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没“词性探疑

在我国的语法界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认识,即把“不”和“没”当作副词看待。例如王力先生在《汉语语法纲要》中就说:“另有一类词,如……‘不’‘未’等等……我们把它们称为副词。”吕叔湘先生和朱德熙先生合作的《语法修辞讲话》也讲到:“现代口语里只有两个否定副词:‘不’和‘没’。‘没’字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否定‘有’,一个是否定行为的完成,除此以外都用‘不’。”近几年新版的三套高校《现代汉语》教材(即上海版郑州版和兰     

也谈“从…到…”结构

“从…到…”,有人认为是由两个介词结构组合的联合结构。邢福义同志在《关于“从…到…”结构》中说:“‘从…’和‘到…’意思并重。但是,‘从…’和‘到…’这两个部分之间不是横的联合关系,不是平面上的并列;而是纵的联合关系,具有时间上、空间上或某种逻辑关系上的系列性。”(《中国语文》1980年第5期)余大光同志在《“从…到…”是介词结构吗》中说:“‘…从…到…’则分明是两个介词结构:‘…从’表示起点,‘到…’表示迄     

也谈“您们”

代词“您”的后边能否加“们”表示复数?近几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些重要语文刊物纷纷发表文章,对它进行热烈的讨论。有些同志认为:“‘您’没有复数,北京人从来不说‘您们’。因此,普通话也不应该有‘您们’”(王力《谈谈写信》见《语文学习》1980年第3期)有些同志认为:“近几年出现‘您们’的写法,看发展趋势,很可能为大家接受”。(林杏光《汉语五百句》第9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有些人则直截了当指出“‘您们’的出现是大势所趋,也是适合社会交     

“陶”就是定陶述论

最近,有位同志著文《‘陶’不是‘定陶’》,文述“《史记》中《越王勾践世家》和《货殖列传》中的‘陶’与《项羽本纪》中的‘定陶’不是一地,在《史记·项羽本纪》9—12自然段中,曾五次出现‘定陶’两字,都写全称,无一处省略‘定’字,……这样一对照,把‘陶’理解为‘定陶’实在没有道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陶与定陶是一地。春秋战国时,陶地叫作“陶丘”、“陶邑”、“陶”。“陶”后改称“定陶”,是范蠡居陶     

“承”的“闻”义产生时代辨

蒋绍愚先生的《<祖堂集>词语试释》说:“‘承闻’是‘听说’之意,‘承’是敬词,‘闻’是动词。……‘承闻’也可单用一个‘承’字。……‘承’已是用作动词‘闻’了。”照此看来,蒋先生认为“承”在《祖堂集》所反映的五代宋语言中,本来属敬词,放在动词“闻”前而逐渐渗进“闻”义,成为动词。这个说法有不妥当处,因为在唐代乃至六朝文献中,“承”训“闻”的例子已不罕见。《世说新语·雅量》:“褚因举手答曰:‘河南褚季野’。远近久承公名,令于是     

“偶尔”、“偶而”、“偶耳”小议

第197期《中国报刊报》上登了一篇题为《“偶尔”与“偶而”》的短文。文中说:“‘他常常写杂文,偶而也写点诗’。这里的‘偶而’是‘偶尔’之误。”作者还批评说,报刊上这种差错“并不少见”,“大都是作者写了别字,编者以错为正或未发现所致。”     

“曾”“增”是古今字还是通假字?

“曾”“增”是古今字还是通假字?《古今字小字典》(湖南人民出版社)“曾”字条的结论是“在‘增加’的意义上,‘曾’又是‘增’的古字”,即“曾”增”是古今字;而《古汉语多用通假字典》(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在“曾”字条释义部分作了这样的判定:“(1),通‘增’。”即“曾”“增”是通假字;《古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古今字     

释“召”

《说文·口部》:“召,(讠乎)也。从口,刀声。”又《言部》:“(讠乎),召也。”段玉裁注云:“口部曰:‘召,(讠乎)也。”后人以‘呼’代之,‘呼’行而‘(讠乎)’废也。”召、(讠乎)(呼)在《说文》中是一对互为注释的同义     

“崁”是实有的汉字

一九八二年第四期《辞书研究》上,刊登了朱方同志写的《“嵌”与“赤嵌”》的文章。文章对台湾的地名“赤崁”还是“赤嵌”的问题作了一番研究,摆出了很多确凿的资料,指出台湾无“赤崁”而只有“赤嵌”,其说甚是。文章又说:“‘墈’、‘坎’都是实有的汉字,字典里都查得到。以‘赤坎’为地名的,广东、福建沿海就有几个。‘崁’,却是个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台湾统治时五十年(1895—1945)中造出来的字,我怀疑这是日本人按照汉字的形声字构字法,自造的汉字。”     

“屈戌”考辨

“屈戌”(一词新《辞源》作“屈戍”,释作:“门窗上的搭扣。”新《辞海》作“屈戌”,释作:“门窗上环纽、搭扣。”两部大型辞书,竟然不同,谁是谁非,实在很有必要作一番探讨。一、屈戌、屈膝和屈戍的关系“屈戌”一词最早出现在东晋陆翙的《邺中记》:“石虎作金银纽屈戌屏风。”“屈膝”一词最早见南朝梁简文帝《乌栖曲》之四:“织成屏风金屈膝,朱唇玉面灯前出。”明周祈在《名义考·物部》中说:“曲须为屈膝。李贺诗:‘屈膝铜铺锁阿甄。’盖门环双曰金铺,单曰屈膝,言如膝之屈也。古《乌栖曲》作‘屈戌’,李商隐作‘屈戍’,皆误。”他认为作“屈戌”误,应该作“屈膝”,因为其意为“如膝之屈也。”那么,“屈膝”该是整体,是后来误作“屈戌”,即“屈戌”是“屈膝”的别体。另外,他说“《乌栖     

谈《史记》中“所以”的用法

<正> “所以”是一个古已有之现在仍在使用的词语。它的古今用法的异同,其发展转化过程十分复杂,而这一切,在《史记》这部书中,都有所反映,很值得研究。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的第三章第二节《“所以”把谓语结构和句子结构变为仂语结构》中对于“所以”的用法有较为详尽的论述,他写道:‘所以’有其比较抽象的意义,就是表示     

为金圣叹“草蛇灰线法”一辩

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曾指责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充满“八股选家气”。“草蛇灰线法”,便是用来做这种指责的最重要的一条证据。他说:“例如圣叹最得意的批评是指出景阳冈一段连写十八次‘哨棒’,紫石街一段连写十四次‘帘子’(按,实为十六次)和三十八次‘笑’。圣叹说这是‘草蛇灰线法’!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八股选家的     

也解“外人”

宋宏志同志在《外人解》(载《中学语文八二年第一期,以下简称《外》)一文中,认为上海教育出版社的于在春先生的《文言散文的普通话翻译》中,把原文第一次出现的外人,即“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的这个“外人”,译作“外边的人”是“欠科学的,也是草率的.”然后,宋宏志同志把这个外人解作:“应是‘避秦时乱时候的‘外人’”.并且把《桃花源诗》中“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一句作为这样解释的依据和佐证资料.对此,笔者保留自己粗浅的想法.的确,于在春先生在《文言散文和普通话翻译》一书中,把这句话译为“里面人们来来往往,耕种操作,男男女女的服装打扮,完全和外边的人一模一样,”读罢,亦存不妥之感,似觉与原文的文意不很恰合.     

《“新发於硎”解》献疑

《庄子·养生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於硎。”“刀刃”句,传统的解释是“刀刃象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一样”。谢质彬先生《“新发於硎”解》一文(载《中国语文》1987年第3期)认为这个解释不妥,理由是“‘发’字并无‘磨好’之训,也不能解为‘拿起来’或‘磨出来’。”谢文引用有关材料论证“硎”当     

“落英缤纷”辨说

1982年12期《语文学习》刊载潘大白同志《“善”读书》一文,其中“善鉴取”一节提出了陶渊明《桃花源记》中“落英缤纷”的解释问题。作者在罗列了《语文》、《文言散文的普通话翻译》、《古文选读》、《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历代文选》等五种注文后说,“总上可归纳为三种不同的意境: (1)落花在地面散乱着; (2)落花在空中飘舞着; (3)繁花在枝头盛开着。 就第(1)种意境而言,是‘落花遍地如锦’。景色虽美,但毕竟‘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李煜《相见欢》);就第(2)种意境而言,是‘乱红纷坠如雨’。虽是动态,但未免‘绿肥红瘦’(李清照《如梦令》),‘春色将闲’(寇准《踏莎行》,第(3)种则是‘繁英枝头如火’。画面灿若朝霞,生机蓬勃,见得世外桃源,春光无限。故就文章旨意细细品味,则以取第(3)说为长,这乃是循章解句择其当”(句中加点号原有)。     

关于“孤帆一片日边来”——与刘映华同志商榷

李白的《望天门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唐诗选》对末句“孤帆一片日边来”解释为“意思是说早晨日出东方,孤舟从水天相接处驶来,宛如来自太阳出处。”刘映华同志的《再谈〈望天门山〉》(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一九八○年第二期)认为此注是对‘日边来’三字的误解”,以为“‘日边来’说的是孤舟里的人是从帝都长安来的”,而“坐在孤舟的正是诗人自己,他从舟中远远望见天门山。”其理由是,     

《邹忌讽齐王纳谏》“美我”训释之商榷

北京大学郭锡良先生编的《古代汉剧》(北京出版社)上册文选有《邹忌讽齐王纳谏》(《战国策·齐策》)一文。其中有这样几句话:“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这里三个“美我”编者注为:“以我为美”;其“美”注为:“用作意动,认为……美”(见此书150页)。而且这一教材讲“词类活有”之意动用法时又特地以上述几句话为例以区别意动用法和使动用法,说:“三个‘美我’都是意动用法,是‘以我为美(认为我美)’,而不是‘使我美’,(见此书273页)现行普通中学语文课本高中第一册(人民教育出版社)也选了《邹忌讽齐兰纳谏》,其中三个“美我”的注释也是“以我为美”。江夏先生编著的《高中文言文评点译释》(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将三个“美我”译为“认为我漂亮”,意思是与以上两家一致的,总之,这三种教材都是把三个“美我”视为意动用法的。     

“望似木鸡”不是贬词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七九年第三期上,刊出有肖远新同志所写的《略论柳柳州》一文。在谈到历代评论家对柳宗元晚年思想发展的看法“相当地不一致”时,文章这样说:“比如宋朝有两位学者,一个说:柳宗元“以谪而出,至死不屈’。另一个则说:柳宗元‘在中朝时,方虚骄而恃气,永州之后,犹听影响;至柳州后,望之似木鸡矣。’”在这里,显然是把“一个”(即田锡)同“另一个”(即陈长     

章法布局不可忽视的一域——再论“右下角的审美价值”

拙作《右下角的审美价值》一文的发表,引起了不少专家、学者和书爱好者的注意。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有的同志对“‘黄金三角’的审美观持疑”,有的认为“所授‘四法’也大可不必”,还有的同志认为强调右下角的安排是“让作者千方百计的故意做作”等等。我认为,这些同导对于我的观点并没有真正了解,对于我论文的实质也没有弄清楚,而只是断章取义的质疑发难。 自1990年发表那篇论文以来,两年的书法创作和研究实践,使我进一步巩固和加深     

从“丫姑爷”到老通宝

《春蚕》是“五四”以来的杰出短篇小说之一。《春蚕》中的主要人物老通宝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旧中国老一代农民形象。茅盾说过:“老通宝这个典型(即使不是十分明显的)是取自邻村的一个农民‘丫姑老爷’”。这对于我们理解典型塑造是很有启发的。所谓“丫姑爷”,就是茅盾祖母身边一个丫头的丈夫。茅盾在自己的作品中,曾多次提到过这位“丫姑爷”。1932年8月,茅盾在《乡村杂记》中写道:“我们家有一位常来的‘丫姑老爷’,——他的女人从前是我的祖母身边的丫头,我想来应该尊她为‘丫姑老爷’,庶几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