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唱和”考述

“江村唱和”是清初词坛非常重要的一次唱和，它对“稼轩风”的盛行起到重要作用。对“江村唱和”进行具体的考述可知，“江村唱和”有两组，分别为曹尔堪、王士禄、宋琬唱和于西湖，结集《三子唱和词》；曹尔堪、尤侗、宋实颖唱和于苏州，结集《后三子词》。本文考述两次唱和情况，并从文献中辑出续和者31人，考订其分布、唱和情况。     

韦庄《秦妇吟》讳因新辨

在晚唐诗坛上，韦庄无疑是卓立特出的。他以衰寂贵族之后，生国势倾危之际，掩抑自伤，蹭蹬半生。据《唐才子传》、《十国春秋》韦庄传和夏承表先生《韦庄年谱》考，韦庄一生大部分时间过着困窘漂泊的生活，晚达的生涯并不很长。韦庄的命运是坎坷的，韦在的名作《秦妇吟》的命运同样也是坎坷的。据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载：“蜀相韦庄应举时，遇黄寇犯阈，著《秦妇吟》一篇，内一联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尔后公卿亦多垂讶，庄乃讳之。他日撰家诫，内不许垂《秦妇吟》樟子，以此止谤，亦无及也。”孙光宪和韦庄一样被赵…     

持论易高，下笔难巧《人间词话》之词学用典观与《人间词》之用典

在《人间词话》里，王国维反对词中隶事（用典），对代字深恶痛疾；对于化句式的用典，却表现得颇为宽容。在词创作实践上，王氏对事典和代字的使用虽有所节制，但并未达到《词话》所倡“不使隶事之句”与“忌用代字”之高标；大量化用前人诗词之成句，则是《人间词》创作上一大特色。王氏主要基于其以康德、叔本华哲学为根柢的“境界说”理论体系反对用典，其晚年的词作，与这种词学用典观已经完全异趣。     

王鹏运词集考述

王鹏运为晚清四大词家之一，词坛推为盟主，在词学史上地位崇高。当前有关王氏的研究，大多偏重其整理、校勘及刊印词籍方面，词作部分则明显受到忽略。其实王氏著述繁富，除了学界所熟知之《半塘定稿》及《半塘剩稿》外，尚有《四印斋词卷》（袖墨集、梁苑集、中年听雨词）、《梁苑集》、《半塘乙稿》（袖墨集、虫秋集）、《半塘丙稿》（味梨集）、《半塘丁稿》（鹜翁集）、《半塘戊稿》（蜩知集）、《半塘己稿》（校梦龛集）、《半塘辛稿》（南潜集）等别集；与友朋酬答之作，则有《薇省同声集》、《庚子秋词》、《春蛰吟》诸集，以及与龙继栋唱和之《王龙唱和词》；另有《和珠玉词》、《子苾词钞》，乃是与况周颐、郑文焯、张祥龄联句之作。根据笔者多年搜寻，除《南潜集》不知所踪外，其馀诸稿具在，且《袖墨集》共有四种，《梁苑集》、《校梦龛集》各有二种，版本情况甚为复杂。本文综论各集概况，统计各书收词之数量，分析四种《袖墨集》、二种《梁苑集》及《王龙唱和词》等集收词之异同，并就王氏词集之相关问题详加考辨。     

温庭筠《菩萨蛮 （小山重叠）》的不同文化解读

自从清代常州词派以来,人们站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上解读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或赞颂,或同情,或贬斥,但都认为词中女主人公的情绪是感伤的。笔者认为这是人们囿于各自的文化批评定式对这首词的误读,词中女主人公的情绪应是喜悦的,不是感伤的。     

浅析温庭筠在晚唐五代的转型意义

温庭筠的独特个性与其混迹城市的浪子生活,使他比同时代人更早感受到时代变化的气息,并将其诉诸他的全部文学创作,在晚唐五代具有转型意义。     

论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中的词学观

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以传统的以诗论词的形式，评骘词人之创作，实可视为一部论述自唐代敦煌词到晚清词之源流正变的简明词史。从中也可窥见夏氏作为词史研究者与词人的词学观。夏氏以敦煌曲子词为词的起源，强调词的民间起源；同时将词与国风的传统连接起来，明确地体现出诗词一脉的词学观。在词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也更强调前者，认为对词作之高下的评判，当以反映社会生活之深度和广度为标准，并以此来贯穿整个词史。这一观念，就词学史而言，体现出一种革命性。实际上是沿着常州词派推尊词体的思路，但持论更加谨慎有据，且主要着眼于内容和境界，不同于常州派主要着眼于兴寄的表现方法上。     

南宋婉约词的体认与追步——厉鹗的词学追求与中期浙派的创作取向

浙派中期词人厉鹗对南宋婉约词十分推重：在接受南宋婉约词清空词风时，厉鹗把张炎“清空”兼重的理论重心转移到“清”，创作上也尚清避妍，形成独特的清幽词风；在接受醇雅旨趣时则弱化词中的比兴内涵，追求有无之间的寄托境界；同时也通过谨慎择调体现出对音律传统的重视。厉鹗的创作体现出学人之词的鲜明特点，不仅影响和带动了整个中期浙派的创作取向，也成为有清一代学习南宋婉约词的重要转折点。     

论方回 “律诗之祖”说

方回在《瀛奎律髓》中将陈子昂、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四人界定为“律诗之祖”，显示出其独到的律诗史观；通过具体的律诗批点，方回总结出“律诗之祖”们的创作共性与独特个性；方回“律诗之祖”诗学批评的主要宗旨，是通过学杜甫之所学，昭示学者一条有效的学杜门径；此外，方回还通过此批点，对宋元之际的“晚唐”诗弊进行批评。     

大历诗人札记(续)──包佶

包信自天宝六年（747）进土及第至大历十二年（777）坐无载党获谴，其间履历史无明文，傅漩球先生《唐才子传技笺·包倍》与拙作《诗人包法行年考略》（《唐代文学研究》第一辑）均付阈如。今按卢纶诗中有《郊居对雨寄赵涓给事包信即中》（《卢纶诗集校注》卷三）一首，刘初棠先生注：“赵涓在大历年间为绘事中。建中三年（782）六月‘以前衙卅间史赵涓为尚书左丞’以旧唐书·德宗纪》上）。又建中二年（781）二月‘以权盐铁使、户部郎中包法充江淮水陆运使’此后未宫郎中（们日唐书·德宗纪》上）。据此，诗当作于大历元年（76）之后，建中…     

一位别具气质的作家－刘熙载诗词创作平论

在晚清坛上，刘熙载以他清纯朴素、平易坦率的诗词创作，收获了蕴有其深深韵味的学成果。和晚清许多作家相较，他的诗词创作具有别样的神韵、独立的风情。放眼晚清坛，应该说刘熙载是晚近一位有才情、有禀赋、有个性的别具气质的作家。尤其是他的《昨非词》，清淡、朴素、平易、醇正，使得刘熙载的诗词创作具有较深层次的化底蕴，达到一个较高的创作水平。     

《云韶集》辑评（之一）

《云韶集》乃陈氏早期的词选本，未刊，稿本今藏南京图书馆。《云韶集》凡二十六卷，选历代词人词作三千四百三十四首。陈廷焯为所选词写了大量评语，有时代概评、词人总评、词作分析，可以见出陈廷焯高超的词学理论水平和独特的鉴赏能力。这些评语汇辑起来就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词话，是词学史的珍贵文献。唐圭璋先生当年编纂《词话丛编》，收入了多种由词选评语汇辑的词话，为词话著作增添了新的品种。今将《云韶集》中的评语加以汇辑，名之“云韶集辑评”，为词话增加一枝奇葩，更为词学研究者提供参考的方便。     

清初词人焦袁熹及其论词词

清初词人焦袁熹的论词组词《采桑子·编纂〈乐府妙声〉竟作》五十六首是词史上第一组论词组词。结合焦袁熹的其他词论资料,可以看到焦袁熹论词并非前人所说不脱浙西派窠臼,而足称浙西派之诤友,他在浙西词派风靡词坛之后重新提出尊柳、尊周,认为词是以“嘲弄风月”来“空中传恨”,提出词中所传之情是一种无可奈何之情,并对这种词境早于况周颐近二百年进行了描述,凡此皆在词论史上颇具开创性与独创性。     

论方回《瀛奎律髓》中的“拗字”格法

拗字格法,由唐代的杜甫到宋代的黄庭坚,逐渐成为律诗创作中极为重要的格法之一。方回在前人创作及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在《瀛奎律髓》一书中对其专门总结研究,并以此为纽带建构杜甫与江西诗派之间的关系,以此为武器批评宋末元初盛行的晚唐诗风。     

清代陆游词的批评历程

清代陆游词的批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清代前期的词论家主要是围绕陆词主体风格的认定问题展开讨论，陈维崧、王士祯、贺裳等人都对陆游及其词风的体派归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到清代中期，陆词遭遇了浙、常二派的相对冷落，而《四库提要》对陆词“以诗为词”特点的论述则成为此一时期陆词批评的亮点；相较之下，以陈廷焯、刘熙载为代表的清代后期词论家在前人的基础上，对陆词的风格特征、创作手法以及艺术成就和局限作了更为全面、深入的探讨，为我们今天研究陆词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绝佳的研究角度。     

晏几道词“苦无铺叙”说新论——从李清照《词论》谈起

李清照在《词论》中对其之前的词坛名家逐一指摘，其中“苦无铺叙”即是对晏几道《小山词》的批评。“铺叙”是一种创作手法，虽然与慢词长调关系更加密切，但是小令同样可以适用。纵观小山词，其中亦有“铺叙”之作，李清照的批评不免过分主观化。李清照对晏小山的批评最终指向的是“铺叙”手法的缺失所导致的审美缺陷问题，这牵涉到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以及李清照词须沉稳蕴藉的审美观。联系到李清照的自身创作，“铺叙”与“易安体”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北宋令词逐渐叙事化的倾向以及李清照“以赋为词”的词学通变思想。     

从调笑转踏看宋词对戏曲的接受

词与戏曲都是音乐文学，二者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宋代词人特别是苏门词人主动接受戏曲影响，借鉴戏曲体式，创作了以《调笑转踏》为代表的通俗戏曲性词作，不仅拓展了词的体式，而且增强了词的戏剧性，表现出转益多师的学习精神和破体为文的创新意识。《调笑转踏》以诗、词、文相结合的结构体式，歌舞相兼的表演性质，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特点，展现了宋代词人接受戏曲影响的创作成就。     

晚清词坛与纳兰词的接受

王国维《人间词话》对纳兰词的评价使其达到了整个清代的顶峰，然而还原到晚清王国维之前，通过对纳兰词刊本和相关选本的分析，可以看到，纳兰词在清中叶已经淡出词坛视野。通过分析纳兰词在晚清词学理论和词创作中的接受情况，可以发现晚清词坛是建构纳兰词文学史地位的关键时期，建构的方式是创作和理论并行。同时，纳兰词也影响了晚清词坛的发展。     

评点与词话——杨慎评点《草堂诗馀》与撰著《词品》之关系

杨慎的《词品》开词话之风气，在词学史上很有影响，也历来颇受重视。其实杨慎在撰著《词品》之前先对《草堂诗馀》进行了评点。评点与词话二者之间的材料相似处可以互相印证，论点引申处可以相互补充，只有将它们综合研究才能更全面地把握杨慎的词学思想。     

从晚唐三大诗人群到宋初三体

宋初三体即白体、晚唐体、西昆体的创作典范分别是晚唐的刘白、姚贾、温李这三大诗人群。其中，无论是刘白诗人群与姚贾诗人群，还是白体与晚唐体，始终表现为两种艺术风格的对立。而昆体与白体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不少昆体诗人都有过学白体的经历，昆体可以被认为是白体之后的一种合理的历史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