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叛逆:对翻译主体的忠实而非背离

创造性叛逆经常应用于许多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中。有些学者会认为创造性叛逆是对原作的背离和对忠实标准的背叛。本文通过分析创造性叛逆与忠实的关系及对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忠实论证了创造性叛逆不仅不是对翻译主体的背离,而是对原作深层次的忠实。     

从目的论看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本文从目的论角度对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进行探讨,旨在挖掘两者间的关系及其对翻译实践的重要意义.在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是以忠实为导向,并且是由译者追求的目的所决定的.翻译目的导致创造性叛逆的产生,而创造性叛逆又是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译者在目的的驱动下从内容、语言、风格层面对原作进行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与翻译标准的必要性

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中既要遵循一定的翻译标准,还要做出创造性的叛逆。文章针对翻译界存在的对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错误认识,以及把＂创造性叛逆＂与＂翻译标准＂对立起来的现象,通过分析两个术语的概念与把二者对立起来的翻译现象,说明了创造性叛逆是一种现象而非一种翻译策略,并且进一步论证了创造性叛逆和翻译标准在翻译过程中的统一性。     

关于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文学翻译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劳动,是一种以原作为基础的再创作,创造性叛逆是文学翻译中不可避免的重要特征之一。本文从创造性翻译的概念,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等方面说明了创造性叛逆在文学翻译中存在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指出了其局限性。     

论创造性叛逆在我国翻译研究领域的历史地位

创造性叛逆作为一种有利于推进翻译研究的经典理论,应该被不断地发掘和完善,随着翻译学科发展获得新的生机,使其成为对翻译研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理论。要推动创造性叛逆的发展,就必须先肯定该理论在翻译研究领域的历史地位,因此文章以创造性叛逆对翻译主体、忠实原则和翻译文学的全新解读为视角,指出创造性叛逆拓宽了我国翻译研究的视野,是我国翻译研究从经验感悟走向系统描述的转折点。     

文学翻译与创造性叛逆

在传统的译学研究中,忠实被视为最高的标准;然而,比较文学却认为,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是不可避免的。从传统的翻译标准入手,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性存在的必然性。     

论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是译者在某种明确的再创作动机驱使下完成的创造性翻译行为。翻译史上众多成功译例也从实践上证明了译者创造性叛逆存在的必然性。成功的创造性叛逆是一种增值翻译。创造性叛逆要接受文本限制,同时又必须超越文本。翻译要考虑主体文化的规范和接受环境的制约,在这一前提下进行的创造性叛逆才可能产生增值效果。正确理解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价值,译者就应在充分发挥主体性因素的同时把握创造性叛逆的限度,以便在最大范围内达到翻译目的并取得良好的文学、文化及社会效应。     

谈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在传统的译学研究中，创造性叛逆被视为“毛病”、“错误”而尽量加以排除；比较文学学者却认为翻译中的叛逆是不可避免的，其存在具有重大意义。现代文论中的阐释学、解构主义、描写翻译学派理论为我们重新审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提供了新的启示和有效的理论视角。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文学翻译不是单纯的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而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比较文学学者认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意义重大,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的时代特征和特质有很大的帮助.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分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及读者和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     

葛浩文与蓝诗玲翻译观比较研究

通过分析葛浩文与蓝诗玲的翻译观，包括对文本的选择、对原文和译文的忠实、翻译与文化的关系等，发现二人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兼顾忠实与叛逆，重视跨文化交流活动，采用相似的翻译策略。二人也有各自的独特之处：文本选择标准不同，翻译模式不同。还分析了葛浩文与蓝诗玲翻译观存在相似之处的原因。     

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之比较

翻译的目的决定具体的翻译策略,不同的文本类型影响着翻译方法的选择。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作为翻译的两个不同的领域,有其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本文旨在分析两者的不同之处,以便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     

翻译美学视角下的散文翻译——以《故都的秋》为例

郁达夫的《故都的秋》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的佳作之一,情景高度融合,意境悲凉,韵味隽永,是一曲沉郁、幽远的秋的悲歌。如何再现原文的审美意旨是翻译该文的一个关键点,从翻译审美客体的形式系统和非形式系统两方面分析了著名翻译家张培基的译文的美学效果的再现。     

从功能论看河洛旅游文化的变译

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以河洛地区旅游文化的汉英翻译为例,分析了旅游翻译中的变译的使用.研究表明变译方法能更有效地传递信息,起到宣传介绍的作用.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Free Transl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Struggles and Compromises

This essay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struggles and compromises of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free translation in the Bible translation,and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two methods experienced a process from being immature to mature till the final merge of them,which reflected the need of the readers and the social settings of different epochs.     

莫言作品《蛙》日译翻译方法研究

莫言在荣获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后,其文学作品在国外的关注度倍增,获奖作品《蛙》的日译本《蛙鳴》在日本一度脱销。好的外文作品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译者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以日本佛教大学教授吉田富夫翻译的《蛙》为例,从人名、地名、成语、人称代词、拟声拟态词的翻译角度出发,深入讨论莫言作品日译的翻译方法,为文学研究和翻译方法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浅谈译学词典之于翻译实践

译学词典的编研是翻译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必然产物,且与翻译理论和实践相互促进：一方面,通过查询、借鉴译学词典的内容以做好翻译实践;另一方面,翻译实践可促进译学词典的发展和创新。     

加强翻译伦理教育 促进翻译职业化

伦理学是揭示人类社会道德行为规范的科学,翻译伦理就是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道德规范,是译者处理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行为准则。基于伦理与翻译研究的关系及翻译职业化对译者的要求,借用安东尼·皮姆的译者职业伦理思想、翻译研究范式,提出加强翻译伦理教育是顺利实现翻译职业化的必由之路。     

从汉语诗词的移译看翻译的“道·器”之机

文章以分析汉语诗词移译为基础,在赵彦春提出的关联和趋同原则之上,补充了一个自主原则。原文自主是关联和趋同的基础,关联和趋同是实现原文自主的充分必要条件。翻译是在这三个原则的统领下,对形、声和意境参数进行动态调变的活动,翻译的本质是＂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即解其纷,变不可译为可译,道无穷,译亦无穷。     

从《红楼梦》习语英译看翻译策略选择与翻译目的的关系

习语是语言中的特殊成分,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特征,其翻译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译文质量及文化信息的传播。《红楼梦》杨译本中对习语的翻译主要采取了五种策略:保留形象直译,直译加注,意译,直译加释义,借用同义习语。从对各种译法所占比例的数据统计及分析来看,杨宪益夫妇主要采用直译法对《红楼梦》习语中的文化因素进行了“异化”处理,以保留源语的文化特色,达到其对外宣传中国文化的目的。可见,翻译策略的选择取决于译者的翻译目的,体现了其文化翻译观念。     

翻译单位与翻译实践

对翻译单位的定义、划分及其发展作了一个回顾,然后着重用罗选民的以小句为翻译单位的理论来对一些文本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翻译单位的理论对翻译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同时也看到,小句的对应并不是译文质量好坏的唯一判断标准.因此,译者在翻译实践中不能一味地追求小句的对应,而应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