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的、地、得”的用法

<正>"的、地、得"是现代汉语中高频度使用的3个结构助词,都起着连接作用;它们在普通话中都读轻声"de",没有语音上的区别。"的、地、得"的用法容易发生混淆,再加上一段时间里,中学课本中曾将这三个词的用法统一为"的",因此造成了很多人对它们的用法含混不清进而乱用一通的现象。现对三个词的用法加以区别说明,希望能对大家有一定帮助。     

洛阳方言中“嘞”的功能考察

洛阳方言属于中原官话区的洛嵩片,"嘞"在洛阳方言口语中使用非常广泛。其在句子中的功能有三项:语气词、结构助词、动态助词。这三种用法中,其作语气词的使用频率要远远高于其他两种用法。文章从其句法分布角度入手,对洛阳方言中"嘞"的三种用法进行分类描写,从而探讨其语法功能和语用价值。     

四字语“天翻地覆”研究

四字语是人们在语言使用过程中经过长期使用、不断加工锻造而形成的固定短语。它是由四个字组成的,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广泛。对四字语"天翻地覆"进行历时和共时的考察,得出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意义、用法以及所涉及的变体形式不同。     

形容词的指称用法及其发展

形容词除了常见的陈述用法外,还有指称用法。从现代汉语史的视角来考察形容词的指称用法在现代汉语各阶段中的使用和变化情况,在当今使用中,其具有以下三个比较显明的特点：1．直接引用的较多;2．某些形容词的指称形式高频使用,经常用于构成一些固定或半固定的形式;3．某些否定性偏正词组用于指称。指称性形容词的大量使用主要是受外语的影响。     

瑶语的数字

瑶语的数字无论来源怎样,在语言里已完全系统化.它有两套各自单独使用的"十位数"("一"、"二"、"三"……"九"),和两套互相搭配使用的"单位数"("十"、"百"、"千"、"万"、"十万").?????这些数字有两种主要的用法,一种是清点物品和抽象计算使用的普通计数法,一种是特殊计数法.另外还有几个数字在小孩取名时使用,这里不谈. 在普通计数法中,要变调的是第二套的"一"、"二"、"三"和全部"单位数".不过,"二"只在三个数字构成的结构中变调.如:     

对《歧路灯》协同类介词结构的考察

对《歧路灯》中表示协同类的介词结构进行考察,从中选取了"和"字结构、"同"字结构、"并"字结构以及"连"字结构进行讨论。这几个介词结构基本上都形成于唐代,有新产生的,如介词"和";也有从动词转化而来的,如介词"同""并""连"。这四个表示协同的介词结构的用法较多,有些用法一直延续到现代汉语中,至今仍广泛使用。     

《醒世姻缘传》中的介词"从"、"打"、"齐"

以穷举的方法考察了《醒世姻缘传》中的介词"从"和"打"以及较为特殊的山东方言介词"齐"。发现三者在用法上有很大程度的相似之处,如都有表示处所的起点的用法;都只用于动词之前等。同时三者又有一些不同,如在使用频率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从"的用法比"打"、"齐"要复杂,但跟现代汉语相比尚有一些用法未出现;"打"相对于现代汉语不表示"时间的起点",却有较为特殊的表示"时间终到点"的用法;"齐"没有表示"经由"的用法等。这些都勾画出了这三个介词语法化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     

现代汉语“来”研究综述

现代汉语"来"使用频率高,分布广,用法也极为复杂,一直以来备受学者关注。本文从"历时"、"共时"、"历时与共时相结合"三个层面对前人有关"来"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     

对《歧路灯》协同类介词结构的考察

对《歧路灯》中表示协同类的介词结构进行考察, 从中选取了"和"字结构、 "同"字结构、 "并"字结构以及"连"字结构进行讨论.这几个介词结构基本上都形成于唐代, 有新产生的, 如介词"和";也有从动词转化而来的, 如介词"同" "并" "连".这四个表示协同的介词结构的用法较多, 有些用法一直延续到现代汉语中, 至今仍广泛使用.     

日语中「ば」「たち」「なち」「と」的用法对比

日语表示条件关系的接续助词,具有代表性的便是「ば」「たち」「なち」「と」.这四个接续助词,笼统地说,都可以译为汉语"如果～的话～",所以对于中国的日语初学者而言,一般很难区分出这四个词在用法以及意义上的不同.对这四个词用法的分析与比较有助于学习者区别其用法及意义.     

海峡两岸汉语词语认知现状之探析

本文研究数据来自两岸大中学校实施的问卷调查，被调查词语来源认知调查结果呈现的两种状态显示两岸词语存在一定差异。语言是社会现象，词语是社会的产物，两岸自然、人文、社会环境的差异，必然使两岸词语烙上各自的印记，两岸汉语词语来源认知的差异是调查对象对于词语自身印记的反映。两岸词语差异是汉语内部的差异，随着两岸互动日渐频繁，部分词语自身的印记已开始模糊并逐渐淡化，因而两岸互动是汉语词语融通最便利最经济的途径。     

如何掌握at短语表示进行意义的用法

本文采用比较的方法对at短语表示进行意义与行为动词表示进行意义方面进行了比较,从而得出两者相通与暗合的结论。     

《国语》不定代词“或”与“莫”

《国语》中不定代词"或"和"莫"的用法有同有异。相同方面:两者在句中都用作主语,这又分为充当小句的主语与充当主谓短语中的主语两种情况。不同方面:不定代词"莫"的出现频率高于不定代词"或",在语法意义上,两者是相反的对应词;就演变趋势而言,《国语》中"莫"已虚化出副词的用法,而"或"还没有虚化的迹象,反映出这组对应词在发展演变中的不同步性。     

两岸四地共有外来词语在内地的发展变化及其原因

有许多外来词语是两岸四地共有的,其中很多在内地有了新的发展变化,具体表现一是表义范围扩大,二是使用范围扩大,三是衍生出大量以共有外来词语为构成要素的新词语。上述变化有多方面的深刻原因,主要是网民数量庞大、造词意识和热情空前高涨,造词资源无比丰富,对外来词语的创造性使用以及类推仿造新词语等用语造词手段发挥到极致等。     

"做"与"作"病例浅析

“做”与“作”二字在报刊等文章中经常出现互用,该用“做”的地方用了“作”,该用“作”的地方用了“做”。其实“做”与“作”是有明显区别的,不能混用。     

余江话的"里"尾

余江话的“里”尾可加在名词、动词、形容词性成分或动词性结构后面构成名词,能起到区别事物、表示词性变化、指小、亲昵或纯粹作名词的标志等作用;在使用原则上名词“里”尾与普通话“子”尾同中有异;“里”尾名词所指事物范围广(可分为人名、人品、疾病、人体、服饰、家俱生活用品、房屋建筑、动物及其他等九类)。“里”尾亦可加在形容性成分后构成形式多样的形容词的生动形式,有表示词性变化、附加评价意义、扩大语法功能等作用。“里”尾还能通过特定的形式,与个体量词、集合量词、部分量词、容器量词、度量量词及自主量词等结合,表示相应的语法意义。     

世纪之交的"现代"与"后现代"

现代与后现代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共同点为反叛传统、标新立异,具有先锋姿态。后现代是对现代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对它的反拨与叛逆。世纪之交中国的现代与后现代大体停留于对西方的移植、仿效、阐释,但亦有一定程度的改造。尼采宣告“上帝死了,”必然导致现代主义以“人的自我为中心”作为最重要的特征,福柯“人的死亡,”巴特“作者之死”的思想导致“以语言为中心”成为后现代最重要的特征。现代主义构建深度模式,而后现代主义则削平成消解这种深度,却具有另一种深度——肤浅中的深刻。     

闽西与台湾客家民间信仰的传承及变异

闽西和台湾客家民间信仰一脉相承,台湾民间信仰中诸多神灵都是早期赴台的闽西客家人从原乡携去的.但在其传承与发展过程中,也发生明显的变异.本文试图探讨闽西和台湾客家民间信仰的传承关系及其发生变异的原因.     

“三言二拍”与《一千零一夜》商人形象之比较

"三言二拍"与<一千零一夜>诞生于两个不同的国度,在描写商业发展盛况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所塑造的商人形象却存在明显差异:如中国商人的儒商文人之气与阿拉伯商人的市民习气;中国商人的重义与阿拉伯商人的重利;中国商人的谨慎稳重与阿拉伯商人的大胆冒险;中国商人致富后谋求政治势力,偏好于由富到贵的转型,而阿拉伯商则偏重物质生活的享乐等.这些差异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     

东亚民主化比较研究：以台湾地区和韩国为例

台韩都是在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在某些外部条件和特殊条件推动之下启动民主化的;在民主化进程中,都必须处理威权遗留问题,都出现了某个最棘手的“情境问题”（“台独”问题;财阀问题）;民主化的最终目标都是建立并巩固自由民主政体．台韩民主化也存在着不同：台湾民主化属于“变革”型,韩国民主化属于“移转”型;韩国民主化的基本任务是落实“第六共和国宪法”,巩固民主宪政,台湾民主化由于背负了所谓“台湾独立”的额外负担,民主巩固的任务极其艰巨．总之,台韩民主化进程说明：建立民主体制容易,坚守和巩固民主难．台韩要从“选举民主”政体发展到自由民主政体,培育出“羽翼丰满的民主制度”,还需要有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