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为何“三宿出昼”——从“叟”与“夫子”的区别说起

孟子游历各国,在诸侯王中,他对齐宣王情有独钟,在离开齐国时也恋恋不舍.梁惠王称孟子为“叟”,齐宣王则敬称孟子为“夫子”;梁惠王没有任孟子以官职,齐宣王任孟子为客卿.二王有这样的差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梁惠王为人比较刚愎而齐宣王比较直爽、谦虚、礼贤下士.齐宣王对孟子的仁政学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齐国在疆域、人口、实力上条件优越,这使得孟子将齐国视为推行自家学说的首选对象,因而在希望破灭后离开齐国时犹豫徘徊,三宿出昼.     

试论《孙子》中的军事地理学思想

《孙子》又称《孙子兵法》,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古代军事名著。该书作者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人,其生卒年月不可考,约与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年至公元前四七九年)同时期。孙武从齐国出奔到吴国后,经伍子胥推荐,被吴王阖庐重用为将,与伍子胥同佐吴王治国治军,“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候”,对吴国的崛起,起过重要作用,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     

中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形成脉络及异同

西方人本管理思想主要源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工厂管理实践，是建立在“经济人”到“社会人”假设基础上的治身术，反对工厂管理实践中以物为中心、把人当“物”的物本位；而中国人本管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来源于建国兴邦的革命实践，是承认人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结合的治国术，反对统治阶级、领导干部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形式主义的官本位。不管是西方所言的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相结合，还是中方倡导的人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结合，它们的异曲同工之处在于，都认为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只有坚持一切依靠人、一切为了人的原则才能使组织的效益实现最大化。     

邓小平治国思想的若干特色

邓小平治国思想的特色主要表现在：把治国的基点由“革命”转向“建设”，革命必须为建设服务；否定“政治运动”，反对一切社会动乱，以“稳定”作为治国的大局；否定“阶级斗争为纲”，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治国的中心任务，把改革开放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否定“人海战术”，走科技兴国的道路，把知识分子作为治国的第一依靠力量；否定“平均主义”，用“致富”作为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用“允许先富”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康熙、雍正、乾隆的管人之道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共同成就了历史上有名的“康乾盛世”。这三个皇帝性情不同,面对的社会情景不同,治国方针也不尽相同,但在一点上高度趋同,这就是对人才的重视以及高超的管人之道,后人将之概括为“以智辨人、以才取人、以能用人。”     

文化导向的员工管理研究

企业文化理论是近年来日益兴起的一种管理理论,它的提出使管理重点由“硬”向“软”转变,企业文化使现代企业管理由原来的以“物”为中心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由原来的监督管理发展到动机激励;由只重视人的物质需要发展到关心员工的心理、情感和实现自身价值的需要。它的作用是使员工从“要我这样做”转变为“我要这样做”。     

抓安全要体现"五要"

一、要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治国方略党中央、国务院历来十分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新一届中央领导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高度关注、关心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是政府履行社会管理和市场监管职能的基本任务,是企业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党中央“以人为本”治国方略的具体表现。人在生产劳动中既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力,也是应当受到保护的宝贵人力资源。我国2004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在宪法修正案中提出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从更高…     

浅析"以词论人"

简单机械地“以词论人”,就无法解释普遍存在的“词”、“人”相悖的现象。而关键在于,首先,应注意词产生时代的特殊性和文体功能的特殊性;其次,决不能把这里的“人”仅仅理解为词人的生活个性,而应当着重理解为词人的创作个性,同时还应注意到这两种个性形成不仅是有联系的,而且是可变的和复杂的。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深刻地认识和阐述“以词论人”。     

"以德治国"的哲学底蕴

“以法治国”的治国方略是对中华民族“法治”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本文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指出“法治”对社会存在的巨大反作用,以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施“以德治国”的现实意义。     

以德治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以德治国”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我国经济步入新的发展时期的治国方略。它不仅仅是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结晶,更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天道与地道：《管子》“道治”思想探赜

《管子》是我国先秦时代的神圣文本,蕴含着管仲为服务于齐国崛起而采取的治国安邦、辅政牧民、祭祀教化、理财筹算和资源调配等系列理念。其中,竭力秉承天道、地道的道治思想,是维系齐国整个社会体系正常运转的关键中枢,而贯穿《管子》的核心之道依然是作为宇宙本源的“道”。基于考古学以及文学人类学的神话历史新视角,参照传统经典文献、地下出土文字、考古实物图像等互阐互释的多重证据,努力从“道”的宇宙发生学层面去找寻其所以然因素,揭示重视神话原型之一为太阳的天道以及隐喻原初地母崇拜的地道,进而促使基于宇宙之道的政治神话得以形成。     

晏子善辩 逻辑使然——谈论辩与逻辑

春秋末期,有一位著名的外交家,他就是齐国国相晏婴,人们尊称他为晏子。晏子历经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代,前后供职达五十六年之久。他博学多才,能言善辩,为齐国立下了许多大功。一次,晏子奉命出使楚国。因为晏子身材矮小,身高不过六尺(约合现今1.38米),楚王想污辱他,不让他从大门进宫,而在旁边开了个小洞,让他从小洞里进去。面对这种情况,晏子并不提什么强烈抗议,只是这样说道:“只有出使到狗国的人,才从这里进去,今天我出使的是楚国,不应该从这里     

以德治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以德治国”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我国经济步入新的发展时期的治国方略。它不仅仅是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结晶,更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孔子的“人”学初探

孔子认为“人”在社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顺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了“举贤才”的治国方略,进而在上述重人思想的基础上,按照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水平等把“人”划分为圣贤、君子、仁者和小人四类.按照“人”的划分标准建立一个理想社会。     

历史性的转折点

20多年持之以恒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十多亿中国人创造了堪称“奇迹”的经济增长。在一个规模如此之大的国家,保持了如此之快和如此之久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奇迹在世界经济史上恐怕只有19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和“二战”之后的日本可堪媲美。增长给中国人带来的福利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中国也为增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发展”问题上产生了误区,把发展等同于增长,把“发展是硬道理”片面地理解为“增长是硬道理”,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视为“以速度为中心”,把经济发展简单化为GDP决定一切,而忽视了增长对环境、资源以…     

治国方略的完善与"三个代表"思想

新世纪伊始,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这是对党的治国方略的完善与创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体现了“三个代表”思想的内在要求,是“三个代表”的可靠保障,标志着我党的治国之道更加科学、完善和成熟。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传统治国理论的内涵及维度

《管子·牧民》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是先秦时期治国理论的总结和经典表述,于中国治国文化中影响深远。阐述了“礼”“义”“廉”“耻”四者的内涵,认为它们分别具有深刻的时代内涵,是那个时代治国文化的结晶。通过分析指出,“礼”被塑造为社会规则,但同时也是人性需求,是外在规则与内在修养的结合;“义”的出现有时代性,是对礼的有益补充;“廉”则强调对于高节的坚守;“耻”是道德的底线。从中既能看出《管子》对治国理论的维度设计,同时也能对今天的价值观与道德建设提供借鉴。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法治与德治的人性基础

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下,对人和人性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性善论“强调道德而漠视法治,容易导致人治、专制;“性恶论“强调法律而忽视道德,也容易产生消极影响.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与德治共存并重的今天,我们必须重新反思传统文化,在新的条件下重新认识人、定位人.我们只有在正确把握人及人性的基础上,及时进行治国方略的制度创新,才能制定出符合人性发展、社会发展的社会制度.     

现代信用：道德约束与经济关系——“信用”含义的再探索

从本质上来说,信用其实是一种社会关系,只有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之中才能产生、存在与发展。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信用”,既可以体现为以“诚信”为特征的道德约束,也可以体现为作为一种有条件的价值转移形式的经济关系.在发达的、现代的市场经济中,对整个社会而言,信用也可以说是一种具有正的外部性的社会资本;对单个主体而言,作为信用体现的“信誉”、“守信”以及“诚信”等,也是一种能给自己带来价值的无形资产。     

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有很强的社会针对性,是对中华民族治国的优良道德传统的继承与弘扬,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离不开的两种治国手段。“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相结合是治国史上的新创举,是结合中国实际而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治国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