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意对司法审判的监督

目前,民意已影响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在司法领域表现颇为彰显。为有效规范民意对司法审判的监督,文章主要对监督的必要性、如何监督以及如何解决监督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并提出相应的制度设计,从而保障司法审判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浅议行政审判中的司法变更权

行政审判随着《国家赔偿法》的颁布,将会不断地走向法制化,然而《行政诉讼法》对法院的司法变更权却是限制性规定,使行政审判不能很好地符合法制化要求.本文从引起行政诉讼的原因推出合法性审查原则及审判实践中限制司法变更权的不足、反驳限制及取消司法变更权、规定完全司法变更权的意义等方面,论述了在行政审判中,人民法院应享有完全的司法变更权.     

浅析司法与民意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民意频频影响司法审判活动,民意对司法的影响作用逐渐为人们所重视。最近,＂醉驾入刑＂在学术界乃至日常生活中被津津乐道,在此次刑法条文的修改中,蕴藏着司法与民意的纠缠互动。民意对于立法活动的影响可见一斑。本文旨在从民意与司法的冲突等方面,探讨民意与司法的关系。     

均衡量刑初议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矛盾有所累积,群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有所减弱。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个别的司法官员不能洁身自好,损害了整个司法系统的声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我们的某些司法技术、判决艺术并没有能够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而与时俱进。具体到刑事审判方面,我们发现目前存在问题最多、群众反响最大、社会最关心的问题就是量刑失衡问题。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本论文,探索新时期下科学审判、和谐审判、均衡审判的新路子,希望能够为刑事审判、量刑的科学化、均衡化走出一条新路子。     

略论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再审

急于取消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再审，有悖于我国的文化传统，不符合公正与效率的价值目标。在一定条件下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再审，不是“无诉而审”，而是一审、二审之诉效力的延伸与补救，不是对诉权的侵夺而是对诉权的监护，合国情，顺民意，有利于提高司法公信度和司法效率。我们应以审判行为瑕疵为标准，区分生效裁判“客观上错误”与“法律—错误”来确定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再审的范围。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能动司法:实践、反思与规制

司法能动主义起源于美国,我国学者将其称为能动司法,更多反映的是一种政治愿景。与司法谦抑性相对应,能动司法意涵是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司法机关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一种司法理念。可是,能动司法在各地的实践中存在着盲动的问题,司法权力有向行政、社会等权力领域扩张的倾向。这既背离了司法应有的审判功能定位,又带来权力重叠和社会自治权力被侵蚀的新问题。需要对能动司法进行反思,对其权力要通过职能、原则与方法进行规制。     

司法实践中的司法政策研究

司法政策一直是影响我国司法实践工作的重要措施。汶川地震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依法做好抗震救灾期间审判工作切实维护灾区社会稳定的通知》,对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期间发生的七类犯罪行为依法从重处罚①,利用出台司法政策的方式,对特定时期、特定事件中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指导。     

对人民法院审判管理信息化改革的反思

司法信息化建设是科学利用司法资源,提高审判质量效率的重要手段和保障。其中法院审判管理信息化建设对于提高司法公正和效率意义重大,尽管信息化技术本身存在一些问题,但审判管理信息化建设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整个司法体制改革。     

网络舆情与司法审判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网络舆情成为社会公众监督公权力实施的有效途径。法律是法官审理案件的唯一依据和标准。民众和媒体不能左右司法。司法机关应当在保持中立的前提下接受舆论的监督,强化司法职能,推动司法审判的程序公开、公正,最终在现行法治环境的推动下,实现司法公信力的提高。司法与舆情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旨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法治社会和谐发展,两者是互利共赢、和谐共进的关系。     

审判专业化的逻辑要义分析

审判专业化是伴随着专业分工的精细化发展而产生的,是现代司法回应社会需求的积极探索。本文旨在通过对审判专业化与审判组织专门化的关系梳理,明确审判专业化的内涵、特征和价值,以期对我国专业化审判之路有所裨益。     

审判质量管理的“满意”与“公正”之间

公众对案件的"满意度"与"司法公正"的内涵本身存在的原理性冲突,当事人对事件结果公正的不同理解、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导向,直接影响着公众对司法案件的认识和评价。一旦舆情被某种因素引导,社会舆论就容易发展趋向于一种或几种极端的论调,产生"群体极化"现象。其中非理性的部分社会舆情将产生巨大的力量,可能引发"满意"与司法公正的较量。"河北王朝案"就是发生在审判质量管理背景下舆情与司法的一次激烈冲突。因此,应弱化以"满意度"作为案件质量评估的指标,从而回归司法独立、司法公正的本质。     

论我国公开审判制度的完善

公开审判是我国诉讼活动的重要法定原则,也是我国现行法律确立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正视我国公开审判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影响我国审判公开的原因,进而提出进一步完善公开审判制度的建议。     

论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影响

舆论监督是特定社会公众群体通过新闻、网络等媒体对当下现实生活中广泛的、一致的观点。舆论监督对司法领域的监督也是其应用最普遍和最深入的监督。当前,随着新闻舆论的快速发展,其对司法公正的影响也不断加深,既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消极作用。因此,要保证舆论监督对实现司法公正的积极作用,避免不必要的消极作用,就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     

庭审公开的制度保障与程序控制

以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以司法公正树立司法公信被认为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要途径。庭审公开作为司法公开的核心内容,理应成为提升司法公信力的着力点。然而,当前的庭审公开实践并未达到其应有价值,在具体操作层面还存在着诸多不足,这需要我们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在庭审公开原则的基础上,明确案件公开审理的范围,并制定相关技术规范,将庭审公开置于程序控制之下,使其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     

控制公权力的一种理论框架--从司法角度的分析

公权力是公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控制公权力是公法学的重要内容。宪政国家的历史和经验表明:控制公共权力必须的和有效的方法是司法制约。在我国,从司法角度分析建构控制公权力的理论框架应当包含司法对立法的控制和审查,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建立刑事案件“程序中的审查”和将社会组织公权力的行使纳入到诉讼范围等基本内容。     

传媒对司法之谦抑态度的必要性

传媒作为一种有效的法律监督机制,对于司法公正的积极作用是不能忽视的。但传媒作为社会舆论的重要引导者,极易引发大众审判,这也给司法独立制度带来较大的威胁。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对于法治发展进程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司法充分尊重传媒监督权的基础上应如何确保司法独立?传媒在司法面前保持一种谦抑态度将更有利于二者的良性互动,"谦抑态度"强调传媒在监督的同时致力于维护司法权威,理性对待司法审判之结果,这对于法治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由“药家鑫案”引发的关于“媒介审判”的思考

媒介是信息、情绪的放大器,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下,媒介一方面发挥着社会公器的作用,对社会生活进行监督,维护社会各个“零部件”的正常高效运转.而在另一方面,媒介强有力的“发声”功能一旦被滥用,就很容易披着“监督”的外衣从社会公器转为凶器,介入司法程序对其进行干预,对新闻当事人造成伤害.尤其是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新技术、新平台使媒介的优势与弊端都得到了放大.“媒介审判”和“媒介监督”虽然只有两字之差,但前者是对司法独立的干预,而后者是对公民知情权的保障,是媒介职能之一,“媒介审判”与“媒介监督”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由2010年“药家鑫案”而引发的“媒介审判”的诸多反思,对于媒介功能的思考才刚刚开始,人们对于“媒介审判”的认识在随后一系列相似事件中一点点的加深.“媒介审判”带来的暴力杀伤力强、影响面广令人深思.     

刑事诉讼中举报权之滥用及其规制

举报权滥用主要表现为夸大事实、张冠李戴、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以及其他程序性滥用。其存在的原因主要是政府活动和司法活动公开性不够,传统社会过于强调对举报的保障以及对举报权滥用界定困难、打击不力。对举报权的滥用予以规制需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的力度,增强政府信息和司法活动的公开透明度;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和滥用行为的打击力度。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研究

公共利益直接或间接地为所有公民所共享,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也是行政权存在的重要依据。随着社会事务的日趋复杂,行政功能日益突显,政府为民众提供公共利益已经成为社会群体的必需。我国应该立足于现有的法制资源和现实需要,理性的批判、吸收国外的经验,整合并表述民众的意愿,完善我国的行政诉讼立法,积极构建并完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为民众和公益性社会团体通过诉讼的方式,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维护公共利益、促进社会发展提供一种有效途径,以确立“以诉讼推进民治、以民治实现公益”的模式,有力规范行政权的良性运作,推动行政权与司法权、权利与权力的良性互动,保障我国社会的和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