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剧的源头——文明戏

中国的文明新戏是开放国门,“采用西法”的产物,它所走过的路程是曲折的,和五四以后新兴的现代话剧比较,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它存在的三四十年间,经历了自成系统的一段兴衰史。本文试将文明戏的萌芽、发展和衰落作一追索,以探求艺术发展之规律;以期对中国现代话剧的全貌有完整的把握和认识。 一、戏曲改良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舞台上传统戏曲一统天下。而在西方剧坛,批判现实主义戏剧正值盛期,现代主义戏剧出现萌芽,歌剧、芭蕾舞剧已相当成熟,出现了一大批经典剧目。 清朝末年,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也带来了西方的文化和宗教,东西方文化在中国发牛了激烈的冲撞,戏剧自然也在其列。在国外戏剧文化和传统戏曲的尖锐对立中,在对传统戏曲文化的批判中,呼唤着一种全新的戏剧的诞生。     

戏曲导演对现代戏曲舞台装置的思考

戏曲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它受中国传统美学的影响,虚拟写意成为其最显著的特征。它唯美优雅,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以歌舞形式展现给观众。话剧是清朝年间才从国外传入中国的舶来品,它成了向中国人民展现外国文化最直观的表现形式。经过中国艺术家的学习、理解、加工…最终拥有了中国自己的反映中国百姓生活的优秀作品。本文通过对戏曲舞台道具一桌二椅、虚拟性表现特征,话剧舞台厢式布景的浅谈,尝试性的论述了戏曲舞台的虚拟性舞台设计与话剧舞台厢式布景的结合及结合的意义与期待的效果。     

从文化变迁看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

通过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近代西方文化、"五四"反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文化几个文化阶段的分析,透视出文化变迁对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影响,体现了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     

黄佐临“写意戏剧观”的历史背景

早在20世纪60年代,黄佐临深切感受到中国话剧完全按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进行艺术创作并不完善,因为中国的文学艺术有着写意的传统,因此他提出"写意的戏剧观",主张在中国传统的写意戏曲的基础上创造话剧,同时吸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使话剧既能继承民族优秀遗产,又能吸取世界各国戏剧精粹,使之能成为相当完善的艺术.     

颠覆与重造——论“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

"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曾作为时代的"共名"深刻地存在于历史的经验与记忆之中。伴随着西方学界对"现代性"的质疑和反思,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知识界对"五四"时期反传统的激进态度也多有责难之声。通过姿态和策略的选择、反叛的对象和再造文明的宗旨等方面来探讨"五四"时代反传统的正面意义和价值取向,以存疑于某些虽具有相当的学理基础但缺乏操作可行性的理论预设。     

中国戏曲的现代化生存方式与研究方向初探——兼与中国传媒大学周华斌教授商榷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文化产业春潮涌动,在许多文化领域都出现了复苏和复兴的迹象.但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瑰宝的中国戏曲却始终无法融入到即将到来的大发展之中.有识之士奔走呼吁,并开列了振兴中国戏曲的一系列"药方":要给戏曲"松绑"者有之,要让戏曲"回归民间"者有之,中国传媒大学周华斌教授更提出了将戏曲、话剧、电影、电视剧全部归入"大戏剧"概念,希望给中国戏曲注入更为鲜活的研究和发展空间.从我国文化发展现状分析戏曲的当代生存环境,也希望能引起戏曲理论研究者正视这种现状,使戏曲避免成为故宫博物院的"珍藏".     

从"生活"到"舞台"——论"十七年"话剧的舞台形态与观念变革

"十七年"是我国话剧舞台形态与观念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话剧创作中对西方写实传统的汲取,对斯坦尼斯拉夫体系的借鉴与反思,对舞台民族化、风格化的追求和尝试,成为这一时期观念探索的重要特征.本文以"十七年"话剧的舞台呈现为个案,考察在写实传统的影响下中国话剧舞台从"生活化"到"写意化"形态的美学嬗变,并探究其观念上的成就与不足.     

由“戏曲”转向“戏剧”——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对现代戏剧观念生成之影响

"五四"时期,"戏曲"这一传统文体开始向现代"戏剧"转化。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社会达尔文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在这一思潮的感召下,"戏剧"这一西方化的文体形式才得以在中国普及,人们从而能够以全新的视野来认识和思考中国戏曲的发展流变历程。同时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引发了新旧两种阵营和两种视域关于戏曲、戏剧问题的激烈论争,这无疑进一步加速了中国戏剧的现代化进程。可以看出,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强有力的催化作用下,"戏曲"才完成了向"戏剧"观念的嬗变。     

论新时期话剧文学文体的变异与发展

任何一种文学文体的变异与发展，都是该文学形式繁荣昌盛的标志之一。话剧文学也不例外。新时期的话剧文学在文体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一是传统的现实主义话剧文体呈现出了开放态势；二是剧作家在积极汲取西方戏剧和我国传统戏曲的优秀因素的基础上，新建构了几种文体。对此，笔者例举了几部代表作品，并概括了其基本特征。     

杨利民对西方古典戏剧艺术表现的积极接受

杨利民作为新时期中国十名优秀编剧之一,在中国当代话剧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究其话剧成就,主要来源于对西方古典戏剧艺术表现的接受,并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精神。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通过歌队的再现,唤醒了人们为国家为民族献身的精神;叙述的灵活运用,客观、深刻、富有哲理地揭示出人的生命力的顽强;传统"三一律"的成功借鉴使人物的情感历程能集中而有序地具象化,符合国民的审美习惯。     

论十七年的戏剧舞台艺术

新中国十七年的戏剧舞台形成了“话剧——戏曲二元结构”的崭新戏剧文化生态，其基本特点是：话剧舞台和戏曲舞台共生互补、竞相辉映；一方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全面推行，中国话剧演剧流派初步形成；另一方面戏曲剧种百花齐放，表演艺术流派纷呈。     

论十七年的戏剧文学创作

十七年戏剧文学创作的总体格局是“话剧——戏曲二元结构”共生互补,话剧的突出特点是日益政治化和正剧化,戏曲则基本上是“传统戏、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三并举”和悲剧、喜剧与正剧同步发展.如果说中国戏剧的现代化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主要是由话剧的诞生与发展来代表的,那么,在十七年,戏曲的“推陈出新”及其文学成就对于中国戏剧现代化的意义则在话剧之上.     

浅析中国风格钢琴练习曲对传统戏曲元素的运用

戏曲是中国传统民族艺术的精华所在,蕴含着民族传统音乐的精髓。自钢琴从西方传入中国以来,先后有不少才华横溢的作曲家尝试着将我国戏曲元素融入钢琴艺术,创作了一大批具有浓郁戏曲风格的钢琴音乐作品。以具有中国风格的钢琴练习曲为例,从技术层次探析如何在钢琴练习曲中借鉴运用戏曲元素,以促进西方钢琴艺术与中国戏曲艺术的相互借鉴、相互融合。     

试论现代新浪漫派戏剧

中国传统戏曲经过了几千年的历史,以其虚拟性和程式化的高度综合艺术,曾取得辉煌的成就,在世界戏剧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和其它艺术形式一样,中国戏剧的发展也面临着不断汲取新的艺术素养、不断借鉴外民族戏剧艺术特长的问题。十儿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西方文化向中国的大量涌入,中国戏剧也受到西方戏剧艺术的冲击。这时,话剧作为一种崭新的艺术样式,进入了中国戏剧领域。正如陈独秀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中所说的:“现在欧洲文坛第一推重者,厥唯剧本,诗与小说退居第二流,以实现于剧场,感触人生愈切也。”作为文艺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话剧受到了中国文化革命者的     

中国诗学谱系的现代转型——以梁启超、王国维为例

中国传统文论之"文"与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是两个异质的谱系,前者一直都是在杂文学观念的视域中,而后者则有鲜明的学科分类意识,基本上属于纯文学观念的视域.然而,从晚清至"五四",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政教型文学观和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超功利审美型文学观的建立,促成了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向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谱系转型.     

后殖民语境下中国歌剧的诞生从“看”到“被看”的身份合成

20世纪初的中国随着殖民扩张和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西方新思潮的涌入,西洋歌剧开始大量进人中国,一种新型的音乐艺术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并且冲击着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歌剧"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熟悉的新型音乐艺术和新名词走入中国人的视野,本文以后殖民主义理论为依托对中国歌剧诞生的自我"身份"问题进行解读。     

浅析西方音乐剧中的表现手法——“戏中戏”

＂戏中戏＂作为话剧与戏曲创作中的一种独特而有效的手段,同时也在西方音乐剧的创作中占据特殊地位。文章探究＂戏中戏＂在西方音乐剧中的实际运用及其艺术表现力,并试图寻找西方音乐剧中普遍存在戏中戏的成因。     

觉醒的女性——浅谈"五四"女作家的创作

"五四"女作家广泛关注社会现实,同时也是当时女性进入社会的先锋.本文以中国女性文学和"五四"文学为背景,从重返社会公共生活领域方面和女性性爱意识考察了"五四"女作家的女性情怀及其审美表现,从而探究"五四"女性文学开创中国现代女性文学新传统的思想、艺术价值.认为"五四"女性文学第一次全面展示现代女性初步走出男权藩篱时的独特心声,映照出女性生活中许多始终不被注意的侧面,开启了女性文学的崭新话题,激烈否定了封建男权传统,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珍贵源头.     

颠覆与重造——论“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

“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曾作为时代的“共名”深刻地存在于历史的经验与记忆之中。伴随着西方学界对“现代性”的质疑和反思,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知识界对“五四”时期反传统的激进态度也多有责难之声。通过姿态和策略的选择、反叛的对象和再造文明的宗旨等方面来探讨“五四”时代反传统的正面意义和价值取向,以存疑于某些虽具有相当的学理基础但缺乏操作可行性的理论预设。     

反思五四应坚持现代性的根本立场

五四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特别是今年,正值五四运动90周年,关于五四的各种纪念活动和讨论异常热闹。在此背景之下,本刊特组织了一组关于五四,尤其是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笔谈,参与到这场声势浩大的讨论之中。针对近年对五四的某些偏激的质疑,诸如文化大革命中的打倒一切,与五四的反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五四新旧对立的思维方式反映了一条破坏性的激进主义思想路线等等,陈国恩先生严肃指出：对五四的反思,有一个从什么立场出发的重要问题。海外新儒学宣扬中国传统文化,质疑五四,主要是从对抗西方话语霸权的需要出发,强调的重点是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而不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农耕文明,它曾经有效,但在近代的失败难以避免,因为从它那里不可能直接发展出民主、自由、平等、个性等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在现代思想基础上利用或者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着眼点是中国的现实。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在这一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继承五四的精神,正有助于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的重大目标。什么是五四精神？樊星先生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五四精神就是＂少年中国＂的精神,就是高举理想主义和理性批判精神的旗帜前进的精神,这种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