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实际波动率的我国股市波动率实证研究

从上证180样本股中随机抽取30只股票,采用日内分钟交易数据,对实际波动率的部分性质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经实际波动率标准化的收益率序列接近于正态分布,对数实际波动率序列的分布近于正态,实际相关系数序列接近于正态分布,实际波动率序列、对数实际波动率及相关系数序列均具有显著的长记忆特征,不同股票的对数波动率序列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波动率持续性基于信息到达过程的成交量解释

综合利用对数周期图方法、Granger因果检验、以及扩展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 ,对随机抽取的 10只上证 180成份股进行了实证研究 .得出以下结论 :收益波动率和成交量有相同的长记忆特征 ;信息到达过程是波动率行为的原因之一 ,成交量和波动率展现出的相互因果关系可能是它们同受信息到达过程影响的结果 ;成交量变量能够在有限程度内解释部分波动率的持续性 .     

具有随机收益率与波动率股票的一般价格分布

研究了收益率及波动率均为扩散过程的股票价格分布问题，给出了二者独立情况下分布的解析形式，并应用于欧式期权的定价。     

隐含波动率微分算法的改进——波动率表面模型

基于以往研究隐含波动率的计算只考虑了交割价格对其的影响而忽略了到期日的作用,提出包含交割价格和到期日两变量的隐含波动率表面模型计算隐含波动率.数值计算结果表明,波动率表面模型提高了波动率的平均计算精度,同时给出了波动率"假笑"和波动率期限结构的特征.所提出的隐含波动率表面模型可作为投资者判断衍生产品投资价值的简单指标.     

隔夜波动率的估计

基于广义动态因子模型构建了个股隔夜波动率的一个新的估计量,并利用中国的上证50指数的24支成分股2013—2014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新估计量比隔夜收益的平方的表现更好,新的估计量可以降低噪声的影响.     

中国股市波动率变化特征的实证分析

将体制转换模型与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GARCH)模型相结合,用以对上证综合指数和深圳成分指数进行实证分析.刻画中国股市的波动持续性和体制变化特征,解决单体制GARCH模型的伪高度持续性问题,识别出两市高低波动体制.从分析结果发现,中国股市存在着明显的体制变化特征,高低波动体制显著相异;引进转换体制之后,持续性系数显著降低;T 1体制和涨跌停板制度对于抑制过度投机起着重要作用.     

具有随机收益率与波动率股票的一般价格分布

研究了收益率及波动率均为扩散过程的股票价格分布问题 ,给出了二者独立情况下分布的解析形式 ,并应用于欧式期权的定价。     

基于局部均值分解的高频金融数据波动率估计

为解决高频数据在风险评估中存在的非线性问题,提出了利用局部均值分解方法实现高频数据波动率估计。首先,采用高频模拟数据验证估计方法的可行性; 其次,将沪深300 指数不同频率收盘价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局部均值分解方法估计波动率,计算相对误差统计量。实验结果表明,利用局部均值分解方法可以有效实现高频数据波动率估计和解决高频数据中的非线性问题,随着抽样频率的增加,估计精度逐渐提高。该方法为高频数据波动率非参数估计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上海股票市场网络拓扑指标与波动率的相关性

以股票作为网络的节点,股票间关联性作为边,使用最小生成树方法构建上海证券市场股票网络,计算网络的基本拓扑指标,分析这些指标与股票市场波动率的相关性.结果表明: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和市场波动率成负相关,当市场波动率越高,节点之间的距离越短,网络收缩越紧密;平均占有层和市场波动率成负相关,当市场波动率增加,网络中的点更趋近于中心节点;节点的最大度和市场波动率成正相关,随着市场波动率增加,网络节点之间的关联性增强,协同运动趋势增强.通过分析股票网络拓扑指标的变化规律从而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变化进行预测.     

沪深股市收益率的协整与因果关系实证研究

利用协整理论与误差修正模型对上证指数与深证指数对数收益率序列进行了协整分析,并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理论,考察了两者之间的联动关系.     

香港国企H股与沪深股市股指收益率波动特征及其关系研究

选取香港国企H股指数、上证指数和深圳综指2003年2月26日至2006年5月12日的股票日收盘指数作为样本,运用TARCH模型研究收益率波动的特征.结果表明:三市指数收益率均存在信息不对称效应,但沪、深股市比香港国企H股波动剧烈.运用Johansen多变量协整关系检验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香港国企H股与内地股市关系密切,香港国企H股的变动会对沪、深股市产生影响,而沪、深股市的变动不会对香港国企H股产生影响,同时上海股市的变动也会对深圳股市产生影响,但深圳股市的变动对上海股市影响不大.     

上海证券市场CAPM实证检验

对上海股票市场的价格行为进行了研究,目的是检验风险和收益的关系是否符合ＣＡＰＭ理论．研究内容：①对平均收益和β系数关系的传统ＣＡＰＭ实证检验;②对影响收益的其他因素的横截面实证检验．研究结论：①上海股票市场风险和收益关系并不如ＣＡＰＭ理论所预期的那样,系统风险并非是决定收益的唯一因素;②尚有其他因素影响股票收益率,这些因素是：股本规模、可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例、净资产收益率和成交量．各因素对收益影响的重要性随时间而变化．     

我国股票市场财富效应的实证分析

该文应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协整分析方法,对我国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作了实证分析,指出我国股票市场不具有财富效应而仅具有替代效应．     

CAPM对深圳股市的实证分析

以深圳股票市场为研究对象,通过时间序列回归方法对CAPM在中国证券市场的适用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CAPM不适合我国深圳股票市场.这说明近年来深圳股市虽有较大发展,但仍然是一个不成熟的股市.     

QFII对中国股市的稳定作用研究

诸多文献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可以起到稳定股市的作用。在我国,作为第二大机构投资者的QFII是否也能发挥稳定股市的作用是研究核心。对2007年—2010年上半年间QFII持股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QFII持股比例越高的股票,其股价波动性越大。这说明QFII的参股会增大股票的波动性,QFII在我国无法起到稳定股票市场的作用。研究对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发展政策和制度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沪港通对中国市场效率的影响（英文）

研究了沪港通对中国市场效率的影响.应用双重差分模型,我们发现连通公司在公告后的20 d内价格增加约4%,并且成交量、流动性和波动性显著增加.我们的研究表明投资者对波动风险要求溢价.此外,在上海市场,香港投资者的参与有助于降低连通股票的波动性,而在香港市场,上海投资者的参与增加了连通股票的波动性.这种跨市场的差异与投资者交易行为在不同市场上的异质性是一致的.这表明两个市场之间存在风险溢出效应.价格重估和风险溢出表明,沪港通的实施提高了中国市场的效率.     

金融市场中高频数据的分析方法

对高频数据所得到的市场波动率特征和常用的模型及估计方法进行系统的总结,归纳出模型的共同特征、不足之处和修正方法,指出了应用高频数据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在中国股票市场中高频数据的应用方法．     

从双边市场角度看证券交易所竞争力的提高——基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数据的协整检验和格兰特因果检验

证券交易所是资本市场的载体,其竞争力水平影响本国的证券市场运行效率,定价是证券交易所提高竞争力的方法.从双边市场角度对此进行研究,采用格兰特因果检验方法对上海交易所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是上市公司的格兰特原因,上市公司不是投资者的格兰特原因.投资者增加,通过交叉网络外部性,能吸引更多公司来此上市.投资者是“鸡蛋相生”问题的关键点,扩大投资者规模对证券交易所非常重要.     

对上海股票市场波动性的ARCH研究

在分析上海股市收益波动特征的基础上,利用多种形式的ARCH类模型对上海股市日收益率的波动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上海股市具有较为明显的ARCH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