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新孔子观和新儒学观

孔子是中国统治者标榜的圣人，是万世师表，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是中国封建统治的合法性依据。及至近代，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康有为为了捍卫中国本土文化，挽救民族文化危机，树立民族自尊自信，标举孔子和儒学的旗帜，借用西学，重塑孔子形象，复原孔教，援西入儒，形成了自已独特的孔子和儒学观，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Kang Youwei's Comparison of Confucian Thought and Western Science

在对孔学与西学关系的认定中,康有为始终强调二者之间的相合、相通:第一,在宣传西学时,将之与孔子的思想相提并论；第二,在对孔学与西学相合的论证中,康有为提及了颜回、子思、荀子和董仲舒等众多孔学人物,其中以孟子为主；第三,自由、平等和民主思想不是西方的舶来品,而是孔子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第四,孔子的思想在西方大行其道,影响遍及诸多领域.总之,康有为对孔学与西学关系的认定与其孔教观息息相通,通过将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祖师爷,借助孔子的权威推行变法维新.     

中日近代文献翻译活动比较

19世纪中叶中和日本相继面对西方国家的大肆入侵和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两国都从奉行闭关锁国之策转而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开展西学运动,借文献翻译引进大量西方文化。本文以对比1842年到1912年中日文献翻译活动作为切入点,通过分析两国在西学中对异文化的选取的共性,反映本族文化与异文化之间从冲撞到契合这一过程。     

洋务派与维新派的西学观之比较

洋务派和维新派的西学观分别代表了中国人西学观的发展过程中的前后两个阶段。洋务派与维新派都承认西学中的长处,都主张学习西学。但他们的西学观具有很大的不同。在学习西学的途径上,洋务派主张以中学为主体,在中学的基础上附加西学中的部分内容,维新派则主张将中学与西学互相融合。     

论西方艺术的明晰美

中、西文化的渊源不同，走向不同，形成不同的理论特色。本文通过对西方传统文化与西方艺术的关系问题的研究，阐明艺术的明晰美是西方艺术美的一个重要特征，而这一特征是根源于西方文化的理论特色———明晰。     

第四届中国科技典籍暨《崇祯历书》研究国际会议

作为17世纪中国历法改革的学术基础,《崇祯历书》的编译在17世纪西学东渐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中国乃至周边国家的天文历法和数学发展影响深远,它是汉译西方科技典籍中内容最为丰富、影响最为广泛、作用最为巨大的一套学术著作。《崇祯历书》国际会议的主题是“《崇祯历书》——交流与创新”,     

明末中葡军事文化交流考略

明末后金崛起构成了对明朝的威胁,为谋求新式火器御边,明延在天启、崇祯年间曾三次从葡萄牙租占的澳门购买红夷大炮,召募葡籍炮手和工匠,形成了明末中葡军事文化交流的历史。这次购西炮募葡兵活动的结果在客观上起到了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作用,促进了中国火炮技术的发展和军队武器装备及作战方式的变化。但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西方宗教也随之侵入,明延被迫教禁重开。葡萄牙人在购募活动中扩大了对华贸易的权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澳门的地位。     

论文化交流中的视角转移与观念更新--以郭嵩焘为例

本土、异域文化因异同而有交流，因交流而有价值评判；其层次和水平，取决于主体的视角与观念。主体的视角转移与观念更新，往往预示着一种崭新的文化观的诞生。郭嵩焘是中国最早派驻西方的外交使节和具有官方色彩的文化使者，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先行者。使西期间，郭广泛地接触了西方社会，认真追索了西方富强的文化原因。对西方哲学、经济学以及政治、法律、新闻等方面作了较为理性的分析和评价，并表现出了一种谨慎认同和接受的倾向。郭的西方文化观已跳出了传统的基于本土立场的“中体西用”论，而进到了站在西方立场评价西方文化的“平情立信”的高度。这一观念更新无疑得益于文化交流中的视角转移。     

晚明士人的西学态度探析

晚明特殊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使士人在心性自由与经世致用之间展开激烈的论辩。在这两种思想的交锋中,西学悄然而至,对晚明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晚明士人对西学持不同的态度,或接受,或排拒,并在政治、伦理、哲学等方面针锋相对。二者都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它们都针对晚明变革的社会环境,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着眼,发表自己不同的西学观点,体现了晚明士人面对异质文化时的文化自觉意识。     

对近代东西方级数论工作的比较分析

比较了近代东西方的级数论工作，认为中算与和算没有西算那种区别于科学的特性，所以无穷的概念在东西方的进化方式不同，西算家虽由直观所引导却不为直观所支配，而中算家与和算家既由直观所引导且为直观所支配，由于进步地说明了更多的东西，近代级数论取代了清代级数论。     

中西宗教观之比较

在西方，80％以上的人信仰宗教，而中国则与之相反，约90％的人不是宗教信徒。何以出现如此大的反差?只要从中西方思维结构与思维模式、价值观、神人观、来世观以及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君权与神权的关系、哲学与宗教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具体分析，就不难发现，中国和西方在上述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正是这些文化深层结构的差异，造成了中西方对宗教的不同认识和态度。     

启蒙时代的古代中国形象

自近代以来,中国开始关注西方,并积极推进西学东浙,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思想.但早在启蒙时期,西方就曾经掀起过中学西渐的潮流,其中以法国最为盛行,狄德罗和伏尔泰等都是其中的代表.该文主要通过对中学西渐风潮中的对中国的观点的研究,试图探索对他者的看法与自我发展的关系.     

清初汤若望的“通天”角色与西学东渐

1583年至1775年约二百年间，以入华传播天主教的耶稣会士为主要媒介，揭开了西方文化大规模输入中国的历史序幕，学术界习称为第一波西学东渐。耶稣会士成为西学东渐的首要担当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明末利玛窦（M·Ricci）开创的“知识传教”策略奠定的。此种策略的要点是藉其西方科技知识赢得士大夫的同情和支持，进而打入宫廷，甚至争取归化中国皇帝，从而获得进入中国社会宣教的通行证。至明末崇帧间《天学初函》与《崇侦历书》的编译，(1)标志着由耶稣会士引发的西学东渐开始走向中西交汇的高潮。“天学”或“西学”，竟成明末朝野、学…     

林语堂文化建构中的神性之维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发轫点,面对中国文化往何处去的问题,“五四”先驱做出不同的选择,主要有两种趋向,一是文化激进主义,否定传统,主张欧化;一是文化保守主义,采西学之长,给传统文化注进现代价值。而林语堂却独树一帜,为中国文化现代性建设引进现代基督教精神这一神性之维,从人文主义的个人主义立场出发,建立个人与上帝的关系。     

论西学中译的文化杂合及非文化殖民性

通过明清以来的西学中译史,论证了西学中译的文化杂合及非文化殖民性,为防止后殖民翻译外延内涵无限扩大化提供了佐证。西学中译的主流不是后殖民翻译所能涵盖的,而是属于正常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中外文化和思想的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不但来自西方的学说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相和社会面貌,而且中国思想也在西方产生影响。     

也论中西精神--与张秀成先生商榷

本文认为，中学和西学各有优劣，应互相吸取，但在总体上是西学优于中学。首先，在思维方式上，西学的分析思维，使西方社会分工较细，促进了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生；也使西学学科门类众多；西学在方法上崇尚专精深，对任何问题都穷追不舍，非要证明或证伪，促进了科学的进步。中学的综合思维则使中国社会分工不细，学科门类不多，在研究方法上则不究细节。其次在义利关系上，西方私有神圣，最后却私也有了公也有了；中国公有神圣，改革开放前却公也没有私也没有。再次，在男女关系上，西学以个体为本，正是为了自身的尊严不受侵犯，才不得侵犯他人的尊严，这就有了平等精神。相反，古代中国的根本大法是三纲五常，夫为妻纲、男尊女卑，被论述为符合阳主阴辅的天道法则，追求男女平等，就是违反天道，就会被天诛地灭，中国没有男女平等。     

浅析中西方语言文化差异

中西方在诸如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生存环境，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很多不同，这使得中西方语言文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也给东西方文化学习与交流带来了很多困扰。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中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窑切。随着联系的目益加深，中西方文化冲突也逐渐增加。语言交流是交流最主要的形式，语言的使用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该文通过对中西方道德观、世界观，社会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不同进行分析，探索中西方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异。     

第谷月亮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第谷月亮理论是第谷最重要的天文学贡献之一,通过《崇祯历书》最早传入中国.不过,《崇祯历书》对该理论的介绍存在混乱与矛盾:所用的月亮表以及计算月亮位置的方法是以第谷月亮理论的完整版本为基础的；然而,关于第谷月亮理论的文字描述不仅全然略去了对第谷发现的二均差的明确描述,而且竟然错误地以哥白尼月亮模型来解释该差数表的计算方法.清康熙年间编纂的《历象考成》提出了一个与第谷月亮模型不同、但却完全等效的月亮模型,且该模型与《崇祯历书》及《历象考成》的月亮表可以吻合.有迹象表明,这一模型极有可能是中国天文学家通过研读《崇祯历书》而自创的结果.     

公民文化与现代中国的公民参与

阿尔蒙德所谓的公民文化是指一种具有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文化之融合特征的政治文化,它也是一种公民、臣民和村民的混合体。西方公民文化传统中,共和主义公民观和自由主义公民观基于不同的自由概念而呈现出抽象的二元对峙,并且各自处于不同的理论与实践困境。社群主义和公民资格理论的崛起正是对自由主义公民观的现代性危机以及上述抽象对峙的两种尝试性解困。现代中国正逢特殊的社会转型期,和谐社会的实现需要协调好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因此,在西方公民文化理论基础上,结合实践构建中国公民文化不仅对公民参与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是社会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必要条件。     

从日本竹枝词看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观

近代中国人撰写的大量日本竹枝词反映出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观。从萌芽阶段的好奇,发展阶段客观与盲目的日本观并存,到繁荣阶段的理智、冷静的日本观,而尾声阶段的日本观却为淡然。然而,近代中国人"西教盛行,汉学更轻"的失落感与中华文化中心的优势文化心理始终贯穿在日本竹枝词的发展与繁荣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