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朝鲜学者的《授时历》研究

该文通过对几部朝鲜古代历法著作的研究,对古代朝鲜学者对《授时历》的消化吸收情况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授时历捷法立成》则是高丽天文学家姜保根据《授时历》独立推算的一套立成表,但在使用上比《授时历立成》本身的立成表更为方便。《七政算·内篇》在“应数”等基本常数方面虽然取自《授时历》,但在算法和体例方面则主要是以《大统历通轨》为参照的;该书中的四季半昼夜分和日出时刻表是李朝天文学家根据《授时历》“步九服所在漏刻术”推求的,该算法与球面天文学算式相符,为推算结果提供了精度保障。《交食推步法》中已经正确推出了《授时历》盈缩、迅疾立成表的一般计算公式,表明李朝早期的朝鲜天文学家已经掌握了招差术以及《授时历》立法原理,对这部历法已经真正达到了融会贯通的水平。     

《授时历》的白赤道坐标变换法

计算月亮的白道经度，是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之月亮运动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授时历》(1280年)之前，人们以九道术算法，通过对黄白道差的计算，推求月亮的白道经度。但是，结果很不理想。在《授时历》中，郭守敬与王恂创设“白道交周”算法，改而考虑白赤道坐标的变换，并由此推求任意给定时刻月亮的赤纬，及其白道经度。通过对原始文献的解读分析，搞清楚了《授时历》白赤道坐标变换的算法模型，并运用现代天文学知识的检验，认定这个算法模型的建立是合理的、成功的。     

《授时历》的研究

在对《元史．历志》中“授时历经”的“步气朔”、“步日躔”、“步月离”、“步交会”部分的术文进行进一步解读的基础上，该文对《授时历“进行了下面几个方面的研究：（１）没日、灭日时刻计算公式的构造方法；（２）每日太阳位置计算过程中日差意义；（３）迟疾差公式构造过程中的缺陷；（４）月亮每日去极度的求法；（５）日食的食限问题和食分的计算步骤；（６）日食实例计算。     

尊重原始文献避免以讹传讹

尊重并认真研读原始文献，是对数学史工作者的起码要求。但是，有意无意对原始文献曲解的现象，在数学史研究中并不鲜见，甚至某些颇负盛名的学术著作也不能幸免。以《九章算术》的编纂、对刘徽割圆术的认识、对秦九韶的大衍总数术的认识、李冶的《测圆海镜》为何而作、天元术中开方式的表示等为例，说明自清中叶起，在中国数学史的这些重大问题上就存在许多误解。只有尊重原始文献，才能准确地认识中国数学史。     

由建构与算理看戴震的《勾股割圜记》

戴震对中算的贡献,一向被认为只局限于算书的整理上,如校《九章算术》、恢复《算经十书》,等等。他的数学成就,常被批评为无足轻重。文章从学术建构的角度,来分析戴震的《勾股割圜记》,认为戴震著书的目的是希望由中算固有的性质中,创造出一个具文化传承且能与西方三角学匹敌的勾股割圆术。由此观点,戴书中许多被诟病之处,可得到合理的解释。另外,在研究戴震算学的文献中,很少谈到戴震对算理的强调。文章的另一目的是讨论算理在《勾股割圜记》中的重要性。戴震宣称割圜之法尽于勾股互权(相似直角三角形三边互求)。而在其书中勾股术的推导过程,除了图式,戴更明确地列出相似勾股形的对应边。无论是平面或是球面,戴的确是用该性质推导出所有的勾股术。     

晚清割圆术的饱和倾向

该文在对晚清割圆术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考察的基础上，指出其方法和内部结构上的弱点，即割圆术中的分析、归纳和概念三者之间缺乏紧密联系，不能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和理论基础。并以此为例，提出了中国传统数学具有的“抗变性”，而这种抗变性是中国发展近代数学的障碍。     

印度三角学对中算影响问题的探讨

本以古印度数学中的三角学、印度三角在８世纪传入中国的情况、中国的勾股术与印度三角等价性的探讨〔１〕为基础，通过印度三角体系与中国勾股术的比较；尤其是对为人熟知的印度“正弦表”及中国一行的“正切表”进行了分析和比较。认为由于基本概念和历算体系的不同，印度三角学以历算的形式寓于《九执历》中，也被收入《大唐开元占经》，但却未影响到中国的历算学。     

中国古代的视差理论——以日食食差算法为中心的考察

日食食差算法是中国传统日食计算中的核心算法，研究该算法的造术原理及其精度，对评价中国古代日食算法的优劣和精度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以各历相关术文为例，进一步阐明日食食差的天文意义，指明食差算法是日食食分算法的一个子算法，食差算法应该是气差、刻差和时差的代数和；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详细讨论中国古代食差算法的沿革史，并根据各时期食差算法的特征，以《宣明历》、《崇天历》、《纪元历》等历法作为关节点，对食差算法的历史进行分期；通过对《宣明历》、《纪元历》和《授时历》等历法中食差算法的精度讨论，证明中国古代食差算法中气差函数和刻差函数的符号选择的正确性，表明中国古代日食食差算法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算法。     

《割圆密率捷法》残稿本的发现

论文作者在北京图书馆北海分馆发现一本“钞本”《割圆密率捷法》，经与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年）岑氏刊本仔细分析和比较，确认是一本残稿本，现存卷三下，但也不完整。其中文字部分应为明安图本人所写，陈际新进行了修改并加上重加核算的算式。从而大体上可以弄清楚，明安图和陈际新在《割圆密率捷法》一书中各自所作的工作。     

对李冶《测圆海镜》的新认识

和现在通行的看法相反，《测圆海镜》不是一本讨论天元术的书，与天元术有关的部分只是应用天元术以解勾股形罢了。其核心是其中的《识别杂记》部分，这里有完善的定义，完善合适的公理，丰富多彩的定理，已经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公理系统，为我国数学开辟了一条公理推演的新路。     

《石氏星经》观测年代初探

本文对《开元占经》中所保留的《石氏星经》数据的观测年代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利用三种方法进行的推算表明，它们可能是在西汉初到元封年间（即公元前２００年到公元前１００年）期间观测得到的。     

元明中国伊斯兰天文机构研究二题

对元明时期有关中国伊斯兰天文机构的两个问题进行专门论述,认为元明政府设置伊斯兰天文机构的主要动机是利用其人的星占术;伊斯兰天文机构的禜星与星占有关,是一种祭祀星辰的活动。上述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深入了解伊斯兰天文学在华流播、变迁的政治文化背景,全面认识伊斯兰天文家在华工作的多样性。     

社会政治因素影响下的中国化学史研究

通过对中国化学史研究三位代表人物——李乔苹、袁翰青及张子高的中国化学史研究的比较、解读,认为三者客观上体现出中国化学史研究奠基期的一个开拓、批判、超越的发展序列;这个序列的产生和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紧密相关,并逐渐在中国大陆体现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化学史研究的时代特色,而这种特色却有着明显的时空局限性。     

仲康日食古代推算结果的复原

该文根据复原了的元代《授时历》交食术及有关史料，重新考察并研究了“仲康日食”的古代计算结果，并就僧一行（６８３￣７２７）、郭守敬（１２３１￣１３１６）和阎若璩（１６３６￣１７０４）的推算用《授时历》法进行了研究，确认了古代失算这次日食的日期对应于公元前２１２８年１０月１３日，是由僧一行和郭守敬给出的，但其食分的推算值却很小。     

汉代石氏星官研究

该文首次利用傅里叶分析法对《石氏星经》星表的观测年代进行了研究，认为星表观测年代为公元前７８年。并在此基础上复原了汉代的石氏星官，为进一步研究汉代星空提供了一个基础。     

《崇祯历书》星表和星图

该文介绍明末崇祯改历过程中的恒星观测工作，并对由此产生的星表和星图进行初步的研究，研究对有关星表和星图本身的分析和比较，进一步论证当时所参考的四方星表、星图是格林伯格星表入巴耶尔星图。     

《四元玉鉴》的清代版本及《假令四草》的校勘研究

该文通过对《四元玉鉴》不同版本的对校及对清代有关该书的多种史料的研究，较为全面地阐述了《四元玉鉴》在清朝的流传及版本情况，指出罗士琳《四元玉鉴细草》本中《假令四草》的术，草均已经校改，并对其校改者进行初步推断。     

《算数书》"以(四)材方"、"以方材(四)"两问校证

张家山汉墓出土《算数书》中“以最材方”、“以方材最”两问是《算数书》校勘工作的难点之一。文章在分析前人校勘得失的基础上,采其所长,根据古人误认二问互逆、脱简等方面的情况,对二问文字进行了新的校勘。     

《测圆海镜》的构造性

数学的构造性有两个层次：内容的构造性与体系的构造性。《测圆海镜》的研究对象可用数学手段构造出来，因为所有问题都和圆城图式有关，未知量总是圆的直径，而已知量则是某些线段。显然，这些量是可以作出的。此外，解题步骤均形成完整结构，没有试猜的成分和经验性结果。所以《测圆海镜》的内容是构造性的。从书的体系来看，各卷的问题解法均可由卷一“识别杂记”中的定义、定理、公式推导出来，全书成一整体结构。由此可见，《测圆海镜》是一个构造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