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俯”的宇宙自然观与魏晋士人的审美精神

＂仰俯＂话语结构承载着的宇宙自然观的文化蕴涵及其对魏晋士人审美精神的影响。＂仰俯＂的审美视角是经学衰落、意识形态、士人思想观念、文学自身的发展等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彰显了魏晋士人对宇宙自然和现实的体味与感悟,体现了魏晋士人的审美精神和宇宙空间感。     

琴与魏晋士人的儒道情怀和生命体验

魏晋时期,士人尊琴爱琴蔚然成风,琴不仅在魏晋士人的日常生活和诗赋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意义,而且成为士人生命境界的一种表征,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琴作为魏晋士人怡情养性、寄情抒怀的生命活动方式之一,承载了士人的思想情怀和审美情趣,由此而形成的琴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试论魏晋时期的古琴音乐思想

魏晋士人与古琴有着特殊的关系。古琴已成为士人生命的一部分。古琴音乐是士人们追求精神独往的主要载体之一,加之魏晋特殊的政治气候,使魏晋的古琴音乐思想独树一帜,绚丽多彩,在中国古琴音乐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之生命意识

《世说新语》较全面地记录了魏晋士人的言行,其中展现了魏晋乱世对当时士人心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面对生死,他们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敏感;面对死亡无限的感伤与绝望;面对生命极度的眷恋与珍惜。在此基础上,他们也对生命内涵与生存态度做了深沉而全面的思考。其面对生死的态度与思索表现出了尚情、尚才的审美理想。这种审美理想的形成与汉民族乐生恶死的文化心理、魏晋士人延续汉承楚制的文学创作心理、汉末魏晋动荡的时局所造成的士人疏离政权的意识和侧重凸显自我的心理不无关系。     

试从仲长统的“乐志”诗文看汉末士人的理想栖居

仲长统在《乐志文》、《乐志诗》中为汉末士人描绘了一幅物质富裕、精神自由的理想生活画卷,并透露出此期士人在思想、经济、政治立场及文学上的新动向。这种理想栖居与先秦儒家之＂乱世则隐＂理念一脉相承。同时,因士阶层自身经济地位的局限性,这种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     

粤西士人的诗学精神——“粤西士人研究”之四

粤西士人的文学结社体现出其身份自觉,对文学创作活动有很大的促进,粤西女诗人在家族文学集体中的文学创作也有很大的提高,有很多优秀作品。粤西士人的诗、画结合体现出新的艺术趣味,从题画诗可见一斑。有了身份自觉,粤西士人辑集本土人士的文学作品,弘扬粤西文化。粤西士人的文学结社使其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引领全国文学的发展。     

论魏晋士人人生境界的美学意蕴及其意义

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且颇具风采的一个时代。这一时期玄学盛行,崇尚精神解放,它以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以及崇尚自然、超然物外为风尚,形成了魏晋士人独有的哲学、自由的美学精神,形成了魏晋士人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自然＂人格。理想人生境界的确立,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风范,其影响是甚为深远的。     

“阮咸牌”琵琶在唐代的发现

竹林七贤代表着令人神往的名士风范,他们以其超尘绝俗的才情气质、个性禀赋,成为后人包括唐代士人崇拜和接受的偶像。从竹林七贤事迹中抽取了＂阮咸＂这个具有象征意义且颇具影响力的＂符号＂,展示七贤的代表人物阮咸之诗性与才情在唐代的嗣响,并以此说明七贤早已成为唐人的历史记忆,成为唐代士人精神传统与文学传统之一脉。     

药、酒与魏晋士人的身体观

自从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发表后,药、酒与魏晋士人的关系一直是魏晋文化研究中一个不断被重提的话题。在“身体”研究的视域下,这一问题也可以被重新思考,因为药、酒与魏晋士人发生的恰好是身体上的关联。吃药可以长生,喝酒可以避祸,药、酒可以使身体生命暂时得以保全和安置。这不是魏晋士人服药饮酒的终极目标,药、酒对于他们而言还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意义,即在老庄哲学的引导之下,借助药、酒作用于身体后的发散和催化,力图让作为肉身存在的个体化的自我消解,与生命的本体相接,从而完成由“有身”到“无身”的超越,彻底摆脱生命存在的悲剧感。     

略论魏晋玄学与文学的自觉

魏晋时代,儒家思想出现衰(?)之趋,玄学得以形成与发展,这对文学独立自主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文试图通过玄学自我裂变,人的意识觉醒、魏晋士人放达任性诸方面阐述玄学与文学自觉之关系。     

千载嗣响——浅说鲁迅与嵇康

在中国文学史上,鲁迅与嵇康都是中坚与桥梁。他们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开垦着人类的精神荒漠,于黑暗之中燃起生命的火光,并甘于带着流血的脚踵,用先知的预言,呐喊出智者的尊严和社会的病根。尽管由于时代与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他们的相通之处并不在具体的思想信仰与理想追求层面上,但在文化人格方面,鲁迅与魏晋时代有着深刻的精神联系,尤受嵇康思想的影响。笔者就二人作一比较考察,旨在凸显出鲁迅对嵇康心灵的千载呼应所产生的＂异质＂与＂同构＂。     

历史的审视：对“魏晋风度”的反思

＂魏晋风度＂是中国古代特定历史转型时期形成的一种文士风流,是魏晋玄学熏染下形成的独特人文风貌。然而,＂魏晋风度＂毕竟脱胎于腐败、动荡、堕落的社会,它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往往表现出思想与行为的矛盾,在张扬个性背后衍生出的浮华世风以及清谈误国等现实困惑,导致了时人对其批判和否定的言论不绝于耳。思想界对玄学的改造就是对现实批判的反弹和回应,其结果实际上也折射出了魏晋风度消极的一面。文章立足历史进行反思,亟待对全面认识＂魏晋风度＂起到一定的补正作用。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人文精神

《世说新语》较真实、广泛地记录了魏晋士人的言行，所以从中可以解读出魏晋士人的人文精神：不迷信儒学，崇尚自由，追求美与真。     

文学体制裂缝与“第三代”诗歌呈现

＂第三代＂诗歌在1986年的群体展现之前,与文学体制的裂缝有着复杂的关系。有关朦胧诗的多次讨论,以及《诗刊》等刊物发表的文章,都显示出不同文学话语之间的对立和杂糅。这给＂第三代＂诗歌的发展既带来束缚又带来时机,还影响到其文学形象的建构。思考裂缝与呈现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认识文学历史的繁复面貌。     

被追逐着的生命意识——论魏晋悼挽伤逝文学

作为蕴涵人“生命意识”主题的悼挽伤逝文学,由于社会动荡、政治险恶、民族纷争等原因在魏晋时期得到繁荣,形成以下的特点：建安士子生命安顿的“哀叹与进取”;西晋文人尴尬处境的“内儒而外庄”;东晋士人双重心性的“悲苦与旷达”;在南朝文坛的命运“从‘以文为情’到‘以文为戏’”。悼挽伤逝文学为后世文学及美学的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     

《文选·赋》“物色”类选赋蠡测——《文选·赋》“物色”类研究之六

《文选·赋》＂物色＂类选录了宋玉《风赋》、潘岳《秋兴赋》、谢惠连《雪赋》与谢庄《月赋》等四篇作品。萧统是从先梁赋的＂整体＂中选出此四赋的。四赋入选《文选·赋》＂物色＂类的原因大致有三：内容上,意蕴丰厚,生命情怀强烈;形式上,文采斐然,结构巧妙;评价上,均得到先梁士人的好评。探讨《文选·赋》＂物色＂类选文原因,有助于推进...     

魏晋六朝人物品藻的审美之维

人物品藻作为深具中国文化意蕴的品评行为,在由政治性的实用选择趋向人格观照的演变中,实现了魏晋六朝文论思维尚意重神的审美之维,凸显了趋向“人”本位的审美认知色彩。情性之争的投射,促使士人去发掘山水所包孕的人格追求,炼就士人追步自然人格的生命情结,人物品藻所推动的山水之思,彰显了士人独立人格建构力度,从而形成魏晋六朝文论思维的自然化和人格化。     

《世说新语》中的女性意识

《世说新语》凸现了魏晋男性士人阶层对女性作用的肯定，说明魏晋士人意识中的女性超越了原定的所谓“社会角色”，男性士人对女性反权威行为的认同体现一种深层次的平权思想，对女性才情的肯定还是魏晋士人阶层尊重妇女的重要表现。     

中的女性意识

<世说新语>凸现了魏晋男性士人阶层对女性作用的肯定,说明魏晋士人意识中的女性超越了原定的所谓"社会角色”,男性士人对女性反权威行为的认同体现一种深层次的平权思想,对女性才情的肯定还是魏晋士人阶层尊重妇女的重要表现.     

纵性任情 谈玄谈远——浅析《世说新语》中道家思想影响下的魏晋风度

从《世说新语》及相关材料中魏晋士人的言行故事可以看到,魏晋时期谈玄成为风尚,而玄学正是以道家老庄思想为根底的,道家思想对魏晋士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状况,乃至整个社会风气都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