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家文化玉器数字化与玉料产地溯源

对同济大学博物馆展出的甘肃8家博物馆馆藏的代表性齐家文化玉器进行了数字化处理研究,并对采自于甘肃马衔山的软玉玉料,使用现代大型仪器对其矿物组成、显微结构、化学成分等进行检测分析。利用齐家文化玉器数字化处理研究所获得的实物史料信息,通过对比齐家文化玉器风化层与马衔山软玉风化层及蚂蚁脚（次生矿物）在结构和表生埋藏环境方面的相似性,判断甘肃马衔山软玉为齐家文化玉礼器所用材料的一个重要产地来源。     

良渚玉器中的地质语言

良渚文化因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而闻名世界,但玉料的来源存在着较大的争议,这是探讨良渚文化是否为本土文明的关键线索之一。除了被赋予的社会属性以外,玉首先是特定地质作用下形成的矿产资源,这决定了地球科学是古玉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以地球科学的思想和方法为指导,结合良渚玉器的矿物特征、岩石结构、化学成分等剖析了其携带的地质信息,探讨了良渚玉料和小梅岭软玉的亲缘性,支持了良渚文化的本土起源。     

良渚文化时期玉器的特征与文明发展的关系

以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为主线,以南北两个玉文化中心为背景,从玉器的出土情况、质地、数量、质量和器物组合以及玉器加工技术等方面体现出的社会阶层差异、社会分工以及社会进步情况等,探讨了良渚文化玉器与文明发展的关系.     

跨湖桥遗址的人们在浙江史前史上的贡献

跨湖桥遗址的人们创造了灿烂文化 ,在浙江史前史上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如有榫木构件的出现 ,经河姆渡文化人们的发展 ,其后逐步成为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个特点。跨湖桥遗址的彩陶 ,与陕西临潼白家村老官台文化的彩陶 ,在风格上截然不同 ,分属南北两大系统。跨湖桥遗址刻划纹的发展 ,为良渚文化时期雕琢精细而优美的玉器纹饰的产生奠立了基础。跨湖桥遗址早期的年代 ,为距今 80 0 0多年 ,把长期停留在晚期的浙江新石器时代考古推进到中期。     

商代玉器的审美特征

商代的玉器在继承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的基础上,与青铜器艺术互为借鉴,互为影响。在造型上,商代玉器常常因物赋形,展示了艺术家们高超的技巧,并在像生造型中实现了摹形与传神的统一。其匀称的比例和形与色的统一,既体现了先民们对自然造化法则的领悟,又反映了他们的独创性。在纹饰上,商代玉器以线条为主,采用线面结合和浮雕、圆雕等手法,纹饰灵活多变,栩栩如生,显得更为细腻、精致。其风格则具有崇尚自然和神人合一的宗教色彩等特点。     

从玉器传播论华夏早期国家的建立

湮没在传说中的夏代，在古代文献记载中以华夏第一王朝的而广为人知，却在当代国际学界遭遇不能实证和不被承认的尴尬。缺乏文字材料的证实，对夏代纪年内中原政权所体现出的面貌，目前仅能通过考古学材料加以探索，即“四重证据法”中的第四重：文物与图像。而在利用物质材料进行实证研究的过程中，玉器作为前文字时代的重要礼器，其易于保存的特质和一贯至今的文化内涵成为理解夏史的重要载体。文章通过玉器的传播、玉礼器的文化内涵和早期国家的用玉特点，探讨从前二里头时代至二里头晚期的华夏早期国家形成条件。     

卷首语

本期“文学人类学研究”栏目收录4篇文章，分别来自探索夏王朝都邑的一线考古学者和文学人类学学者。文章主要从四重证据法所倡导的第四重证据入手，聚焦新问世的以出土玉器为主的夏代文明展，从玉礼器玉兵器及其与青铜器的关联，加上甲骨文汉字“圆”的造字表象作为二重证据，     

关于“玉器时代”的再思考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玉器文化因其丰富的内涵及玉器本身所蕴含的特殊观念而成为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中国玉器文化产生于远古时期,发展时间甚为久远,而不同时期的玉器在各时期各地区文化中的地住和作用不尽相同。“玉器时代”一度成为人们重新划分古史分期的一个重要标准,学术界也就此特殊概念而掀起讨论热潮。总而言之,不论“玉器文化”是否可以作为某个时代的重要标志,它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所产生的意义都是无法忽视的,尤其是在中国远古时期的某些地区,玉器对当地文化社会的发展曾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良渚：更古老的城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2007年11月，被誉为“中华第一城”的良渚古城进入人们的视野。这是目前我国所发现同时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是继殷墟发现之后，中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编者按]     

五代嘉礼考述

礼制是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经济等等诸多方面的结合点。五代乱世,虽于礼制极少创设,却处在唐宋两代礼制高峰之间,其承前启后的地位,值得我们投入更多关注。嘉礼,是古代礼制中重要的一种,在古礼中变化最大,内容也非常复杂。由于五代时期史料缺乏,又极为分散,故广泛搜集相关史料,勾勒出其基本面貌,以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     

一代有一代的编码：论纪念碑性玉器的编码想象

古代中国的连续性文明,其文明演进是建立在对一项或几项战略性资源及其空间的控制基础上的.从编码理论角度,玉器时代的纪念碑性编码由玉钺—玉璧—玉琮来完成,它们既是世俗财富的象征性资产,又是大传统编码中的纪念碑性玉器,同时也是先民祭祀时圣都神圣地理空间的替代物.典籍中零碎的玉石神话叙事蕴含了“玉石之路”战略性资产转变为纪念碑性玉器和拜玉教信仰的扩散和神圣地理空间之间的互动生发关系.     

为什么说“玉文化先统一中国”——从大传统看华夏文明发生

大传统新视野为探寻华夏文明独特性找到重要线索.在距今4 000年之际的文明国家形成期,中原地区金属生产尚处于萌芽状态,与华夏社会共生的核心价值体系来自早于金属生产的玉礼器生产,附属于史前宗教祭祀仪式,形成一整套玉教神话观,并通过长期的文化传播逐渐构成中华认同的精神基础,在观念形态上统一了中国多数地区,这要比秦始皇用武力获取的行政版图的统一,早两千年.     

从汉字“國”的原型看华夏国家起源——兼评“夏代中国文明展：玉器·玉文化”

甲骨文金文作为二重证据，提示着汉字“圜”的造字本义指由武器戈守护城池。史前大传统提供的四重证据表明：龙山文化时代古城与玉戈同在的唯一遗址是神木县石峁遗址。在距今4000年之际的华夏国家形成期，怎样利用新的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知识求证夏代国家的存在？参照新问世的“夏代中国文明展：玉器·玉文化”（良渚博物院，2013-2014），用文学人类学派的四重证据法做出玉器符号物的系统证明之尝试，兼及玉琮的方形与龙山时代古城多为方形的对照分析。     

古代玉器与历史文化关系之管见

根据各个历史时期古玉的形制、质地、造型、纹饰和加工工艺等特点概述了古玉的发展与其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紧密关系     

山西兴县碧村小玉梁龙山文化玉器闻见录

山西兴县碧村小玉梁山位于黄河岸边,自古以来就流传出土玉器的传说。作者经过多年调研和实地走访、采集,认为这是史前的龙山文化玉器,其工艺特征素面无纹饰,玉质优良,与黄河对岸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玉器如出一辙。     

西安历史文化三题——兼谈史学研究的动态及相关问题

西安古称长安,世界闻名古都,“西安历史”的概念往往易与“长安都城史”相混淆。它的内涵和定义,应是从长安至西安所辖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俗史、都城史为其内容的一部分;西安历史文化的概念近似“历史”的范畴,而不像“历史”那样注重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范围似乎比历史广泛,民间文化重于王朝文化;西安文明史的概念有两种:马列主义的社会文明史,即西安从夏代至今的文明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无所不包);从蓝田猿人至今的精神、物质、制度等包罗万象之文明史(这一说法认同者较少)。二者的地域,与“历史”、“文化”一样,一般是以今日西安市所辖的区、县范围为准。三者的定义和内涵很难区分,从所见到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文明史》看,除上限与写法、偏重与范围有所区别外,主体内容似乎均一致。     

试论我国古代的"天帝"形象

中国古代社会存在一个至上神崇拜,文字出现前其名字无考,商称帝,西周时期称天,东周时期太一和帝俊混称,两汉时期多称为太一。蹲踞姿态和揽撮阴阳是其形象的基本特征。他的形象最早出现在距今约5 300年~4 00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经商周而抵两汉,演变序列清晰。这种变化是不同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世界观变化的反映。     

第三重证据看雁门关玉文化遗存——代州民间用玉习俗与崇玉心理考察

文章为中国社科院和上海交大联合考察小组＂玉石之路＂系列考察报告之一。笔者作为小组成员,负责进行古代州（今山西代县—雁门关周边地区）的玉石信仰民俗调研。笔者考察了代县—雁门关地区的用玉民俗和崇玉心理,从葬俗、婚俗、趋吉避凶习俗、宗教习俗等方面进行考察,以第三重证据的形式论证古代州地区玉文化遗存,从而为玉石之路山西道的路线提供旁证。     

苏轼与齐文化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化史和风格各异的区域化系统中,对中国古代士人影响最深的莫过于齐鲁化。苏轼于古齐地为官,对齐化的积极学习、吸收及对齐化广泛传播的同时,齐化对苏轼也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