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主体“我”与小说修辞意识

文本延伸必须展开叙述,而小说叙述视点又具有多样性与交错性：可以文本外＂旁观者＂视野叙述,也可以＂局内人＂修辞身份叙述。后者又包括＂我＂的一元叙述及文本内部人物间多元叙述。亦即叙述主体＂我＂分为＂假我＂、＂真我＂、＂无我＂或多元交错叙事模式。从M.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出发,认为这几种＂我式叙述＂分别反映了文学话语在表达与接受过程中的＂熟悉化＂、＂陌生化＂、＂狂欢化＂修辞策略,同时显示出文本＂独白＂或＂对话＂性的修辞意识。     

浅析《小鲍庄》的叙述方式

本文从王安忆《小鲍庄》的叙述方式入手,分析作者采用的客观叙述方式和多头交叉的叙述方式以及这种叙述方式的审美价值。作者以多头交叉的叙述视角,看似零散的立体描绘,使整个故事浑然一体。     

在崩溃家庭中自我救赎——谈柳美里《家梦已远》中的人物和主题

《家梦已远》是柳美里的一部反映家庭崩溃主题的小说。主人公＂我＂面对＂改邪归正＂的父亲的＂热情＂,期望能借着留住新屋之际来追想失落的家庭,却在理想与现实中飘忽不定。小说通过描写母亲、妹妹、＂我＂、父亲对新居的对立看法及行为,揭示了崩溃家庭的不可挽回。作者用几乎不带感情色彩的客观叙述,突出了主人公对＂家梦已远＂的无奈,并由...     

作为“作家细读”的传记

＂作家细读＂是作家传记的着力点,甚至是其目的。传记作者通过＂作家细读＂,对作家生平中有意义的但被历史叙述有意或无意遮蔽、擦除的＂琐事＂、＂心事＂的深度解读,从而揭示作家隐秘的心灵纹理以及情感脉络。注重作家细读的作家传记无疑构成了对文学史的补充。     

“体”为“心”用——郁达夫散文文体的基本特色

郁达夫倡导散文的＂心体＂说,主张把散文的文体创造与作者的个性表现联系起来,把文心与文体统一起来。基于这种散文观,郁达夫的散文以＂心＂役＂体＂,在笔调、结构、情境三个方面体现出了＂体＂为＂心＂用、随意赋形的独特艺术风貌。     

城乡抉择的焦虑及其想象性解决--丁玲《阿毛姑娘》再解读

《阿毛姑娘》是丁玲早期的作品,历来不为人重视,关于它的解读也是歧义丛生.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叙述者叙述姿态的摇摆,这与作者在都市与乡村价值判断上的焦虑密切相关.但是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作者却偷梁换柱,将这种焦虑转换成了关于幸福的思考,造成文本前后意义断裂与人物性格的无法始终如一,这是20世纪中国作家命定的叙述.     

论苏童小说《菩萨蛮》中的反乌托邦情结

《菩萨蛮》是苏童转向现实的代表作,叙述视角独特,内涵深厚。现从＂乌托邦＂的概念出发来解读这部小说,通过分析看出苏童在《菩萨蛮》中有一种反乌托邦情结。在＂反宗教乌托邦＂、＂反阶级乌托邦＂论述的基础上,来看作者的＂反个人审美乌托邦＂情结,而这正是该小说的独特之处,是作家对人的存在、人的孤独处境的思考。     

“裸奔年代”里的“欲望与恐惧”——由《蜕变三部曲》谈墨白的小说创作

墨白的《蜕变三部曲》是关于城市化进程中由乡村而城市的知识者的精神蜕变和精神重建的叙述。小说文本的主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乡下人＂进入城市过程的姿态：欲望的沉沦伴随着道德的忏悔;二是他们重返乡村的历程：城市中的挫败促使他们寻求母体的庇护,在这一过程乡村的形象被重构。小说文本的形式的突出特点是叙述时间和时态的频繁变化造成故事叙述的破碎感和跳跃感,以及超叙述结构的运用造成的间离效果,这都与作者对生命和存在的理解有关。     

《战斗的天使》：重现的镜与灯——试论赛珍珠传记作品的虚构性

赛珍珠传记文学代表作《战斗的天使》着力表现了传主安德鲁真实的生活、工作、理想乃至整个精神世界。赛珍珠通过女性主义的立场向人们叙述了传主生命历程与精神信仰的内涵。作者以真实性为前提条件,通过镜像重现传主在华生活的历史轨迹;又结合本人生活体验进行虚构创作,在创作中以旁观者视角深入探寻,叙述了她未曾见证的安德鲁的历史事实。最为重要的是,作品往往采用看似随意、实则有意识的手法,通过＂天使＂＂生魂＂等＂症候性＂变形符号表现出来,从而达到了形象塑造的全新高度,最终实现以安德鲁的虚构性内容为依托,展现作家自己内心的广大空间。     

小说叙述者视角下的《竞选州长》

从小说叙述者的视角看,作家马克·吐温借短篇小说《竞选州长》指出了小说作者并非小说叙述者,作者不直接专断地叙述故事,而是通过"隐含作者"将故事提供给文本叙述者,叙述者再将故事叙述呈现给读者。其间,作者以"隐含作者"的身份置身于作品中,站在高处统观全局;叙述者可以是个人物,也可以是个声音或者符号,他(它)充当着沟通作者与读者的媒介的同时,又不单是媒介,其叙述的可靠性取决于读者判断;真实读者不同于"隐含读者",付诸叙述者各种各样的期待。这种叙述视角以及非人物化叙述者在小说中的介入不仅为小说创作、阅读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更增强了文本的可阐释性。     

永远的狂人,独立的自己——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和《头发的故事》比较研究

1920年鲁迅小说《头发的故事》发表,《头发的故事》和早期的《狂人日记》在叙事层面存在惊人的相似性:除去不同的隐指读者,两者的叙事层次、人物功能和干预评论等均一脉相承。小说形式的"同"与"异"最终透露了作家的思想观念在不同时期的一致性和嬗变性,这对于理清现代文学史上纷繁复杂的鲁迅思想脉络具有重要作用。     

中美自然写作中“鸟”意象的生态意蕴探微——以约翰·缪尔与张炜的生态散文为例

约翰·缪尔被誉为美国自然保护的领袖,其力作《我们的国家公园》曾产生极为广泛的影响。我国作家张炜的散文集《我选择,我向往》蕴涵着浓郁的生态意识。文章运用叙事学相关理论,从叙事方式、叙事话语、叙事视角等方面分析缪尔、张炜上述作品中以＂鸟＂意象为载体的生态意蕴及各自的艺术魅力。     

论民初小说的现代特质以——“哀情小说”、“倡门小说”为主

民国初年，伴随着社会转型，作家的主体意识发生变化，无论是自觉承担启蒙济世的的重任，还是对小说使命的认知，均与传统迥异。这种变化影响到小说创作，既产生了新的形象，也促使内蕴更新，凸显出人本意识；同时导致小说叙事特征的变革，限知叙事视角的引入、“革命＋恋爱”叙事模式的产生以及心理描写等叙事特征的嬗变，凸现出中国小说现代化的特质。     

巴金《家》中“呜凤之死”的叙事学分析

“鸣凤之死”作为《家》中的经典片断，人物所讲述的故事交叉包容，在各自有限的叙述中，实现总体叙述的无限性，使文本呈现复杂的内涵。     

《但以理书》的叙述视角浅析

评析了美国犹太作家多克托罗的《但以理书》运用多重叙述视角所构建的一个过去和现在交相呼应的叙事结构。并认为小说中叙述视角的运用以及叙述视角之间的转换对于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揭示人物在政治重压下的疯癫倾向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孩童视角和"视角越界""侵入话语"等叙述手法的运用为小说增色不少。     

神性·魔性·人性——长篇小说《格萨尔王》

长篇小说《格萨尔王》是阿来以一个小说家的方式＂重述＂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故事新编＂。现代视角的切入与作家个性化的叙事、阐释方式赋予了民间传说理性的高度和异常繁复的精神意蕴。从活态到固态,从民间传说到作家创作,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之间既保持着密切的＂互文性＂,又经历着逐步疏离自身文类独有形态的差异性,体现了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化精神与现代理性的审美错综。《格萨尔王》通过＂插入文本＂和＂有意味的文字＂重述神话,阐释历史,透视人性,同时融入对民族传统文化以及对人类自身发展困境的哲学思考。故事的外壳是＂人、神、魔大战＂的魔幻世界,深层意蕴则是关于神性与魔性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寓言。     

幽幽的菊香——从《菊花的幽香》看劳伦斯的叙事艺术

劳伦斯是一位极富想象力和独创性的作家，他的叙事手法多种多样。通过分析其短篇小说《菊花的幽香》的叙事手法，着重从意象与叙事的融合、独特的心理描写（叙述性分析、叙事性独白）两方面来探讨劳伦斯的叙事艺术，其叙事艺术在继承传统中创新，既探索了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又丰富了人物形象。     

海因里希·伯尔长篇小说《无主之家》的叙事策略

以海因里希.伯尔1954年发表的《无主之家》为例,分析废墟文学的叙事主题,深入探讨小说所采取的叙事策略以及独特的叙事表现力。海因里希.伯尔在《无主之家》中通过对战争遗留的两对孤儿寡母生存状态的描写,指出德国战后的"废墟瓦砾"不仅仅是浮于表面的创伤,而是绝非在短短几年里可以治愈的伤痕和痛苦。     

《灶神之妻》的结构主义阐释

美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小说《灶神之妻》的角色模式、叙事程序和符号矩阵完全符合格雷马斯的叙事语法理论,运用这种理论来解剖《灶神之妻》的叙事结构,可以赋予小说以崭新的解读层面。     

严歌苓短篇小说中的错位爱情研究

严歌苓作为著名旅美作家,她创作了很多优秀的短篇小说,这些短篇小说中有许多是关于错位爱情的书写。按照其作品中所关注的对象,将错位爱情分为同性恋题材的错位爱情、乱伦题材的错位爱情以及身体残缺者的错位爱情。她独特的言说方式下的错位爱情蕴藏着她对＂人性＂的探索,凸显出具有当代锋锐精神特质的文学艺术价值和文学理论范式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