有待于进一步证明.     

科研不端行为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用社会学越轨理论中的社会反常论与文化传播论系统分析了科研不端行为。前者认为普遍性规范没有充分实现与科学共同体的分层导致科研不端行为发生;后者表明在一定的社会道德环境中,科研不端行为必然被科学家在其社会化中学到,从而可能导致不端行为传播。     

默顿的科学规范论的形成

默顿科学规范论思想的形成,既受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的支配,也受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默顿对17世纪英格兰清教与科学关系的研究是其创立科学规范论的前奏;当科学社会学的发展需要确立作为一种制度的科学规范系统时,帕森斯的功能主义在理论、方法、概念上提供了必要的支持;贝尔纳领导的"SRS"运动及其与科学自由协会的争论,为默顿科学规范论的产生提供了直接的思想养料;纳粹德国与科学共同体的冲突,引起了默顿对科学的地位和命运的关注,并对科学系统本身进行深入的思考,这为科学规范论的提出提供了强有力的催化剂。     

环境哲学视阈中环境科学的性质及发展特征

环境科学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学科群,其性质体现在"应用科学论"、"交叉整合论"、"社会建构论"和"新范式革命论",其新意不仅在于"它应用整体观和系统论",也不仅在于"对旧有学科研究范式的同化、综合从而产生新质的过程",而且还在于新范式中体现的"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揭示的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由此,考察环境科学的体系结构论,发现"1+4+X"的环境科学体系结构论,具有深入研究的必要:首先,它的建构,基于自然科学分类的类比,没有考虑哲学门类。其次,根据钱学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自然学科"的分类类比,把环境科学体系概括为"I+II+III",即"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环境自然科学和环境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层次和结构,其发展有五大特征。由此,建议建立"大环境科学学术共同体",形成"跨范式"的环境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