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家往何处去

我们希望科学哲学家能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未来一系列相当新的问题上,并运用他们新的眼力和技巧来改变传统方法论领域内的现行概念。“科学发现”在许多方面迅速成为受人注目的题目,这就是我在本文中要阐述的问题。在本文中这些理由可能尚未阐述得很清楚(有的可能遗漏),但已足够用来说服大量的哲学家将科学发现置于方法论中应有的地位上。我们清楚地看到,可以期望在科学发现的哲学研究方面,在探索和基本估价的意义上,比研究生成方面阻力更小。     

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

1915年1月创刊的《科学》,开创了科学在中国传播的新纪元,也留下了不少超越先贤、启迪后学的文字。今天重温这些文字仍是颇受教益的。本刊特从中选择少量重新发表,作为迎接创刊百年献给读者的礼物。本期重新发表的是任鸿隽的《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原发表在《科学》创刊号上。任鸿隽是《科学》和中国科学社的主要创始人,他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学术界多称为"李约瑟问题",并时有讨论。由于任氏的这篇文章用文言写成,这次特别配发了文言的译文。还请译者专门撰文对这篇文字进行了解说.梳理了近现代中国学人探讨"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文明中产生"这一问题的脉络。任氏撰文时恐怕没有想到,后人会对"李约瑟问题"展开争论并把它叫做"难题",他自己的答案其实是清楚的。他行文时。也没有在"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上着墨太多。在创刊号上,他这篇文字最想表达的,是他们为什么要创办《科学》的心声。所以,他着重说了科学是什么,以及在中国传播科学最要紧的事是什么,并在最后强调:"要之科学之本质不在物质,而在方法","不然,虽尽贩他人之所有,亦所谓邯郸学步,终身为人厮隶,安能有独立进步之日耶"!不难发现,作者所说的"方法",不只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更多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联系到作者后来所撰的《科学精神论》,以及《科学》前辈作者的其他有关论述.他们当时用"方法"、"科学精神"、"科学种子"等字眼所指称的,其实就是"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科学思维方式"。抓住了科学思维方式的培育,就抓住了在中国发展科学的"种子"和传播普及科学的"渔"。不然尽贩他人之"鱼".怎么会有我们民族文化的独立进步!关于"科学思维方式",本刊近年来正组织思维方式:人类认识活动的前提》、《科学思维方式:结构和生成》、《科学哲学视野中的科学思维方式》、《科学思维方式中的本体论预设》等系列文章进行论述。读者可以参阅。     

生命科学为当代哲学提供了什么？——论生物学家ErnstMayr的新哲学

恩斯特迈尔是本世纪著名的生物学家和哲学家，长期以来他一直倡导一种不同于传统哲学的新哲学，本文综合探讨了迈尔新哲学的基本原则及其新哲学的基本框架：（１）物理科学不是科学的标准范式；（２）历史叙述比定律解释更重要；（３）解释和预言在生物学中是不对称的；（４）科学进步的主要象征是概念的提出和改进；（５）因果联系的多样性及目的论解释的合理性；（６）新哲学的基本框架。     

广义科学哲学

广义的科学哲学对包括社会和历史人文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所有科学类型进行哲学讨论。事实上,各种科学哲学本身已对广义应用“科学”这个词作了论证,尤其是狭义的英美的“分析”科学哲学。这主要是由于对诸如科学史、语言对科学训练的意义、理论构建、范式的学科交叉特征、因果解释和理性反思的讨论。科学解释模式和临床经验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心理学)和某些应用于历史人文科学的方法的     

科学思维方式:结构和生成

正科学思维方式是科学认识及其成果在人脑中的积淀,概括了科学研究活动的基本认识特征。它不局限于方法论,也不能完全用本体论来取代,而是有着结构的规定性。科学思维方式形成于科学共同体的研究活动,是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实现的。     

新的大科学

正"大科学"(Big Science、Megascience、Large Science)是国际科技界近年来提出的新概念。大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模式主要包括:科学家个人之间的合作、科研机构或大学之间的对等合作、政府间的合作。近几十年来,一些重要科研机构的大规模研究的运行特点和研究文化都在发生变化,大科学已非昔日之大科学,而是进入了新时代的新的大科学。     

科学大数据与数字地球

大数据研究正发展为科技、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关注焦点,诸多国家已将大数据研究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本文从时空角度论述了大数据的缘起、内涵与发展势态,分析了科学大数据成为科学研究新途径的历程——科学范式开始从模型驱动向数据驱动发生转变.给出了科学大数据的定义及科学大数据计算的应对策略.进一步地论述了数字地球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和数字地球中的数据系统,指出了数字地球学科具有大数据的鲜明特点.最后以"胡焕庸线"形成机理的空间认知研究为例,具体阐述了数字地球学科中的大数据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科学理论评价的“民主”观

最近,费耶阿本发表了他的新作《文化多元论,还是无畏的新千篇一律》,大异众趣地阐发了与大多数科学哲学家完全不同的科学理论评价观。他认为,探讨科学理论的评价问题,不能离开科学哲学和科学本身发展的历史。但是,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     

科学创造中的艺术思维

创新是科学和艺术的共同灵魂。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潜藏着奇妙的艺术因素。科学家若具有一定的艺术素养,并能动用自身的"艺术细胞",充分调动形象、想象、直觉等思维方式,并有意识地利用艺术美感、幻想、和谐等特有的灵智,其科研成果     

读《10000个科学难题》(化学卷)有感

创新是一个民族、国家发展的灵魂, “建设创新型国家” 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 但是, 目前我国的科学研究仍然是跟踪性研究居多, 而创新性尤其是原创性的研究相对偏少. 如何在科学研究中突出创新是广大科技工作者面对的重大问题.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发现、凝练、思考、解决科学问题的过程, 提出科学难题本身就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前提. 因此, 如何凝练、思考、提出科学问题, 是培养全民尤其是科技工作者创新意识的关键, 也是获得原创性研究成果的必由之路. 由陈洪渊院士主持、众多学者专家参与撰写的《10000个科学难题-化学卷》, 汇集了当前化学科学研究中的189条重要科学难题, 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独具匠心、别具一格, 是一部富有高度启发性和学术前沿性的学术专著. 该书以“高中生有兴趣, 大学生能通读, 研究生可选题, 并能为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的科学研究提供参考”为宗旨, 通过一个个重要科学难题的 “点”, 构成了当前化学科学研究前沿的线和面, 不求面面俱到, 但求反映当前化学科学研究的前沿和发展趋势; 对每个科学难题均有研究意义和现状等背景介绍, 不求有明确答案, 甚至不求科学问题的完全准确无误, 而重在科学问题的凝练和启发创新性思考. 这是科学类书籍编写方式的一次大胆的尝试, 与鼓励创新性科研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宗旨不谋而合.     

对科学的制约

罗伯特·S·科恩是当代美国的著名科学哲学家,美国波士顿大学哲学教授。由他领衔主编的《波士顿科学哲学研究丛书》从1963年出版第1卷开始,到现在已满70卷。这套书大体上代表了当今世界科学哲学的主要潮流。其中1980年出版的《科学发现:案例研究》和《科学发现、逻辑与合理性》姊妹卷曾被誉为十九世纪惠威尔的《归纳科学历史》和《归纳科学哲学》在二十世纪的再现。科恩教授是美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尝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整个科学的学者之一。他坚持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广泛分析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对科学的作用,特别是语言和逻辑思维的作用。由此他高度评价了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在这个方面的贡献,并给予皮尔斯、马赫、赖欣巴赫、杜威、纽拉特等思想家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以资推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科恩在1964年国际科技大会所作题为《科学和伦理学》的影响广泛的演说中,曾系统阐述过科学理性同人类自由的内在联系。本文继续了对同一主题的分析,即科学作为人类有目的的、自觉的生活方式,不能不受到政治和哲学的作用,从而也不能不服从于某种超越于科学之上的对人类自由和社会民主的追求。科恩的这些探索,不失为现时代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有益的尝试。本文译自《纪念伊姆雷·拉卡托斯论文集》(《波士顿科学哲学丛书》第39卷,1976年)第79～86页。原文是作者在第五届国际“科学和社会”大会(1973)上的演说的浓缩。罗伯特·科恩教授目前正在我国访问讲学,他的观点引起了我国听众的广泛兴趣。仅以此文提供读者参考。     

面向分子科学的数据智能

分子科学是化学的核心,也是生物、材料、药学等学科的基础.传统的分子科学研究通过实验或理论手段进行,研究成本高、周期长,难以处理高复杂度体系.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研究已成为继实验、理论和模拟之后的第4种科学研究范式.数据驱动的机器学习凭借其快速高效的数据处理能力,在分子科学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尤其是在分子性质预测、分子设计、化学反应预测及逆合成、量子化学计算、自动化合成等领域获得了广泛应用.本文首先介绍面向分子科学数据智能研究过程中的3个关键部分,即分子科学开放数据集、分子描述符和机器学习算法;然后,列举机器学习在不同分子科学研究方向中的重要应用案例;最后,分析讨论该研究领域可能存在的挑战及潜在发展方向.     

从“空间”视角看海洋科学综合发展新趋势

正不仅是海洋科学,空间在地球科学(地学)的研究体系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其既可作为研究对象,也可作为分析手段.空间的概念并不起源于地学,哲学、物理学和社会学等均按照自身的学科特点对空间进行了定义,以致其内涵呈现出百家争鸣之态.哲学是空间概念的源头,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朴素时空观对空间内涵的发展具有开创性     

科学方法论:历史形态和发展水平

作者提出科学方法论有自然哲学方法论、哲学方法论、逻辑方法论和理论方法论四种历史形态。产生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方法论的特征是,把认识着的个人的纯粹思维看做为真正的知识,以“直接知识的原理”作为其最重要的认识原理。特别注重经验研究的哲学方法论是在古典自然科学形成时期(16～17世纪)形成起来的;它的各个方法论原理同哲学基本问题密切相关,因此称为哲学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发展表现为唯一理论和经验论相互斗争而产生各种变型。逻辑方法论企图把逻辑作为适用于一切知识领域的方法论,是在19世纪下半期从穆勒的归纳逻辑开始大力发展的数。理逻辑的产生和发展加强了这方法论研究方向。理论方法论在现代科学方法论出现各种研究方向和水平纷呈的复杂局面中应运而生,它的研究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展起来的。这种方法论是一种关于科学知识的一般理论。     

自然系统研究的兴起

在系统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双重背景下产生了"地球系统"这一科学概念,这不仅是对科学的社会危机的一种应变,也标志着科学新类型的诞生。这种基于整体观的自然系统研究,推动了系统科学理论的发展,预示着科学整体的范式变革。     

《世界科学》为我的著作定格

当代我国年老的科学工作者接受的，大多是分门别类的单项专业教育，它往往形成一套传统的思维方式，习惯把自然界分成由各种细部组成的彼此独立的部分，就象一只钟是许多机械零件组装起来的一样。1985年我在《世界科学》杂志第8期上读过一篇文章，使我对科学研究对象的看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篇文章前冠以科学哲学的栏目名称，标题是三个字：《系统论》（作者W．I．B．Beveridge，万崇信、张伟钧译）。后来才了解，早在80年代初，在我国哲学杂志中已介绍过贝塔朗菲的系统论思想。为什么《世界科学》．上的这篇介绍会给我如此强烈的印象…     

基于样本科学的生物样本库建设

生物样本库在现代临床与基础医学研究中的作用日趋重要,基于临床生物样本资源的研究日益增多,这极大推动了转化医学研究前进的步伐.当前国内外样本库建设更关注生物样本的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管理,但临床生物样本的精度、活性及多维度利用对于临床诊疗及后续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换言之,未来生物样本库的"内涵"建设更需要聚焦于样本本身的科学研究,即样本科学.因此,在精准医学时代背景下基于精准样本科学的生物样本库建设变得更加迫切.目前,基于样本本身的科学研究正处于探索阶段,本文从精准样本科学角度入手,以动静脉中样本组分以及肿瘤不同部位之间的差异为例,归纳了目前针对不同样本来源部位的样本科学研究进展;同时针对生物样本活性,阐述了样本采集及后续处理环节对于保持其样本活性及发挥后续治疗与科研作用的重要性.本文旨在倡导基于临床样本的精准度与活性的样本科学研究,提出"一样多用"以及"多样一用"的多维度利用模式,倡导一种基于精准样本科学带动下的新型生物样本库建设模式.     

从科学哲学到历史 政治哲学：卡尔.波普尔历史 政治哲学评析

卡尔·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1902—)不仅是当代西方著名的科学哲学家而且也是一位历史政治哲学家。他的以“证伪主义”的方法和原则为基础的历史、政治哲学,批判了“历史决定论”,抨击了“整体主义”的社会变革方法,倡导“渐进社会工程”和“开放社会”。作者认为,波普尔将其科学哲学中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应用于社会领域是不合理的,而以此建立的历史、政治哲学是不科学的。本文较为系统地研究了波普尔的历史、政治哲学体系,评析了他的历史观和社会政治观。     

卡尔纳普意义标准述评

卡尔纳普(1891—1970)是当代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他的研究涉及到逻辑句法学、逻辑语义学、归纳逻辑、语言哲学、科学哲学等领域。其中,内涵逻辑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的发展无不展示出他的巨大影响。作为卓越的逻辑学家,卡尔纳普深知纯粹形式的观点对逻辑研究本身的重要性;作为目光远大的哲学家,他同样深知纯粹形式的逻辑观是远远不够的。对于卡尔纳普来说,逻辑的重要性在于它对非逻辑知识的作用。卡尔纳普对逻辑应用的关注集中体现在他对科学方法论基础问题的重视。他的研究特色在于从科学语言的逻辑分析着手。语言意义问题,尤其是科学语言的意义问题的研究始终贯串在他的学术研究生涯中。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寻求科学理论语言意义标准的适当表述。同早期仅仅包含基本思想的概括口号:“语言的意义在于可检验性”相比,他的表述更多地考虑到了科学理论本身的特征。这显示了卡尔纳普兼顾到了两个方面·既充分体现基本思想,又尽可能精确地刻划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的努力。在以下几节中,我们来观察这种努力是否奏效。     

关于植物形态学的思考

植物形态学不断发展，产生了新的概念和模仿概念框架以及新的思维方式。动态连续的观点在分析植物形态结构时能更真实地揭示各种形态结构的发生和发育，以及各种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介绍了植物形态学家Ｓａｔｔｌｅｒ提出并发展的形态连续的观点和过程形态学，并与经典植物形态学，并与经典植物形态学的观点进行比较说明思维方式的改变对于科学研究有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