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规范的特征与内涵

技术规范是与社会规范不同的、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调整人的行为的一类规范，是关于自然的常识性规范、生产劳动规范和科学规范的组成部分；技术规范是技术总体中的一部分，是技术选择和技术淘汰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概括性和普适性。     

论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

本文从两个方面论证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第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根本性的决定因素是市场需求，而不是技术；技术本身也是由市场需求决定的。第二，马克思在对社会和技术及其变迁的研究中，始终坚持辩证的方法。这与技术决定论的非辩证思维是根本对立的。     

心理技术的哲学反思

对心理技术的哲学反思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从心理技术的在场性、心理场域的作用及其对身体映像的控制来分析心理技术的实体性存在;从知识建构、知识扩展以及思维的形成等方面可以为认识论反思提供启示;从心理技术的研究、心理技术的实施以及心理技术与道德的涉身性了解心理技术的道德困境。     

论技术规范的构建

本文从技术社会学的角度对技术规范构建的原因进行分析,指出了技术规范的主体结构模式和规范结构模式以及两者的一一对应关系,尤其对技术活动的信念伦理构建进行深入分析.     

作为"过程"的技术

本文以一种动态的思维与系统的观念来解读作为“过程”的技术，指出“过程”是一种包含着时间与空间维度的，同时也包含着人的实践活动的演化。分别从宏观意义上的抽象化技术，中观意义上的“技术集群”概念，以及微观意义上的具体化技术三个层次，探讨了技术在这三个层次上的“过程”性表观。     

基于实验思想的技术与战法协同演进研究——以我国抗击高空侦察机U-2为案例

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以上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我国抗击高空侦察机历程为对象,从实验的角度,聚焦军事能力生成与释放的关键要素,剖析技术与战法的协同进化及作战能力螺旋式上升的辩证过程。表明:军事技术不能自动带来"红利",需集成至整个作战体系并融合于战法之中方能发挥其应有的效力;这实际上是技术、战法和作战能力的协同进化过程,而要完成这个过程,实验在其中发挥着关键的"工具"性价值和基础性作用。本项研究有助于深化关于工程实验的哲学研究。     

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吗?--兼与刘立先生商榷

针对刘立先生"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的现点及其论证,本文从两个方面提出相反的论证:第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根本性的决定因素是技术,而不是市场需求.这与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是内在一贯的.第二,马克思认为,社会形态取决并适应于技术发展水平.这无疑是一种技术决定的倾向.此外,本文还对刘立"技术决定论是非辩证思维"的观点进行了驳正.     

前苏联技术哲学初探

文章从技术本体论、技术科学的本质与特征、技术进步论以及技术价值论四个角度评述前苏联时期技术哲学的成绩与特色,并引出当今俄罗斯技术哲学对前者的批判继承关系和现今俄罗斯技术哲学界需要进一步解决的技术哲学难题.     

过程论视野下的产业技术风险

从技术过程论来看,产业技术既是技术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其本身也可以视为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产业技术风险具有区别于其他技术的风险特征。以技术过程论为工具,生产技术的次优性、产业技术的利益化以及产业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不规范分别构成了产业技术风险的过程性成因。产业技术系统内各组分的不协同和来自社会、文化以及其他技术风险的外部影响而共同导致了风险的产生。     

科学、技术与法对话的基本路径

在现代性展开的过程中,科学、技术与法以相互理解、相互关照和相互影响的互动方式走上了辩证发展的历程,其对话的基本路径是:(1)科学技术对法的渗透和影响,包括科学技术发展所引发的科学技术法的诞生、科学技术法的完善,以及现代科学技术对法的挑战;(2)法对科学、技术活动的参与及调整,主要涉及法对科学、技术活动的保护与激励、约束和规范;(3)司法过程中科学、技术与法的现实互动。     

论军事技术超前创新的必要性、风险性和适度性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采用了军事技术创新的提法,此后,该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大多数论文都是从渐进性-突破性这对范畴出发,对军事技术创新的本质、意义、规律、模式、途径、动力等展开研究,而很少有人选取稳健型-超前型这个视角。本文着重考察了军事技术超前创新的问题,围绕超前创新的必要性、风险性和适度性展开讨论,强调只有坚持适度性的原则,才能降低超前创新的风险。     

海峡两岸科技名词差异问题分析与试解

两岸科技名词一致化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了两岸科技名词的相同性和差异性，并试探性地提出了缩小差异性的途径。     

对"技术发展规律"研究的回顾及再认识

“技术发展规律”是技术认识论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至今已走过40多个年头了。为了今后研究的需要，理应对这一段历史进行回顾和反思。本文认为，过去对技术发展规律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研究单项技术的发展规律和研究技术体系的发展规律。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共存在有四个方面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三点建议。     

技术理性的现代展现及其未来命运

本文批判了自马尔库塞以来的技术理性概念,把技术理性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工具理性、操作理性和价值理性.分析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冲突的根源,指出未来技术理性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发展理性.     

论技术理性研究的哲学路径

实践哲学突破了传统哲学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狭隘理解,提出理性思维有"认知型"和"筹划型"两种思维方式.人的"筹划型"思维方式所形成的实践理性在技术哲学领域恰恰是技术理性.技术哲学必须以理性思维的"筹划型"思维方式为切入点,才能找到技术理性研究正确的哲学路径.只有这样才能使技术哲学研究真正地从"边缘"走向"内核".     

科学发展观与技术创新的价值重构

发展观本质上表现为一种价值观,任何技术创新活动都是在一定价值观的指引和规约下进行的。不同的发展观,会导致创新主体在解决创新问题上的不同价值取向。在传统发展观的指导下,创新主体的价值取向主要关注的是创新活动的经济价值,从而陷入了空前的价值困境。要走出价值误区,技术创新就应该在科学发展观的统摄下进行价值重构。“生态化技术创新”与“人性化技术创新”的提出,就恰恰体现了对传统技术创新价值观的叛逆,其实也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理性回应。     

技术行动的嵌入性与技术的产业化

从嵌入性视角考察技术的产业化，提出三种形式的技术行动嵌入性：认知嵌入性、技术系统的结构嵌入性和社会嵌入性，进而从知识和能力的建构，产业技术系统的建构和社会化的价值实现说明了产业化的过程。     

科技成果应用与对纳税人负责关系研究

现代政府的合法性在于对纳税人负责,政府利用税收支持科学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科学的合法性在于科技成果的应用,科技成果应用是科技工作者对纳税人负责的当然义务和责任。政府并没有天然资助科学的义务,科学必须对纳税人负责。我国科技工作者对科技成果应用与对纳税人负责之间的关系的认识还存在很多误区。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科技工作者在科技成果应用中如何践行对纳税人负责的具体建议。     

技术的价值负荷过程

用技术形态论的观点，打开技术黑箱，具体分析技术的不同形态及其价值的负荷过程，有可能消解由来已久的技术中性论与技术价值论之争。技术是人的目的的展现方式，目的的设定就负荷了人的价值。技术在其形态转化过程中由于技术活动主体的不同，便设定了不同的目的，负荷了不同的价值，并使技术的潜在价值现实化，乃至出现发明目的与创新目的的相悖，这就是技术价值的异化。研究技术异化应该特别关注技术的商业化过程。     

技术进步的三个模型及其对我国2G到3G无线通讯过渡的涵义

本文通过对三个技术推广和扩散模型的分析，一方面试图说明在技术进步速率不断加快，新的技术创新层出不穷的条件下，进行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和基本问题；另一方面则试图分析网络经济条件下企业在技术进步和技术选择上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和困难。并结合三个模型的分析进一步说明和引申出我国在从2G到3G无线通讯技术的过渡中所面临的困难和可能的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