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论苏轼关中写景记游诗的游赏心态

苏轼一生所历地域甚为广阔，凡遇名迹皆成笔墨。他曾在凤翔府任上游历了关中诸多名胜古迹，并为之写诗。检视这些诗作可以发现，苏轼借诗歌一方面表现敬慕圣贤与思治利民，显露济世报国的儒家士人心态；另一方面展示游赏时的休闲趣味与怡情养性，凸显其玩味道家的心态。二者结合，反映了苏轼青年时期诗歌创作的总体思想，奠定了其思想发展的主要基调。同时，详析苏轼游赏心态，也为我们传承苏轼文化，推动关中文学景观发展提供了帮助。     

论苏辙的山水诗

苏辙的山水诗数量众多,表现形态丰富多样:宦游山水表现仕途之倦累与无奈,借山水乐赏化解行役烦劳、平衡情理冲突、补偿家园失落;与苏轼的山水唱和成为联结兄弟情谊、表达田园归思、感慨命运浮沉的重要方式,有着契合一致的生命体验与价值追询,悬拟的山水诗体式则反映出士人借山水解决仕隐矛盾的深沉焦虑感;亭园构成了士人吏隐生活中寄托山水意趣的重要载体,景观营造与交游乐赏使士人宦游中的身心安顿有了现实的依托,并与心性的养炼、人格的挺立沟通起来,开掘了幽深的精神境界。从以上角度解读苏辙的山水诗,对于窥探宋人普遍的山水观念和审美趣尚不无裨益。     

苏轼葬郏之选：事件、观念与哲学意蕴

“志在行其所学”的苏轼,其葬郏之选中也隐含着人生思考。首先作为事件的葬郏之选。苏轼葬郏之选经由苏辙提议、苏轼首肯,因苏轼去世未果,最终由苏轼之子遵照苏轼遗嘱,在亲友帮助下相地卜兆而定,客观上是由于政治形势不利、经济状况拮据等原因所迫。其次作为观念的葬郏之选。苏轼葬郏之选主观上是由其诸多政治、社会与历史观念等原因所致。最后葬郏之选的哲学意蕴。结合苏轼的哲学思想,可知其葬郏之选过程中的诸多观念其实有着更深层的哲学意蕴。     

苏轼黄州时期思想情绪浅测

来种宗元丰三年，苏轼遭贬黄州后，其思想情绪十分复杂。不少学者认为，佛老人生哲学在他的思想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其文学作品反映了一种闲适与消极的情绪。认真品味苏轼黄州时期的诗文，我们发现：那闲适与消极的情绪仅仅是一种表象，其思想情绪的主旨乃是积极用世的儒学精神，处处表现着他那边贬后的哀怨和英雄无为的激愤。     

苏轼与润州柳氏三代交游考

在与润州士人的交往中,苏轼与柳瑾(字子玉)、柳仲远(字子文)、柳闳(字展如)三代交往时间最长——从熙宁二年(1069年)一直延续到苏轼去世的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历时30多年;交往也最深——苏轼留下与柳家三代有关的诗文共计27篇。这与他们是亲戚有关,也与他们日常生活交往密切、文艺爱好相同、政治境遇相似有关。     

权力场“话”权利——从士权与君权的角度对秦汉士人的政治学分析

权力与权利是一对孪生兄弟，也永远是政治的核心，更是政治学研究的关键。秦汉社会在专制王权的笼罩之下，士人努力在政治场中寻求与君王的“对话”，以话语权来获得支配权。对此，通过士人在王权政治舞台上的表现来尝试对士权与君权的关系进行分析。     

苏轼的爱民情怀

纵观苏轼一生,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总是心系天下苍生、以生民祸福为先;尤其是身处逆境时,仍奋起为百姓得失呼号,十分感人。苏轼闪耀千古的人格魅力首先体现在爱民情怀上,当为士人的永恒典范。     

苏轼与齐文化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化史和风格各异的区域化系统中,对中国古代士人影响最深的莫过于齐鲁化。苏轼于古齐地为官,对齐化的积极学习、吸收及对齐化广泛传播的同时,齐化对苏轼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二章》与苏轼《卜算子》“孤独”主题比较

诗人用诗来表现自己的孤独,在诗中思考人生,寻找生命的意义。由于东西文化的差异,西方诗人与中国诗人对孤独有着不同的感受。以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二章》中的第二十五和第二十六节与苏轼的《卜算子》为例,通过对两者的写作背景及文本本身进行对比,来分析这两首诗所体现的孤独主题的“同”与“异”。     

制作“活”的无限动画——动画与游戏制作的交集里研究“可操作型动画”的世界进化模式

动画与游戏在制作流程上有着很大的相似，所要达到的目的性在深层上说都是想通过用一个媒介平台来征服一部分群体。研究课题就是制作出一个能自我繁殖的有生命的动画世界。而本论题中的“活”也来源于此——自我繁衍的有生命的动画世界，进而达到——“无限动画”。此构想的实施，也正是下文所要阐述和论证的。     

方志敏关于“死”的理念的哲学解

在方志敏关于"死"的理念中,"死"是一种辩证的否定。它既是生命的终结,也是生命的升华,产生的是一种激励后人更加努力奋斗的精神。方志敏的关于死的意义、死的价值、死的期望及对死的态度的表述,蕴含着非常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道理。方志敏关于"死"的理念渊源于孔子的"杀身成仁"和孟子的"舍生取义"的哲学命题,但它具有时代特征,有自己独特的哲学之道。     

藏传佛教与汉地儒教生死观之比较

生死乃人生大事,但是人们往往对生倾注了更多的注意,因为生代表生机、温暖、活力,而死则意味着消沉、冰冷、黑暗,所以人们都乐生怕死,对死都持否定的态度。死亡是人类永恒不变的主题。也是人类内心深处最为恐惧的事件,也正是由于有了死亡的存在,才使生命显得可贵。藏传佛教和儒家根植于不同的文化土壤,在生死问题上都进行深刻思考的同时,进一步探讨人生的理想境界。     

论中国古典小说死亡叙事的审美向度

中国古典小说对死亡叙事的审美向度从早期的生命崇高、战斗悲壮、无畏死亡、美在抗争,发展到后期的忠君爱国、孝亲维节、烈烈而死、美在忠孝;多教同融、各担重任、死生有因、美在兴味。古典小说死亡叙事审美向度的发展流变,反映了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积淀的生命认识、价值定位与哲理追问,其审美特质与传统文化的生命意识紧密相连。古典小说艺术家以死亡叙事为基石,打通不可逾越的生死界限,彰显丰富的生命心理意蕴,鼓舞人们为道义忠孝、人格尊严、真爱友情去抉择生死存亡。     

变形神话折射的生命观

原始初民的生命观是对死亡的拒绝和否定,是对生命复活和生命循环的执着信仰,是对生命永生的永恒追求,宣泄了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     

“乐天知命”与“安之若命”——儒家生死智慧之现代诠释

现代人面对“生死”之关,皆难以达到“认”的态度;而如果一旦达到这种“认”,也就意味着人们对个我生命即将结束这个事实承认后的接受,于是,他或她可以进入到万般挣扎之后的某种心理上的平安状态。但是,处于“认”之阶段的人．他们对死亡的接受往往是无可奈何的、非心甘情愿的、被动与被迫的,只有由对个体生命生死之必然性的“认”,上升为对人类整体生命之生生死死之必然性的体认,并最终意识到宇宙万物皆有生死成毁之必然性,人们才能获得对死亡自觉自愿的接受,并在面对自我之死时做到完全的坦然和释然,这即是由“认”到“命”的过程,中国古代儒家学者称之为“乐天知命”。终极关怀与普遍性宗教信仰缺失的中国人,面对生死之关,大多数人也只能或只有依赖“命定”的思想观念,在这方面,中国传统的儒家生死智慧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的应用价值。     

为后世生活—汉族的生死观与死的条件

汉族理想的死亡是在“后世”(阴间)幸福生活的条件。理想的死,需要具备生前长寿、临终前的必要准备、寿终的正常死亡及成为被子孙祭祀的祖先等必要条件。     

死刑替代措施研究

死刑替代措施的研究有助于推动中国死刑制度改革。国外死刑替代措施的立法例与构想有四种:以绝对的无期徒刑替代死刑;以相对的无期徒刑替代死刑;以有期徒刑替代死刑;以不定期刑替代死刑。在我国应当以特殊的无期徒刑替代死刑。以特殊的无期徒刑替代死刑时,我国刑法总则和分则的内容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死亡价值论

死亡是夺走我们一切东西最大的恶,死亡恐惧是人类最本质、最深层的恐惧。人类一般从死亡是对生命的彻底否定这一角度出发,得出死亡是没有价值的结论。但如果理性地和客观地分析,死亡是有价值的,并且死亡价值对个体与社会的存在与发展都具有相当的意义。死亡价值具有普遍性、特殊性、证明性、社会历史性、指向性等特点。死亡价值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具有正面和负面双重价值。认识到死亡具有价值并有正面与负面之分,对于我们理性地审视自己的人生,作出正确的行为选择,在社会中实现人生价值及消除对死亡的恐惧都具有积极意义。     

李贽出家原因小探

李贽是晚明时期以反叛性格闻名于当时的“异端”。他极力追求的自适、为己之学,自身不服管束与愈压愈起的倔强性格,对死亡的恐惧心理及由此而激起的强烈求道之心等种种因素,促使他有官不做,有家不回,最终走向剃发出家。主要论述李贽剃发出家的种种原因,并力图将之归结于其最终原因:即对死亡的恐惧及由此激发的求道热忱。世人皆贪生怕死,而李贽自言自己尤贪生怕死之尤,所以他选择剃发出家,以便全心全意地探究生死大事,证得生死之道,最终参透生死,脱离苦海而终至无生无死的境界。     

海明威:生命因死亡而精彩

通过对历史和个人身世的解构,以海明威作品的“死亡主题”为研究对象,对海明威作品中生命与死亡的冲突进行更深入的挖掘,进一步探讨海明威式硬汉形象的个性色彩以及藐视死亡、超越死亡的精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