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隋唐时期广西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态势——兼论隋唐对广西的统治和汉族的发展

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阶段，历东晋南北朝的民族迁徙和融合，广西地区的民族和文化有了较大发展。隋唐统一全国后，加强了广西各民族与中原的关系，唐文化直接传播到了广西地区，推动了民族的融合与经济的发展；边疆各族人民为丰富盛唐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略谈客家民俗与广西各民族风俗融合

客家人作为汉民族的一个支系，从中原祖地迁徙至南方各地，对迁入地土著文化兼收并蓄，形成了客家民俗在政治、商业、饮食、服饰、民居及客家山歌等多方面的独特风貌，体现出与广西土著文化相融合的特征，是民族融合的鲜明体现，也是客家人与当地各民族人民和谐相处的表征。     

元明清时期武陵民族走廊的民族格局

元、明、清三朝是武陵民族走廊民族格局的最后形成时期，由于中原统治者实行“汉不入峒，蛮不出境”的政策，居住在武陵民族走廊的土、苗、瑶、侗等各民族相对固定下来。这一时期，因为军事、政治上的原因，蒙古、白、维吾尔等族也相继迁入这一地区，民族分布格局更为复杂。改土归流后，民族分布格局又一次发生变化．一是区域内苗、土、侗等民族迁徙流动，有的世居民族被强制性外迁；二是汉人大量迁入，民族格局再次发生变化。     

突厥族初期活动考——兼与薛宗正先生商榷

突厥族源问题长期以来一直众说纷纭，在众多解释中，薛宗正先生提出的塞人起源说是比较合理的一种。但是薛先生认为塞人在东迁后经过了曲折的迁徙过程，融合铁勒等民族成为突厥民族，这个观点似乎有待商榷。作为突厥族核心的塞人在东迁后，长期生活在准噶尔盆地和阿尔泰山地区，在融合了部分乌孙、高车部族等游牧民族后，最终以突厥的名称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峡地区水驿文化浅探

三峡地区水驿站点自唐朝设置以来，虽然里程固定，但驿站增减常变；船形及船类也因河道不同，朝代不同而多样，但是就其水驿的功用来看却是相同的：一是传播政令、沟通联系，巩固国家；二是推动商贸发达，改善人民生活；三是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客家与苗族迁徙的人类学比较

客家和苗族分别是迁徙规模最大的民系和民族。为生存而迁徙是他们的共同点。客家和苗族在进入迁徙地的大本营以后，因文化与政治的背景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文化进程。     

文化·文学·人格──比较文学的本性及障碍

文学是文化意义的形象载体，研究文学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就是向比较文学的本性逼近和复归；人格力量对文学有着重大影响，各民族人格及其相互交融，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特定视角；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对话、宽容、谅解，是减弱民族隔膜的唯一道路，但也决难完全弥合民族差异；一定的“隔膜”，反而增添了文艺鉴赏的韵味、魅力和想象空间。     

卷首语

历史上,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国家接壤的边境地区族群迁徙频繁,族群互动一直是边境民族社会生活行为的常态表达。各民族之间的社会互动交织着族群记忆、国家制度以及国家关系等多重因素,多样的互动关系构成了西     

印度尼西亚地区南岛语民族的形成初探

南岛语民族是一个重要的民族群体,这个民族群体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的海岛地区,是海岛地区的主体民族。但研究表明,这个民族群体并不是当地的土著,而是后来才迁徙过来的。在南岛语民族先民迁徙的过程中,他们也来到了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地区。先后迁徙到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南岛语民族的先民,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地理隔绝,形成了诸多新的民族集团或支系。     

辽宁猛禽迁徙规律的研究

辽宁是猛禽迁徙的重要停歇站，是候鸟进出东北的咽喉之地。基于辽宁在研究猛禽迁徙上所具有的优越地理位置，于1996－1889年3－5月、9－12月连续三年在大连老铁山和锦州绥中地区对辽宁省猛禽的迁徙规律做了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结果表明：辽宁是我国猛禽分布最多的省份之一，共有2目、3科、23属、42种，占我国猛禽种数的45．7％；多数为旅鸟，占辽宁省猛禽种数的近一半。猛禽迁徙不像其他鸟类那样成群迁徙，而是单独迁飞或组成保持相应距离的松散群迁飞。春季迁徙始于2月初，止于5月初，高峰期在3月下旬至4月上旬；秋季迁徙始于9月上旬，止于12月，,高峰期在9月下旬到10月上旬。猛禽迁徙的最适天气条件是晴朗、少云、能见度好、三级以上的东北风或西北风。     

信息与社会信息在科学哲学上的不同内涵

社会信息不同于一般信息论的信息。一般信息论的信息,主要是计算机处理前已经形成的信息,这种信息奠基在社会信息基础上。信息是人、动物通过中介工具(包括人工智能物)对于对象的内容、运动特性、本质等的把握的成果。信息不是与物质、意识相并立的第三种存在物,也不是统一世界的本体。社会信息具有双重基本意蕴,广义是相对于动物把握的信息而言,是人对物质世界直接或者间接的把握的结果;狭义是人对社会的认识成果。广义的社会信息论包括了一般信息论。在此基础上,展开对社会信息论的研究,具有超越于一般信息论的意义。     

宋朝岁币政策的影响评析

宋朝岁币政策的产生是宋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往中利益博弈的产物,正是这种博弈使得“岁币”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特点,而双方各自最大策略优势能否实现直接影响了岁币政策的实施。同时,岁币政策对于宋与游牧民族来讲都是一柄双刃剑,在获取各自所需时也带来了诸多极为不利的影响。     

壮英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差异研究——以饮食为例

由于壮族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在传统文化上有较大的不同,＂中英＂跨文化交际研究并不能完全解决＂壮英＂跨文化交际存在的问题。为了促进由中国—东盟博览会迎来的越来越多的壮英人民之间交往的顺利进行,文章以饮食文化为例,从壮英的饮食观念、饮食内容及饮食方式和待客礼仪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壮英人民之间文化的异同,从现象探讨其文化成因,对比异同,同时提出改善一些陋习、避免壮英文化冲突的建议。     

明代云南的土军和土兵

明代云南土军分为三类：一为少数民族土司控制的本族军队,二是由当地各族民众组成的由地方政府控制的军队,三是编入卫所中的在编军队,各卫里面的中左所军队即属此类。云南的土兵,按照广义的内容范围,包括卫所土军、地方土兵和土司军队三部分。按照狭义的定义,则专指卫所中的土军。卫所土军在云南诸卫所中,一般而言,除正规的五所外,另外增加的千户所,多是由土军及归附的地方土兵编成。地方土兵则是由地方政府控制的乡勇土兵。而土司军队则是由云南土著民族士兵群体构成的军队。是真正意义上的土军。     

文山壮族与苗族超度经对比研究

文山壮族和苗族经历的不同历史进程,以及两个民族所处不同的内外环境,造成了文山壮族和苗族文化的不同,这些不同也映射在两个民族的超度经中。在文山壮族、苗族超度经中所蕴藏的两种民族丧葬文化,显示了壮族和苗族独特的民族个性,折射了两个民族的不同历史,各具特色、多姿多彩,是各自民族的精神财富。     

中西方群体取向和个人主义取向价值观探析

随着中西方各领域交流日益频繁，这样那样的误解甚至冲突，即cultural hock（文化休克）时有发生。中西方文化分别根植于不同的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渊源和现实环境中，致使中西方群体取向和个人主义取向价值观有明显差异。中西方应立足各自文化自主性，内向自省，外向敞开，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求同存异，共建和谐文化与繁荣。     

新疆游牧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叼羊"的现状及开发

“叼羊”活动在新疆游牧民族中开展十分广泛,具有丰富的民族特色,文章对“叼羊”活动的历史渊源及文化特征进行论述。随着新疆游牧民族的定居化,“叼羊”活动依然被传承下来,但有弱化的趋势,文章着重从游牧民族定居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这一方面对其现状进行分析,从开发角度和措施方面对“叼羊”活动走向市场化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发展进行了阐述。     

中越月亮神话与中秋节俗比较研究

通过中越两国月亮神话的不同特质及月节俗仪内涵的研究,探寻两国人民文化发展的心路历程,以及两国人民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生态意识。     

文化差异在英汉翻译中的重要性

文化差异，特别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导致了人们对同一事物或同一理性概念的不同理解和解释。在英汉互译中忽视文化差异，必然会导致误译、错译。本文论述了了解东西方文化差异在翻译中的重要性。     

珠江上游传统民歌评述

珠江上游传统民歌以其厚重的人文性,深刻的哲理性,多样的民俗性,独特的地域性,丰富的审美性,成为珠江上游各族人民的精神依托。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民歌,是珠江上游各族人民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是民族文化的命脉,它顽强的生命力折射出各民族的价值观审美观。长期以来,对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区域稳定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在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美丽云南的新进程中,将会释放其文化支撑和心理基础的重要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