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与学术的高度融合——评王钟陵教授《台北的忧郁》与《太阳的葬礼》

王钟陵教授的两部创作集，得到了学界与评论界的高度赞扬。作为学者作家，他的多文体创作具有三个特点：学术与艺术的融合，大气，表现手法别致新颖。王钟陵教授的创作，在报告文学、新诗、散文领域，都积累了新鲜的经验，取得了新的突破；而他的学术著作，则又具有文学化的特征。创作与学术的高度融合，其中内蕴着一种新的哲学精神。     

一本从方法入手全面系统研究民国学术的专著--评《民国时期学术研究方法论》

方法论问题在科技开发和学术研究中的特殊作用日益突出并为人们所自觉关注与反思.民国时期在中国社会政治变革与学术发展历程中的地位至关重要.多年来对民国时期诸多学人和学术思潮已有比较广泛的研究,但从学术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来概括和总结还相当不够,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研究则尚未见到.我自己多年来关注哲学研究方法论,也曾从梳理社会认识史的角度对中国古代的治史方法有些触及,但对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方法则鲜有涉猎.正是如此,当我看到薛其林同志送来的厚厚一本博士学位论文<民国时期学术研究方法论>时,一种特殊的亲切感觉油然而生.该文向我们展示出一个内容丰富多彩的中国民是时期的学术方法论世界.     

学术道德底线论——基于《著作权法》的研究

学术不端已引起国家有关高层部门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基于规范学术创作的著作权法之研究,学术道德底线是由六个分界点构成的学术研究连线。学界对学术道德底线的认识存在误区,应将学术道德底线、道德标兵、道德楷模相区别,不能人为拔高学术道德底线。     

现代人生诗意的“意向化”追寻—评《美学新探》

一部当代的美学著作，如果既要对传统美学学科所包含的问题进行全面的论述，要全面展现历史上重要的美学思考，又要针砭时弊、从根本意义上回答当代人生的美学问题，作者势必面临两者不能相容的矛盾：学科的问题结构和历史上浩如烟海般的学术思考，均产生于历史的语境之中，与现代人的生活并不尽合；各种观点相互之间内含的矛盾很深，要把他们统     

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研究结合的新作——评《冷战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与中日关系的发展》

冷战结束后,中日两国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迅速加强,彼此互为重要贸易伙伴.目前,大约有1.8万家日本企业与中国有合作关系.2001年至2004年,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增加了70%,这为日本经济复苏带来了强劲动力.同时日本也于2003年超过美国成为接受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但经济和人员往来的加强并没有带来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加深,两国政府和民间的摩擦和冲突反而日益突出.特别是从新世纪开始后,中日之间的相互争论已经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目前双方围绕着历史、安全、台湾、钓鱼岛、东海、能源、“入常”等一系列敏感问题争吵不断,两国关系处于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     

推进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的学术自觉——兼评曾向红新著《上海合作组织:实践与理论》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国内学术界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们纷纷从各自关注的角度在这个节点上奉献自己的成果。曾向红教授新近完成的《上海合作组织:实践与理论》,无疑是这些学术成果中的一部力作。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是共和国外交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次创举,是我国首次以创始者身份参与建立和推动发展的综合性地区国际组织。     

一部高扬原创精神的学术专著——评谌东飚教授《颜延之研究》

宋人张戒说：“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岁寒堂诗话》）颜延之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以用典繁多著称的诗人。阅读用典繁多的诗,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研究用典繁多的诗,则更是一件艰苦的工作。颜延之历来缺乏研究,恐怕也与此有关。谌东飚先生却迎难而上,其所撰新著《颜延之研究》虽系全面研究颜延之之作,但正如该书《前言》所说,研究颜延之诗中的用典乃“重中之重”。     

爱与痛的纠结——评胡旭先生的《悼亡诗史》

熔铸生命观和爱情观的悼亡诗,是我国古典诗歌中极为重要的一类.新近出版的由胡旭先生所著的<悼亡诗史>一书,立足于严谨的考订,系统梳理了悼亡诗生成发展的脉络,深入剖析了其内容与审美上的特征,具有卓著的学术价值,为整体悼亡文学的继续研究开启了门径.     

学术本位的阐释与学理个性的追求--评刘克宽的新著《阐释与重构》

《阐释与重构》是刘克宽先生对当代十七年文学近十年思考的结晶，此书在选题立意上表现出了作者可贵的学术勇气，充分体现了作者独特的学术本位和学理个性追求。     

《德意志意识形态》与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唯物历史观的同时,也科学阐明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现实的个人＂才是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前提和出发点;并论述了实现人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正确理解这些思想,对当前我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理论仍有重要的价值和实践意义。     

文本的未完成性、多重可能及其限度——对张扬《第二次握手》的“互文性”解读

《第二次握手》这部小说,因其写作时间跨越三个时段——十七年、＂文革＂和＂文革＂结束,使得小说在＂新/旧＂之间摇摆不定,其一方面表现出＂反抗＂的姿态,而实际上＂文革＂在小说中又是一种的＂缺席的存在＂,小说的＂反抗＂性其实十分有限。小说在爱情叙述上更是＂混杂＂,其延续的仍旧是十七年文学中爱情的政治化以及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传统。如此种种,都使得小说在表现出文本的＂未完成性＂的同时,也表明其种种可能实际上十分有限;其在八十年代很快被边缘化,并不仅仅是其本身的原因,而实在是八十年代的风云变幻所致。     

《许昌学院学报》“钟嵘与《诗品》研究”学术成果述评

《许昌学院学报》自2000年起创办“钟嵘与《诗品》研究”专栏,八年来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尤其是在钟嵘的生平、家世、《诗品》的理论原则与作家作品批评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已成为《许昌学院学报》的特色和亮点。认真回顾并总结这些研究成果,对于钟嵘《诗品》学研究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展开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和借鉴作用。     

富有“创造的思想力”的文学观——评胡适《白话文学史》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显然是一部为“造今日之文学”而“造”出来的“史”。与其说胡适在写史，倒不如说他在表明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以叫作“评判的态度”。他评判的正确与否在今天已经昭然，但《白话文学史》的根本意义不在于评判的正误，而在于评判本身所显示出来的文学观念的革新。这点在今天来讲仍然有启发作用。     

“大同之世”的理论基础——《中国伦理思想的承传与发展——邓小平伦理思想研究》评介

中华文明的核心是促进民族平等，实现大同社会．自由和谐地生活在一个统一的社会大家庭中。所以．古代有孔子的“大同、小康学说”；近代有康有为《大同书》中写的“大同之世”；现代邓小平为促进祖国统一．制定了“一国两制”政策，使港、澳顺利回归。与此同时．有的大国却由统一走向分裂，有的小国民族纷争不断．给人民带来灾难。两厢对比，常引起人们的议论和深思。     

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舒远招教授的新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2003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波澜壮阔的生动画卷，再现了中国社会转型期哲学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从而为我们了解和掌握中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哲学的发展状况、基本线索、精神实质、学术成果等提供了一个极有参考价值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