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的抒情”与“乡下人”的文学理想——关于沈从文《抽象的抒情》的再解读

《抽象的抒情》是沈从文1961年未完成的一篇文学论文。新世纪以来,学界对沈从文"抽象的抒情"文学理念有许多不同的认识和阐释。本文从沈从文的现实处境以及中西方文化文学传统的碰撞中去对文本进行了再解读,认为沈从文的文学理想是在中国抒情传统和西方现代生命哲学、心理学的影响下,结合自身文学创作实践的探索和试验而逐渐形成的,并重估了沈从文抒情理论在"后五四时代"文论建构中的意义和价值。     

重访“近代”——南社研究及其反思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对"近代"的批判性论述,为我们重新使用"近代"这个概念来表述中国的"早期现代"(early modern),提供了某种基础。这里的"近代"是充满不间断的运动与抵抗的张力场,是传统中国基体形态的蜕变与再生。"近代"同时具有对"现代"的追求和超越的双重性,始终保持着相对于经典现代性的差异性。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中重访中国近代,我们很自然会对近代文学与文化史中的重要社团———南社的特殊意义作出一些新的思考。必须努力发掘南社的文学文本与社会文本,文本主体与社会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由此打开南社独特的文化政治面向。南社成员在现代大众传媒的语境中的文化活动,既不是现代西方"纯文学"观念所能限制的,又不能与中国传统文学生产模式同日而语。要深入地理解南社,首先要把历史"陌生化",在清末民初的文学/文化场域里,在革命与抒情的互动关系中,探索南社群体的文化实践,才能揭示这些实践作为回应危机的方式有着怎样的文化政治的意义。无疑,重新研究南社,也后设地寄寓了一种对于历史连续性的自我理解和表述意识。没必要夸大南社群体在文化政治上自我肯定的强度,但应该看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敏感与困惑。而革命与抒情的变奏,正是构成了我们通过南社重访中国近代的基本视野。     

论经学对陈子昂诗文及诗论的影响

陈子昂的文本与经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诗歌创作和理论更与《毛诗正义》话语系统一脉相承，这种关系反映出陈子昂在经学经世的影响下以文学经世的人文品格。     

略谈《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的文学思想

从文学角度解读文史大作<柳如是别传>,认为其众体兼备,亦文亦史,深刻体现了传记文学的"实录"精神.同时,作者既采用了"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等传统释诗方法,又深入人物内部世界进行心理分析,研究了与柳如是相关的诗人词客,特别是对柳如是诗词创作阶段与特点的梳理分析,为后人继续开展相关工作打下了基础.     

鸦片战争时期爱国诗潮中经世派的诗歌

鸦片战争时期经世派诗人在“经世”、“务实”思想的指导下,在诗篇里阐述了当世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消除烟灾,抗击侵略,救危图强。他们才无所用,报国无门,感到极度压抑郁闷,经世之诗从呼天吁地转向谴责讽刺,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同古典诗歌相比,他们诗歌叙论成份增多,抒情成份在减少。他们关注的是救国扶危之术,而不是诗歌的审美特性,使得部分诗歌缺少精细的打磨,缺乏应有艺术锤炼。     

感伤主义思潮下的魏晋哀挽文学

魏晋感伤主义的弥漫和文人对死亡的感触与表现,既是汉末哀生之风的延续和发展,也是从原始神话到两汉时期人们的死亡态度在文学上的反映。魏晋哀挽文学在这种社会思潮和审美趋向的影响下,抒情的私人化色彩更加凸显。     

生命·自然·人性美——论沈从文乡土小说的美学意蕴

所谓"乡土文学",原是二十年代特定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并发展成为"乡土写实"和"乡土抒情"两种大的基本类型,而沈从文先生却能以极深邃的哲学思念,博学的知识,空灵的而淡远的笔触将两者的优点融合在一起,兼而有之.既不同于鲁迅又不同于废名,而是具有自己的独创性.     

汉儒的《诗经》阐释与“诗”的经典化

从文学解释学的视域来看,汉代《诗经》政教意义的生成,是儒家知识分子与《诗经》文本之间相互对话的产物.儒家思想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语境,深刻影响了汉儒的《诗经》阐释立场.怀抱经世以致用的立场,汉儒运用挖掘诗作者之"志"与诗"本事"的阐释策略,完成了《诗经》的政教经典化.     

悲秋意识与中国古代抒情文学

悲秋意识是构成中国古代文人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层面,其核心是生命现象与自然运行的双向同构感应。悲秋意识与中国抒情文学有着不解之缘,二者的结合,密切了自然与人的关系,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化心态。悲秋意识对中国抒情文学的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影响,决定了悲秋主题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南朝赋的诗化倾向及成因初探

赋这一文学体裁在南朝时期明显表现出诗化倾向,表现在诗形化与诗境化两个方面.原因有三:诗的发展;"放荡"的抒情文学现与不拘常体的呼声;南朝士人的情感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