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概念、范围和界限——论卡尔·雅斯贝尔斯的科学观

根据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和联系,雅斯贝尔斯批判了现代“科学哲学”倾向和“总体知识”冲动,揭示了科学的概念、范围和界限。哲学思维与科学思维既不能是同一个东西,又不能互相反对。唯当把哲学与科学严格地加以区别开来以后,才能纯粹地保持二者之间的不可分离的联系,才能达到二者的真正统一。     

论高层观念对科学创造的孕育作用

科学创造是如何可能的－这个问题的解答应从理解伯拉图,康德的理念论入手,应总结科学研究实践和吸取兴代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但鉴于基本概念和作用机理尚不清楚,作者从初始概念出发,考察了观念,高层观念的内涵,实质和功能。在此基础上,阐释了科学创造缘何求助于高层观念２,高层观念２对科学创造茇本的作用方式及其对科学创造贯彻始终的统弘作用等问题。     

概念组织进化:图尔明对科学理性问题的解决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逻辑经验主义向当代的自然主义与实践哲学的转变,背后实现的是对逻辑经验主义的理论预设的超越。就范导这一超越所遵循的路线和依据而言,图尔明的超前于科学哲学主流的工作占有独特地位。     

当代系统观念与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发展

"坚持系统观念"是我国"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五个重要原则之一,也是处理我国新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国内国际复杂环境的重要方法论.当代系统观念可以说是随着系统科学的发展而概括出来的科学方法论.首先,系统观念是一种关于一般系统的整体论科学思维.贝塔朗菲提出的"一般系统论"对"系统"概念的科学界定成为系统整体...     

大科学工程档案管理浅谈

本文从大科学工程内涵入手,首先介绍了大科学工程特点、分类,然后介绍大科学工程档案管理的内涵、目标和管理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用生命周期理论指导大科学工程档案管理的思路,并按照大科学工程生命周期分别阐述各阶段档案管理的内容。     

科学文化与近代教育发展——兼论科学教育与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互动关系

科学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知识体系或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工具,而且还代表了一种崭新的精神、一种独特的文化,即科学文化。正是科学文化在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传播成为近代教育发展的重要文化背景之一。本文从作为一种文化的科学的角度,对近代科学诞生以来教育的发展及其与世界科学中心转移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初步探讨了科学文化对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意义。     

科学文化与控教育发展：兼论科学教育与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互动关系

本文从作为一种文化的科学的角度,对近代科学诞生以来教育的发展及其与世界科学中心转移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初步探讨了科学文化对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意义。     

乔治·埃勒理·海耳:美国天体物理学之父、大科学的先驱

乔治·埃勒理·海耳是美国天体物理学之父,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系列关于太阳光谱和恒星性质的实验和理论研究工作,为20世纪古典天文学向现代天体物理学的转化和太阳物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也是一位科学事业卓越的组织者、一位造诣极高的仪器制造专家,特别是他所推动和主持建造的威尔逊山天文台和帕洛马山天文台100和200英寸望远镜,实开超大型科学仪器制造的先河,标志了美国大科学时代来临.这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美国大科学的先驱.     

科学史教育的历史考察：将科学史引入科学教育的历程

科学史从自然哲学副产品身份发展到科学教育的核心,历经了4个主要阶段:孔德的通识教育使科学史走入课堂;萨顿使科学史成为一种社会建制;库恩的新科学史观开始了科学教育的人文主义倾向;HPS教育使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成为科学教育的方法论指导.分析科学史融入科学教育的历程,有利于普及科学知识、认识科学本质.     

科学研究中的项目管理思想--大科学时代科研项目的管理方法论

我们已经步入了大科学研究的时代,与传统的科学研究不同,它面对着更复杂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涉及到更复杂的环境与过程.为此迫切需要提供一套与之相协调的科学研究方法,特别是大科学时代的科研项目管理方法.20世纪中期发展起来的项目管理方法,在处理复杂问题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它所提供的时间管理、质量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等模块,完全能被借鉴到大科学时代的科研项目管理中.     

《科学》的科学--对《科学》的科学启蒙含义的考察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后的科学启蒙中,至少与<新青年>一样重要的<科学>杂志,从1915年创刊到1950年第一次停刊的35年中出版了32卷,369期,347册,千多名作者的近万篇文章,约3千多万文字.这3千多万文字包括了科学的理论、科学的应用、科学的本质和科学的社会建制等4个方面的内容,从而在整体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形象.因此,它所做的工作就是从科学的社会应用层面或器物层面(船坚炮利等技术产品)、科学的理论知识层面或解释层面(科学事实、定律、理论等)、科学的价值层面或精神层面(科学观念、精神、原则、方法等)以及科学的体制层面或社会建制层面(科学研究机构、科学传播机构、科学学会等学术组织及其存在和运作的社会支持系统)等四个层面去帮助中国人理解科学是什么的启蒙工作、普及工作.这是一种超越洋务运动在器物层面启蒙、维新运动在知识层面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代表的激进派在价值层面启蒙的全方位的科学启蒙.     

大数据:科学方法的新变革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大数据方法越来越得到普遍的应用。从哲学层面分析大数据方法的本质,可以揭示这一方法相对于传统方法的异同,大数据方法用海量数据代替少量样本、用混杂数据代替精确数据、用相关关系代替因果关系,由此引发的宏观性和直接性是传统的认识方法所难以完全替代的。因此,可以将大数据方法看作是科学方法论的一个划时代的变革,是继演绎法和归纳法之后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第三种工具。     

Evaluating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The Units of Science in the Making

Original research is of course what scientists are expected to do. Therefore the research project is in many ways the unit of science in the making: it is the center of the professional life of the individual scientist and his coworkers. It is also the means towards the culmination of their specific activities: the original publication they hope to contribute to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The scientific project should therefore be of central interest to all the students of science, particularly the philosophers and sociologists of science. We shall focus on the preliminary evaluation of research projects—the specific task of referees—and will emphasize the problem of their scientificity—the chief concern of scientific gatekeepers. In the past such an examination aimed only at protecting the taxpayer from swindlers and incompetent amateurs, such as the inventors of continuous motion artifacts. In recent times a similar issue has resurfaced with regard to som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and most handsomely funded projects, namely work on string theory and many-worlds cosmology. Indeed, some of their faithful have claimed that these theories are so elegant, and so full of high-grade mathematics, that they should be exempted from empirical tests. This claim provoked the spirited rebuttal of the well-known cosmologists Ellis and Silk (Nature 516:321–323, 2014), which the present paper is intended to reinforce. Indeed, we shall try to show why empirical testability is necessary though insufficient for a piece of work to qualify as scientific. Finally, the present paper may also be regarded as an indirect contribution to the current debate over the reliability of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of scientific worth, such as the h-index of scientific productivity (e.g., Wilsdon in Nature 523:129, 2015). But we shall touch only tangentially on the sociologic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s of research teams: our focus will be the acquisition of new scientific knowledge.     

大科学时代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大科学时代,科学与社会复杂的互作,使价值中立的纯科学理想的基础已不复存在。这就要求科学家在从事科学活动时,应自觉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把握研究方向。使科学造福人类;参与科学决策,影响政府行为;普及科学知识,唤醒民众参与科学;加强与新闻界合作．引导社会舆论;弘扬科学精神,反对伪科学;重视科学教育,确保科学可持续发展等。     

从公众科学素养看科学全球化中的中国教育

在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中,学生及待升学群体的科学素养最高,但是从中学开始,中美两国公众的科学素养差距开始加剧,尤其是在大学阶段,这种差距更大。而且从高中或中专开始,随着教育程度的升高,其科学素养的增长幅度却是在明显下降。文章通过中美两国公众的科学素养调查结果的比较,从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两方面分析了这一现象形成的部分原因。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提出：在科学全球化与境中,中国的科学教育尤其需要一种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丰富思想文化资源,并融合世界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有机合成,综合创新,在继承中超越的创新文化来开启国人探索自然、热爱科学的心智。     

科学中的信誉、引证及选择——论戴维·胡尔过程科学哲学的核心理论

本文将讨论戴维·胡尔关于科学中信誉与引证的理论、科学概念进化中的选择模型,简析学界同行对胡尔选择理论的评论以及在相关科学观念上胡尔与库恩、波普尔之间存在的差异,最后,指出胡尔理论的问题所在.     

大数据对于科学研究影响的哲学分析

在风靡全球的大数据浪潮下,大数据对传统的科学研究产生了影响。首先明确了大数据对于科学研究的影响机制: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撑下,数据活动从经验层面、方法层面影响了传统的科学研究。进而指出这种影响造成了科学研究在三个方面的转变,分别是:研究对象、研究层次以及研究类型。     

从科学宣传到科学研究--中国科学社科学救国方略的转变

辛亥革命后，在国家建设潮流影响下，“科学救国”成为时代思潮。创立学会团结同志是发展科学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科学社循此在美国诞生。由于当时中国科学的落后现状及其社员自身能力所限，中国科学社最初选择了科学宣传作为科学救国的良方。然而只有进行实实在在的科学研究，中国科学才能真正发展。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后，将社务重心从科学宣传向科学研究转变，不仅在舆论上鼓吹科学研究，社员们也身体力行，具体实践，并创建生物研究所，使之成为近代中国科研机构的典范。这一新文化运动期间最为特出的“科学之音”，对近代中国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