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学“经世致用”看我国古算机械化的特征及价值

中国传统数学表现出机械化的算法特征。它的发展有其自身发展的一面，但也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烙印，本文从数学思想和文化史的角谎，就“经世致用”与中国古算机械化的发展，拟作一些分析与论述。     

《宋代的儒学与科学》一书出版

宋代儒学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宋代科学是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高峰。本书通过对宋代儒学与宋代科学的关联性的研究,深入探讨宋代儒学对于宋代科学发展的影响;具体阐述宋代各个时期著名儒     

再论中国古代数学与儒学的关系——以六至七世纪学者对于礼数的不同注疏为例

本文通过分析贾公彦、孔颖达、甄鸾、李淳风等对于《仪礼·丧服》"去五分一以为带"的注疏、注释,揭示出诸家对于礼数的数理解释不尽相同。具体来说:一、贾、孔等遵循注疏儒家经典的做法,把数学知识作为儒经的一部分,他们对于礼数的理解是依据汉字结构,其算法实施不需要筹算;二、甄、李等则重新组织儒家经典以适应当时数学著作的体例,他们从数学的角度去理解礼数,其算法有一个筹算过程。从历史语境来看,这发生在甄鸾扩展数学应用范围,以及唐代政府注疏儒经和注释算经活动的背景下。本文认为我们需要拓展中国古代数学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数学与儒学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据《周礼》所载,周代九数是周礼的一部分;之后,九数发展为以《九章筭术》为代表的相对独立于儒学的数学体系;另一方面,至唐代,学者们通过注疏儒经也发展出相对独立的数学体系。因此,诸家对于礼数的不同注解反映出:儒经数学是儒学天然的一部分,算经数学则是相对独立于儒学的知识体系,尽管甄鸾、李淳风等通过《五经筭术》试图重建数学与儒学的紧密联系。     

朱熹与科学

朱熹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儒，其理学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儒学的发展对朱熹的科学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反之，朱熹对自然现象的关注和研究，也推动了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朱熹对科学的研究显现出与西方科学研究不同的特点。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传统的两个问题

本文批评了那种认为中国古代无科学的观点。本文第一部分指出：主张“中国古代有科学”与主张“中国古代无科学”的逻辑与方法论要求是不对称的,言有易、言无难。本文第二部分以数学为例,论述与分析了中国古代数学算法传统的科学特点及其哲学启示。     

论清代前中期古代数学兴盛的原因及其社会影响

清初中国古代数学重新兴盛起来。它是清代皇帝推动,数学考据法的出现和西方数学引入的刺激等综合作用的结果。通过剖析梅文鼎与焦循两个个案,可以较为深入地理解影响那时数学发展的社会因素。受之影响,数学教育在社会普及,部分与数学相关的自然科学发展起来,中国社会出现了某些思想启蒙,国人的理性精神亦得以孕育。     

从科举到科学：中国本世纪初的教育革命

中国传统社会中采用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导致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北离,阻碍了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科学教育的发展。维新运动时期从日本文汉字引入的“科学”概念,是作为科举的对立面提出来的,在清末新政运动中,全面引进日本的学制和地教材,这教育革命启动了人从传统儒学知识结构向现代科学知识结构的全面转变,科举制度与随着科学教育的迅速发展而消亡。     

康有为今文经学的“通经致用”思想

康有为作为近代学贯中西的今文经学大师,他不仅善于从传统文化养料中寻找思想资源,更能把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融为一炉,并以此来改造儒学,创立了独特的思想学说——康氏今文经学。康有为的经学思想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既有中国古代经学深厚的底蕴,又附丽着非常鲜明的西方文化色彩,这体现了经学在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的裂变和异化,其今文经学思想突破了传统儒学的藩篱,颠破了传统思维的禁锢。更难能可贵的是,它构建了援西入儒的桥梁,打开了"通经致用"的通道。     

道教思想与数学思想的互动

道教思想与数学思想的互动曾产生过积极效应,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秦九韶本着"数与道非二本"的观点,在"大衍求一术"中将道教思想与数学思想的互动体现得十分充分。在中国传统科学中,天文历法与数学的紧密结合本身也体现了这两个领域之间需要思想互动。二者的互动研究对于开辟从文化史研究数学和从科学史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新视角富有启迪。     

<数术记遗>之古算十四法的程序意义解读

本文从程序化意义来研究和解读《数术记遗》所记载中国古代算法十四种，突显了中国传统数学以能行性的权械化为其主要特征．并指出：我国古代数学对十进位置计数程度的驾驭，已达到“熟则变，变则通”的纯熟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