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的几个原则问题

外国自然科学家姓名的译法,和外国人名一样,原则上应是音译。原因比较简单,这是由于姓名是供人称呼,只要用一定的音表达出来就行了。但是事实上,外国人名中个别的词是有一定含义的,如表示辈分(代的顺序)的,长幼的,爵号的,等等。同时我国汉字又是绝大多数表意的,译名时不可能全用非表意的汉字,结果,译者的目的虽然是音译,而事实上往往被理解为一定程度表意的。况且我国与外国自然科学的交流已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有的外国自然科学家且早已到我国来访,甚至有的长期参加工作,因而对他们的译名早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有许多已成为我国家喻户晓的了。当然,有的尚未达到一定程度的规范化(或标准化),只可以说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名称。又因为有许多非英美国家的人名常常通过第三国文字(一般用英文或日文)转译为汉文,也有一定程度的走样,因而翻译界提出了名从主人的原则。此外,在翻译时,原则上以音译为主,但偶而采用意译、形译或混合译法也是有的。所以人名的译法方法很多,而科学家虽只占一般人名中的一小部分,但译法也是五花八门,样样俱全的了。我对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的看法是：首先要把已定形且已普遍沿用的汉名,如牛顿、居里、爱迪生……等,划为约定俗成类,予以肯定,同时希望以后不再有名词列入此类中。至于不符名从主人原则的少数译名,也可归入此类。今后要译外国自然科学家的名,要先了解其原名,实现“名从主人”,然后才予翻译。翻译的原则是音译法,而且是同名同译。不过,过去已经有了译名的,怎么办？我的看法是：已有而不符新规定的译名作为约定俗成,对第二个人就要新译(音译),这是参照外国地名的译法而提出来的。例如英国的Cambridge已译为“剑桥”,而美国的Cambridge则译为“坎布里奇”。当然,这一方法可能会出现例外。假使第一个人名译名后若干年又出现他的亲属,怎么办？是否译为异名,值得考虑。对于这一情况,我看把旁系亲属译为异名未始不可,至于直系亲属,仍以译为同名为宜。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原则上采用音译法,但对于日本人名,只要这位科学家原名有汉字的,就要采用形译法,即搬过来用就行了。但少数日本人以汉字为姓、日文假名为名,这些人的名只可以音译了。这一方法还可适用于以日造汉字为姓名的科学家,译名时不必另造汉字。这样一来,日本科学家的译名会出现汉字形译(搬用)和音译混合的形式,但因为日本人名本身就有汉字和日文假名混合的形式,所以对我们的混合译法是无可非议的了。采用音译法时,我想原则上要按文种列译音表,但表中对某些字母不同的几种发音,则要按发音情况而分别译出,并予注明。表中的汉字要尽量采用常用汉字,但要避免用具有普通含义而又便于搭配的字,例如Handel不要译为“汉的儿”。此外,不可用古汉字,不创新汉字,也要避免使用近期内新造科技用字,如“氧”、“焓”…等。采用音译法,有一个最易出现的难题,即多少个汉字与一个外文音节相对应。汉文是简单的单音节字,而外文一个音节往往在简单音节上增加一个或几个辅音。对于后者,有人主张尽量增加音节而译成汉字,但也有人主张尽量删去不译。我看原则上在辅音字母数较多而发音很低(不重要)的音则予删去,例如气象学家Hildebrandson希尔德布兰德逊,其中有加重点(.)的字(字母)可以略去不译。最后,希望大家本着互相谦让的原则,对自己熟悉的译名又有愿予割爱的精神,共同把协调工作搞得更好。     

关于科学家人名的译名统一

在科学技术术语中,有一类是以科学家姓氏命名的定律、效应、方程,系数等构成的。要统一这一类术语,就要作好外国科学家姓氏的译名统一工作。我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在组织编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和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时,遇到大量外国人名的译名,作好这些译名的统一就是我们编辑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几年的摸索中,我们感到译名统一的过程就是如何处理名从主人与约定俗成这样两条译名原则的关系过程。根据我们的体会,这两条原则在运用中都不能绝对化,否则就会事与愿违。约定俗成的掌握要有一定的伸缩性,这一点大家比较清楚。因为“约定”都是在一定范围内的约定,有大范围的约定,如牛顿、爱因斯坦、哥白尼、达尔文这些得到各界承认的约定俗成;也有某一学科范围内的约定(即所谓“小约”);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约定”也并不鲜见。同样,名从主人也不能绝对化,因为西方人流动性较大,且历史上经过多次大规模的移民,所以要认真追溯某个人物的姓氏究竟属于哪个语种是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的,有一些甚至会成为科学史上的一种专题考证,这当然不是大多数从事译名工作的人所能承担的。况且,在西方人名中,不少语种的姓或名(西方人在早期是没有姓的)若认真追溯上去,他们往往来自同源,所以把名从主人绝对化加以追寻,实际上又将导致取消这一原则本身。我们在贯彻名从主人和约定俗成原则时,注意了以下几个问题。1.贯彻名从主人的原则时,切不可硬性地“正名”。有些同志对名从主人这一原则也不能绝对化不很理解,因而在译名工作中提出过要“正名”,即不承认任何约定俗成的译名,要以名从主人的原则统一所有外国人名的译名。例如,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人物“达芬奇”这个在学术界、艺术界广泛采用的译名就进行过“正名”,按该人的外文名Leonardo da Vinci改译成“利奥纳多·达芬奇”。这种改法单从翻译的角度看当然没有错,因为达芬奇所处时代欧洲人的家姓还正在形成的过程中(欧洲人的家姓形成经历了从9世纪到16世纪这样漫长的过程,个别地方甚至到19世纪才完成),而他在当时是属于没有姓的,Leonardo只是他的名,而Vinci则是地名,da是介词。所以他的名的准确译法应是“芬奇地方的莱奥纳尔多”。这样正名虽没有错,但广大读者却不知道他是谁了,更重要的是相当多的读者不可能想到查“达芬奇”这个人物条目要到“利”字头里去找,这样就给读者带来了不便。另一方面,这样人为地正名,不可能改变广大学术界人士的习惯,因此,只能是给这个本已统一的译名增加一个新的译名,造成了新的混乱,违背了正名者的初衷。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对于人名译名这种没有学术内容只是一种符号的东西,统一远比准确重要,况且,不同语种之间的译音准确与否只是相对的,而对于汉语这种具有四声特点的语言来说,要追求译音绝对准确只能是一种蜃景。2.贯彻约定俗成译名时要注意各学科之间的协调。因为科学家在全社会中的知名度往往不及作家、演员等(例如：牛顿、爱因斯坦这样一些人类历史上划时期的著名科学家,在我国社会上的知名度就远不及某位相声演员),所以要这些学者姓氏的译名都必须具有“大约”的特点才承认是不现实的。许多以科学家姓氏命名的术语,如“玻尔对应原理”、“厄缶实验”、“蒲福风级”、“门捷列夫周期表”等,都有一定的应用范围,对这种较小范围内的约定俗成译名也必须尊重,以避免为求准确而硬改所造成的混乱。例如,“蒲福风级”是以英国海军将领、水文地理学家Sir Francis Beaufort的姓氏命名的,若按标准译法应译作博福特,但若把蒲福风级改译成博福特风级,就会使人误以为又出现了一种新的风力分级标准了。同时,在科学界也有一些学者,他们的活动范围涉及若干学科领域并且都有建树,而不同学科对这同一个人物有不同的译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尽量在几种译名中选择一个与其原语种发音更接近的来统一,决不另起炉灶,重新译名。例如化学家、物理学家L.C.Pauling,在化学界有译作鲍林的,也有译作泡令的,物理学界则译为泡令,并有“泡令定则”等术语。对这几种译名,我们考虑“泡”的发音与Pauling中的Pau相近,而“鲍”字在汉语拼音中属“B”字头,与原文相去甚运,于是我们就统一用“泡令”,而不是照译名手册另译一个“波林”来代替。这里指的协调统一也不能绝对化,而是能协调统一的尽量统一,但也有少量译名,不同学科间的不同译名沿用时间很长,一时难以统一,我们就选定其中一个作主要译名,但同时注明又译“××××”,便于读者了解这个人物的另一较通用的译名。除了要防止把同一人物译成多个名之外,还要防止把同一家族的人译成不同的姓氏。例如,英国一个造船师Sir Samuel Bentham,他的儿子是植物学家G.Bentham,他的哥哥是功利主义哲学家Jeremy Bentham。造船师的S.Bentham一般均译为本瑟姆,但哲学家的J.Bentham的译名则是边沁。两个译名中,本瑟姆的译名符合译名手册的用法,但“边沁”这一译名在我国的“名气”远比S.本瑟姆和G.本瑟姆大,所以,我们就用“边沁”这个相对来讲不如“本瑟姆”准的译名统一了这几个人物姓氏的译名。3.采取措施,逐步按统一的译音表来统一各学科人名的译名。我国科技领域的人名译名与社会科学领域有过一些系统性差异,这种差异有其历史原因。解放初期政务院曾设立过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负责统一各学科领域的名词术语。在当时审订名词术语时就遇到了以人名命名的定律、效应、公式等术语的订名问题,也就涉及到人名译名的统一。由于当时新华社人力有限,顾不上译名的统一这类问题,更无暇制订译音表,所以,当时自然科学组内一些对科学和汉语均有研究的学者就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编制了一些主要语种的译音表。为区分外语中一些发音相近的音节,他们编制的音表中把t、tt为尾的译作“脱”(如品脱,夸脱等),把te为尾的译作“忒”,把ter为尾的译作“特”,把l与r加以区别(1译作“耳”,r译作“尔”),la与ra也加以区别(la为拉,ra为“喇”),还有把po译作“坡”不作“波”(波字在汉语拼音中是bo,而“坡”则是po)等等。60年代初,新华社编印的各语种译名手册不再作这类区分,把“耳”与“尔”一律作“尔”;“特”、“忒”、“脱”一律作“特”;“拉”与“喇”均作“拉”等,因此,科技界人名的译名用字与新华社的译名用字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差异。当然,现在要讨论哪种方案更好,仍然各有各的道理,问题是要认清统一比准确更为重要。所以我们在统一译名时,除各学科术语中已有的人名作为约定俗成对待外,其余一律按名从主人的原则,根据新华社编的各语种译名手册译出。为了更好地区分哪些人物应作约定俗成对待,我们从国外若干种百科全书中收集了约1万个科技界名人,编译了一本《外国科技界名人录》。书中人物的译名均参照各学会名词机构所编专业学科词汇中的用法确定。学科词汇中没有的,则一律按译名手册定。这样就把约定俗成的译名数目限制住,不使再增加。为进一步统一作好准备。随着自然科学名词统一工作的开展,科学家人名译名的统一工作也提到了日程,相信在各有关单位的共同努力下,由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加以组织、协调,一定能事半功倍地完成这一工作。     

关于中国人名的译法

1.现行的《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是较好的,只须稍加改进,进一步突出中国姓名的特点,以利于消除外国人对中国姓名的误解和误用。2.与外国姓名相比,中国姓名的特点,一是姓前名后;二是中国人口众多,仅当代姓名用量就达十多亿个,极易出现同姓同名,或同音姓名;三是姓少名多。不像外国,在某一场合中,常只用姓便可认定某人,而不必提其名,如牛顿、贝多芬、雨果、曼德拉等。外国人的名字则常限于某些现成的名字中选择,如约翰、伊莉莎白、伊凡、冈萨雷斯等常只用于亲友间,因而外国名字的重要性远逊于姓氏。中国十多亿人的姓只有“百家姓”“千家姓”,同姓者动辄上千万,而名字则可用尽上亿个汉字或其双名组合。因此中国人名必须姓、名同用,而且名的重要性甚至在姓氏之上。3.中国姓前名后的特点,应不应该保持？能不能保持？姓前名后的民族也不止中国一家。日本、朝鲜、越南等都是姓前名后,甚至匈牙利也保存至今,在外译时也都没有改变。我们应该珍视并坚持这个文化传统。其实,世界上还有更特殊的命名法,如西班牙、葡萄牙的姓名常用三个词,而且姓在第二个词;阿拉伯和非洲人的名字有时多达四五个。西欧报刊在处理时,对西、葡姓名常三并举,或只用其姓,却没有颠倒顺序的;对多字姓名,则只采用其姓(如蒙博托)或爵位称号(如赛义德王子)。这说明,他们能够适应各民族的姓名特点,采取正确的处理方法,只要我们认真执行一套规范的译名法,外国人也是能够正确理解和处理中国姓名的。4.在中国姓名的拼音外译中要突出名字的地位,办法是：(1)双名的两个字要用分隔号隔开。(2)这两个字都要用大写字母开头。现行译名方案中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双名的两个字拼写在一起常分不清。不仅外国人,我们中国人自己也会搞糊涂,如名为“衍安”,按现行规定应译为“Yanan”,但可读为“雅南”。甚至可以造成单、双名不分。如“Xian”可以是“希安”,也可能是单名“咸”;单名“川”(Chuan)同双名“楚安”相同。因此,双名名字的拼音应予分隔,并各以大写字母开头。如要缩写,也要采用两个大写字母,缺一不可。5.其他建议(1)姓的拼音,仍按现行,用大写字母开头,不要全改成大写字母。那样,姓的地位过于突出。(2)姓氏后面不应加逗点,那样容易把一个姓名当做两个人。(3)我国自己的书刊首次译出中国人名时,要拼出完整的姓名,不要用缩写字母。(4)u和ü要分清,正式采用字母“ü”。现在书刊上常以u代ü,造成“吕”“陆”不分。如认为ü打字不便,可否以“yu”代之。6.例外处理：由于历史等情况,应该容许一些非标准译名存在,如：(1)少数世界知名人士已被广泛使用的译名如孙中山(Sun Yat-sen孙逸仙)。(2)少数民族特有的姓名(地名)不必经汉字转译,应按各民族语言的特点,采用以拉丁字母拼音为基础的拼译方案,以适应对西方交流的需要。(3)华裔外籍人士、华侨以及其他已正式采用西方名字的同胞,如某位张乔治先生,译名为George Zhang,已在外国正式应用,应当视同外国人名,不再更动,只在外译中时予以汉化。(4)有些学者在过去的著作中已采用了其他拼音方案署名的,应可允许与现行汉语拼音方案姓名并存,可在第一次提及时在括号中加注旧拼音署名。     

科技书刊中外国专名的翻译问题

在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中,如何处理好外国专名(主要是人名和地名)的翻译,是当前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这是因为在科技书刊中除了纯专名以外,大量的还是由专名加通名组成的术语,如Galois field〔数〕伽罗瓦域,Faraday effect〔物〕法拉第效应,Halley’s comit〔天〕哈雷彗星,Sabin vaccine〔医〕萨宾疫苗……等等。下面想分四个方面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粗浅看法。一、外国专名要不要译成汉语？近来有不少人主张在翻译科技书籍和文章时,凡遇到专名都直接引用原文,这样做在有限的范围内(如在专业性较强的学术书刊中)是可行的,但对大多数情况来说是不切实际的,至少在近期内是这样^①。其主要理由如下：1)一些由专名组成的科技术语在文章中并不总是以英语出现。例如：牛顿定律(Newton’s law^②)在俄语中作эакон Ньютона;伊朗中北部卡维尔沙漠的学名为Dasht－i－kavir(波斯语)。2)一些由专名组成的科技术语不全是“名词加名词”一种形式。例如：华顿氏胶既有写作Wharton’s jelly的,也有写作jelly of Wharton的。在俄语中,门捷列夫定律写作менделеевский эaкон,门捷列夫序数(即原子序数)则写作менлелеевское число(前者修饰的是阳性名词,后者修饰的是中性名词)。3)有些专名或是直接转化成通名(如：Curie居里<放射性强度的单位>,newton牛顿<米.千克.秒制中力的单位>,ohm欧(姆)<电阻单位>……),或是派生出相应的通名(如：Darwinism达尔文主义,pasteurization巴(斯德)氏灭菌法……)。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在近期内还有必要把外国专名译成汉语,因而也还有一个统一译名的问题。二、外国专名的译名必须统一科技术语的专名部分一般采取音译^③,这是没有什么异议的,而在译法方面,“名从主人”和“约定俗成”这两条原则也是大家都表同意的。然而,由于每个人在应用这两条原则时所掌握的分寸不同,加上其他种种原因,外国专名的译名一直十分混乱,“文革”以来尤为严重。一方面是把不同的专名译成相同的汉语名字,如把Bauer和Bayer都译成“拜耳”(前者的通用译名应是“鲍尔”),把Bauer和Powel都译成“鲍威尔”等。另一方面是把同一个专名译成不同的汉语名字。例如：德国著名的细胞病理学家Virchow通常就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译名——魏尔啸、微耳和(最近报纸上又出现一个新的译名——微尔啸),俄国著名的化学家Mенлелеев据说有20多个不同的译名(较通用的有“门捷列夫”、“门得列耶夫”、“门德列也夫”等,但它们的读音差别并不很大)。又如：细菌学中的Koch’s postulates,有的把它译作“科赫原则”,有的把它译作“郭霍氏要点”。病理学中的Chargres fever,在一本词书中译作“恰格尔斯热”,在另一本词书中译作“查格雷斯热”。更成问题的是有些术语在同一本词书中使用不同的译名。例如：Australian X encephalitis在一处译作“澳大利亚X脑炎”,在另一处译作“澳洲X脑炎”;Schwartzschild radius译作“施瓦兹希尔德半径,Schwartzschild black hole译作“史瓦希尔德黑洞”……。译名如此混乱势必给科技知识的普及、学术经验的交流等造成许多不必要的困难。三、外国专名译名的订正与统一不可否认,由于种种原因,确有不少通用的外国专名,其译名的读音与原音相距甚远,按理需要一一加以订正。但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统一译名显得比订正译名更为重要。这是因为：1)与一般的名词不同,人地专名往往只被看作是一种没有什么意义的符号,虽然取名的人可能赋予它一定的意义。所以,一个专名的译名即使同原词的读音有些出入,只要已经流传开了,就不需要花力气去纠正。2)由于两种语言本身的差别,加上译者本人条件的限制,用汉语音译外国专名一般也只能做到近似。用一个近似音去代替另一个近似音,既没有什么必要,也缺少可靠的标准。3)一个外国专名译成汉语时即使发音一样,也可由于同音异形词的不同组合而产生不同的译名。例如：Reid既可译作“里德”,也可译作“李德”;Mary既可译作“玛丽”,也可译作“玛莉”。如果所遇到的外国专名是个音节较多的词,就有可能出现十几个或更多的译名^④。对这样产生的不同译名很难评定其优劣,只要求得统一就行了。4)有些译音与原词发音相差很大,但已经为公众普遍接受的外国专名,根据“约定俗成”的原则,一般也不宜轻易更动。例如：英国前首相艾登(Eden i：dn),苏联首都莫斯科([俄]москва),物理学中的波意耳定律(其中Boyle[bil]一般译作“博伊尔”)都与原词的发音有较大的差距。但是它们已经得到公认,再急于去订正反而会增加译名的混乱。为了作好译名的统一工作,我认为有一点是必须坚持的：即在一般的书籍文章中首次出现的专名后面必须附上原文(篇幅较大的书后最好附有专名索引)。四、外国专名翻译中的“优选”问题上面提到,根据“约定俗成”的原则,译音不准,但已通用的外国专名,一般不宜轻易变动。然而,“约定俗成”不等于“一成不变”。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有些专名的译名已经被“自然淘汰”了。例如：Koch(科赫)的一个译名“郭霍”已经废弃不用了,San Francisco(圣弗朗西斯科)的一个译名“三藩市”也已废弃不用了。但是,为了加快译名的统一,我们应该加速“自然淘汰”的进程,实行“优选”。首先,一些明显有错、而又不是什么通用的译名应该加以淘汰。例如：物理学中的Pfund series,“冯德系”和“芬得系”这两个译名可暂时并存,而“普芬德系”这一译名应予废弃(因为在德语中,p在这种情况下多不发音)。另如天文学中的Schwartzschild radius,准确的译名是“施瓦兹希尔德半径”,而不是“施瓦茨柴尔德半径”(作为德语姓名,它的组成部分之一是schild,而不是child^⑤)。其次,一些读音和字形截然不同的译名应该“择优”先统一起来,如Schwann cell可推荐译成“施万细胞”,以代替旧的译名“许旺(氏)细胞”。(在词典等一类工具书中,旧的译名应该用括号或其它办法加以标明,因为这能起到“承前启后”的有益作用,防止可能造成的混乱。)第三,统一译名可以由易到难地分批进行。例如：首先要去解决“魏尔啸”和“微尔和”的统一问题,然后再去解决“魏尔啸”和“微尔啸”或“微耳和”同“微尔和”的统一问题(后一种不统一通常不会产生歧义)。另外,必须特别重视新译名的订定和统一^⑥,千万不要等到一个译名已经叫开了再去纠正和统一。目前,地名似应以中国地名委员会编的《外国地名译名手册》为依据,人名则应参照辛华(即新华社)编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或《英汉译音表》等。最后,鉴于外国专名译名的统一不是学术性很强的工作,“优选”中似应采取强有力的行政措施。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应该在这方面积极发挥作用,如分批公布经过审定的译名。在外国专名的翻译方面,也有若干学术性问题需要研讨并加以解决的——如外国人名的译名要不要完全“汉化”(Virchow要不要由“微尔啸”改成“魏尔啸”);外国地名是否要尽可能的采用音译(Cambridge是否要从“剑桥”改成“坎布里奇”);某些音节较多的外国专名在译成汉语时要不要适当简化^⑦;一些带有专名的术语在译成汉语时加上少量用以“定性”的词(如把Менделеевский эакон译作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把Haber process译作哈伯氏制氨法……)是否恰当^⑧……等等。我相信,经过充分的讨论,在这些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篇幅的限制,本文就不去一一讨论了。(1)有的同志提出翻译外国专名可采用汉语拼音或其他替代办法,但这都不是在近期内能够做到的。(2)本文中引用的外文如果不加说明,一律为用英文拼写的专名。(3)专名部分如果是地名的话,有时会采取意译或音意合译的办法。例如：Newcastle disease过去译作“新城病”或“新城鸡瘟”(现仍沿用,暂时似不宜改译成“纽卡斯尔病”);West Nile encephalitis译作“西尼罗河脑炎”……。(4)俄国化学家Менделеев的众多译名多半就是由发音相同或相近的汉字的不同组合造成的。(5)外国专名的读音一般应以所在国的读法为准,如Galois是法国人,应译成“伽罗瓦”而不能“望文生音”地译作“伽罗依斯”。(6)在新闻单位工作的同志要特别重视新译名的订定,一些错误的译名常常是通过报刊流传开的。(7)多音节的外国专名原则上应予简化,如近来通用的“门捷列夫”就略去了“耶”这个音。但有些简化(如《辞海》中把Schwartzschild从“施瓦兹希尔德”略作“史瓦西”把Sommerfield从“佐默菲尔德”略作“索末菲”)则引起较大的争议。(8)我认为这种加词如果应用得当,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值得肯定。     

人名、地名和科技名词相互关系及其译名协调问题

一、人名与地名之间,人地名与自然科学名词之间的关系人名学、地名学、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学都属于专名学的范畴。研究专名学内容之一是探索人地名之间以及人地名与自然科学名词之间的内在关系。首先让我们着眼一下人名与地名之间的关系。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的一部分姓氏是来源于地名的。以我国为例,今天不少姓氏是从当时的国名、封地、市镇和自然地理实体名称而来的。如周武王封于燕(今河北蓟县),他们的后代就姓燕;周文王子康叔封于卫(今河北大名县),他们的后代就姓卫。又如商时诸侯国：梅、阮、密;周初诸侯国：膝、盛、禹、凡、华、蔡、虢;春秋诸侯国：郯、任、陨、皖等后来都成为姓氏了。像秦、晋、楚、陈、韩、赵、魏等姓,也都是得名于当时的国名。古时管(在今山东省成山县)、表(在今甘肃酒泉)、瀛(今河北省境内)、藉(今甘肃省境内),凡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人,有的就以管、表、瀛、藉为姓。国外的情况也是如此,英国、苏联、日本等国的姓氏从人名学研究也证明,这些国家不少姓氏是采用地名的。以英国为例,11世纪以前一般人并无姓氏,只是到了11至12世纪才盛行姓氏,其中一些家族开始采用地名作为姓氏,如英语中所熟悉的林肯、华盛顿、威尔福德、黑尔福德、黑斯廷斯、威斯特摩兰、牛顿等姓氏都取自英国地名。反之,世界不少国家中的地名则是以人的姓氏或名字命名的。以美国和苏联为例,这两个国家常以人名来命名地名,为了纪念本国的政治活动家、杰出的科学家以及各界著名人士都有成千上万地名是以人名命名的。美国历届所有总统(除了现今健在四位外),都有以他们姓氏命名的地方。让我们瞭望一下宇宙天体地形命名即可发现,在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和联合国地名专家组宇宙要素工作组倡议下,凡是月球、火星上山口名称一律采用世界上古今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来命名。从以上例子不难看出人、地名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美国首都华盛顿得名于首任总统的姓氏,而移居美国的华盛顿祖先其姓氏则得名于英格兰的华盛顿村,真可谓人地名浑为一体了。作为专名学的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各个学科为了纪念一些杰出科学家在本学科领域当中的贡献,经常以其姓氏来命名术语;或者以其相关的地点命名术语,后者多反映在地学各学科。以《天文学名词》为例,现代天文学常见的基本名词和术语中,有为数不少的以人名命名的天象、天体、天文仪器、天文机构、常数、方法、效应、定理等,以地名命名的有天文术语、天文台站、地球表面陨星坑、天体表面结构、小行星等。以化学中门捷列夫周期表为例,在107个元素名称当中,就有19个元素命名与地名有关：如镅(Am)和铕(Eu)是得名于洲名：铜(Cu)、钫(Fr)、镓(Ga)、锗(Ge)、钋(Po)和钌(Ru)均得名于国名;锎(Cf)、钪(Sc)、铥(Tm)均得名于地区名;锫(Bk)、铒(Er)、铪(Hf)钬(Ho)、镥(Lu)、镜(Yb)和钇(Y)均得名于城市名;铼(Re)则得名于河流名。地名与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关系,尤其在地学各个学科如地质学、地理学、气象学、海洋学、生物学中表现更为明显。在地质古生物学中,塞武纪、侏罗纪和泥盆纪的命名分别来源法国、英国的地名;有关造山运动名称如加里东、华力西、阿尔卑斯、喜马拉雅也来源于欧亚山名;有关冰期和间冰期名称主要来自于河流名称,有的甚至是一些小河名。在地理学名词中,泰加林、普纳高原、克山病等均来源地名。可以说,在各个自然学科中大多有与地名有关的名词术语。二、人、地名与自然科学名词在译名上应注意协调统一人名、地名以及自然科学名词中包含有人、地名成分的术语,一般来说,从构词上以及方便使用来看,无疑地都应做到同名同译。国外专家也十分注意名词术语和人、地名拼写的一致。1979年,当我国国务院宣布改用汉语拼音字母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法,以取代威妥玛式等各种旧拼法时,其中将Peking改为Beijing时,英美专家来函认为中国猿人(北京人)Pekingman、北京鸭Peking Duck已进入英语词汇,为保持它们之间的拼写一致,建议北京拼写宜不改动为好。当然我们未采纳这一意见,但它说明了地名与包含该地名的术语需要取得拼写上的一致。苏联科学院的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在50年代也存在着名词术语与地名译写的不统一的现象。据50年代统计,苏联当时已有数以千计的与地名有关的外来词进入俄语中。然而,以西里尔字母转写世界各国外来词时并无严格的规则遵循,翻译上依然存在一名多译的混乱状况。为此,在1960年8月5日苏联科学院不得不把地名译音问题提交到科学院主席团讨论。并在科学院所属的文化和语言处成立外来语地名拼写和译音协调委员会。苏联科学院并委托该委员会尽快地制定出转写外来语地名的规则。由于苏联科学院系统对这一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并组织力量实施,嗣后,在苏联有关俄语当中的科技外来词术语标准化规范化工作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长期以来,我国人、地名、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译写由于缺乏统一的归口,各行业之间,各学科之间,各自为政,各立门户,为此致使外国人、地名、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出现一名多译现象则是屡见不鲜的。以Beaufort为例,人名译为“博福特”,地名译为“波弗特”,气象学有关名词译为“蒲福”;同一自然科学家的姓氏在不同学科经常存在几种不同的汉译名。为此,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不久,立即设置了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这一机构从事这一方面工作。以下我想谈一下地名与自然科学名词中包含有地名成分的术语其汉译名如何统一的意见。为了实现外国地名汉字译写的统一规范,中国地名委员会商请新华通讯社、总参测绘局、海司航保部、测绘研究所、中国地图出版社以及地名委员会办公室于1982年1月6日成立了外国地名统一译写小组。其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国地名委员会关于外国地名译写工作计划,拟定、修订外国地名译写原则、外语译音表和细则,审查以地名委员会名义出版的外国地名译名的书刊等。自开展活动以来,译写小组制定了外国地名汉字译写通则和英汉、法汉、德汉、西汉、阿拉伯汉和俄汉译音表,另外制定了波汉、捷汉、泰汉、缅汉、印地汉等44种外语译音表草案。在译名通则和译音表基础上,1982年编辑出版了《外国地名译名手册》、1985年编辑出版了《美国地名译名手册》;今年编辑出版了《联邦德国地名译名手册》,即将出版《苏联地名译名手册》;1982－1983年中国地名委员会组织审定了由肃德荣、周定国、郭德荣主编的大型《世界地名录》,本书包含中外地名近30万条目,为全国科技界提供了一部详尽的标准汉字译名的外国地名工具书。外国地名统一译写小组在翻译和审定外国地名时,也注意到在自然科学中一些沿用已久的汉译名作为惯用予以保留。如法国境内省名Jura以及法国、瑞士交界山名Jura,照顾了地质界的习惯译法译为“侏罗”;意大利地名Pisa和荷兰地名Leiden,照顾了物理学界的译名,分别译为“比萨”和“莱顿”,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经中国地名委员会审查和出版的各国地名译名手册,其汉译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也正如钱三强同志在“努力实现我国科技名词术语的统一与规范化”一文中所指出的“遇有外国地名时,要根据中国地名委员会制订的规范地名,加以统一表达”。为此,为保证地名和自然科学名词译名的统一规范。我们认为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所属各学科自然科学名词,凡包含有外国地名成分的名词术语其汉译名原则上必须与中国地名委员会颁布的译名要统一。遇到个别译名有不同意见时,各分学科可反馈到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会同中国地名委员会国外组协商解决。据我所接触过的一些学科名词征求意见草案,发现不少与地名有关或来源于地名的自然科学名词其汉译名与地名译名并不一致,需要再协调统一。随着名词审定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相应地要分批来解决与地名译名协调统一。既然苏联科学院有关部门经统计,来源于地名的外来词有上千之多,那末我们在这方面工作量也应是大致差不多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自然科学名词中包含外国地名的术语译名一定要和地名译名完全统一。比如“格林威治”与“格林尼治”可暂求同存异,到适当的时候和条件成熟再解决。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和实例仍然不少,如美国州名Massachusetts,译为“马萨诸塞”,而作为高等院校则译为“麻省”;Sandwich在英语地名中译为“桑威奇”,而作为食品名称则译为“三明治”。地质古生物年代名泥盆纪、寒武纪则分别得名于英国地名德文郡和坎布里亚,由于泥盆纪、寒武纪来源于日文汉字,当然这就无必要另统一译名了。显而易见,在接受汉字译名遗产时,由于历史原因包袱确实太重。想全面地理顺人地名与自然科学名词术语之间的译名,决非一件简单的事情。当然,通过横向联系,应尽可能避免像Greenwich出现一名两译的现象。三、自然科学名词术语与地理通名的统一一般来说,地名由专名和通名所组成。在翻译外国地名的通名时通常采用意译。意译的通名原则上应与自然科学名词一致、关系密切的地学各个学科,尤其是地理学和海洋学的有关名词,实际上也是最常见的地理通名部分。而月球星体名称,有关地理通名如环形山、陨星坑等则属于天文学名词范畴。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包含有地名成分的自然科学名词的译名应依赖于外国地名的译名,而外国地名的通名翻译又依赖于地学有关学科名词的订正。中国地名委员会为了适应编辑《世界海洋地名录》的需要,使海底地名地理通名汉文译名规范化,于1987年4月17－18日在杭州召开了海底地名地理通名汉译名审定会,会上审定了60多条海底地名的地理通名。代表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有关学科的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所有关同志也参加此次会议,此成果也可看作为海洋学名词的一部分。为此,我们认为今后需要加强横向协作,加速我国人、地名和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规范化、标准化的进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     

使用汉语拼音法规范中国人名外译

随着我国对外交流进一步扩大，中国人名如何外译引起社会上的不少争论，在采取何种译法这个问题上，有人主张中外结合，如将王大卫译成David Wang；有人主张结合西人读音，如沿用威妥玛式拼法，如将孙东译成SUN TUNG；在姓和名的顺序问题上，有人认为应该名在前，姓在后，有人虽认为应该姓在前，名在后，但又建议在姓和名之间加上分隔符。在如何处理双名问题上，有人提议使用分隔符号，如将陈彬文译成Chen Bin-Wen。至于在大小写的问题上更是莫衷一是，意见的不一致导致在实际操作中五花八门，加之港澳台和海外华人译名风格的影响造成了中国人名外译上的混乱，给我们的国际交流活动带来了不便。
我们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造成在人名拼写上的习惯不同，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一些单位和出版物没有能够很好地贯彻国家有关法规。我们认为，在中国人名外译问题上，应该依照《汉语拼音方案》和《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等法规，采用汉语拼音方式来规范中国人名外译，并希望在此基础上出台《拼音法》。
从民族文化传统来讲，中国人把姓氏摆在名字前面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姓名的使用和书写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没有必要根据西方人的习惯将姓名的顺序颠倒。再者，汉语拼音采用拉丁语系的写法，在实际运用上并不困难。
从政策法规方面来讲，我国在国人姓名外译问题上实际上已有明确规定。例如，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74年5月发布、1976年9月修订的《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明确规定：“汉语姓名分姓氏和名字两部分。姓氏和名字分写(杨/立，杨/为民)”；“复姓连写：(欧阳/文)”等。那么，“姓在前，名在后”，“双名连写，中间不加短横”等原则也是规定了的。国务院1978年9月批转文字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国家测绘总局、中国地名委员会《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所附的“实施说明”明确规定“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的中国人名地名，适用于罗马字母书写的各种语文，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世界语等”。同时规定：“一些常见的著名的历史人物的姓名，原来有惯用拼法的(如孔夫子、孙逸仙等)，可以不改，必要时也可以改用新拼法，后面括注惯用拼法”，“海外华侨及外籍华人、华裔的姓名，均以本人惯用拼法为准。”
外交部于1978年12月1日通报各国驻华外交代表机构：从1979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外交文件译文将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外交部翻译室作为外交文件翻译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多年来一直是严格按照这一规定行事，效果也是显著的。
应该进一步指出，汉语拼音方案目前已由我国的国家标准发展成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77年9月，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决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用罗马字母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通过决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在文献工作中拼写有关中国的专门名词和其他词语的国际标准。因此，用汉语拼音来拼写中国人名也是国际社会所公认的标准。
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公民所持护照的英文名字都是依照汉语拼音方案拼写的；国外新闻媒体在报道我国情况涉及人名地名时，其读写顺序和我们一样，例如，北京以前的英译是Peking，在我们按拼音改成Beijing后，现在世界上都用Beijing。其他的许多例子就不再一一列举，由此可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中国人名外译有没有规范，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坚持有关规范，也就是坚持用《汉语拼音方案》和《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等来统一中国人名外译标准。
综上所述，语言文字的使用体现了国家尊严，民族感情以及建立在一定习惯基础上的文化内涵。在中国人名外译问题上我们应当认真遵循现有规范，不可各行其是。另外，既然已经有了相应的技术法规，我们就应当严格依法行事，这也是一个法制社会公民的义务。同时我们也认为，一些具有建设性、合理性的意见也值得有关主管部门进一步加以研究，为今后修订有关法规时有所参考。我们相信，随着我国法制日益健全，以立法形式，例如通过制定《姓名法》进一步规范中国人名外译标准将指日可待。     

对外国数学家译名的几点意见

目前数学家的译名相当混乱,同一个人有时竟有十几种译名。例如非欧几何创建者之一的Bolyai,就有“玻约伊”(《人民日报》1960.1.27)、“鲍耶”(《辞海》、《英汉数学词汇》等)、“波尔耶”(《西洋近世算学小史》1931)、“博莱”、“波里亚”(《古今数学思想》)、“波里埃”(斯科特《数学史》)、“鲍里埃”(叶非莫夫《高等几何学》)、“鲍亦尔”(段育华等《算学辞典》)、“波里耶”(章克标《算学的故事》)、“波约”(斯特洛伊克《数学简史》)、“柏利亚”(台湾《中山自然科学大辞典》)等译名。Fourier,de Moivre的译名也都有十种以上。由于译名不同,常常引起误会。有一本公开出版的书(1980.11)介绍“对数的产生”,说一个苏格兰人“耐普尔……得出对数的概念”,又说造出第一张对数表归功于“章·涅别尔”,而后者是芬兰人。作者显然将同一个John Napier的两种译名当作两个人了。这种情况在出版物中并不罕见,译名混乱带来的严重后果,由此可见一斑。在出版物日益增多的今天,为了便利读者、作者、编者,统一译名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了。为了统一译名,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发起,1984年8月6日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举行了一次研讨会。参加的有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大百科出版社、科学出版社、高教出版社以及大百科数学卷数学史编写组等有关同志。初步审定了在大百科数学卷列有专条的180多个数学家的译名。会后在一定范围内征求了意见,经过修订,基本上确定了下来。以后又将人数扩充到1174,准备再扩充到两千。在讨论过程中,我们拟定了几条原则,作为确定译名的依据。以后在实践中又加以修改和补充。下面分别列出,以供进一步讨论的参考。(一)约定俗成。久已通行的译名,即使发音欠准或用字不佳,也不再改,否则会产生更多的分歧。如笛卡儿、丢番图、欧几里得、欧拉等都是。如果原有的译名不止一个,可考虑沿用大家已熟悉的字眼。例如de Moivre,译名有“代莫伏”、“隶模弗”、“棣美佛”、“棣美弗”、“棣梅弗”、“棣莫佛”、“棣莫弗”、“德·莫弗”、“莫瓦夫尔”等多种,第一个字有译成“棣”的习惯。又按Webster’s New Biographical Dictionary(以下简称WNBD)的注音d'mwa：v(原书使用一种独特的音标,现改为通用的国际音标,下同)译为“德莫瓦弗”较好,现兼顾习惯译为“棣莫弗”。有的译名虽由来已久,但流行面不广,又确实不好,要改过来。如Clavius,旧译“丁先生”(利玛窦、徐光启1607译《几何原本》时用此)。如不说明缘由,会令人大惑不解。原来Clavius在拉丁文中是钉子的意思,故谐音译成丁先生。现改“克拉维乌斯”。又Regiomontanus(WNBD注音、regimn'tanus)旧译“王·山若干”,现改音译为“雷格蒙塔努斯”。明、清之际,有大批西方传教士来中国,每人都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如汤若望(J.A.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Verbiest)等,现在只能沿用,不存在翻译问题。(二)尽量参照现有的译名。商务印书馆及新华出版社有一套英、俄、法、德、意、西、罗等语的《姓名译名手册》(以下简称《手册》),在没有颁布其他标准译名之前,宜尽量采用这套书的译名。不过仍然会遇到下列几个问题：(1)相当多的数学家没有收入这套书中。(2)有时与其他工具书(如英汉、法汉、德汉等词典)有矛盾。这时可根据别的原则来选取。(3)确实不好的要作适当的修改。例如Brillouin(法国人),《手册》译为“布里卢安”,按法语发音应译“布里尤安”。(三)查阅注音词典及《译音表》。《译音表》是中国地名委员会制定的《五十种外语汉字译音表》的简称。《手册》查不到的人名,可查阅有注音的词典(如WNBD)及《译音表》来译。如印度数学家Ramanujan,词典标明读音是ra：nudn(参照俄语译名РаМануджaн,日语译名ぅマヌジャこ),按《译音表》译为“拉马努金”。过去最后一个音节曾译“扬”,音不合。使用《译音表》所遇到的问题有：(1)有些文字不包括在这个表之中,如比利时的佛兰芒语(Flamand)。(2)希腊语古音与今音差别很大。现在所遇到的数学家多半是古代的,应按古音来译。罗念生先生制定一个《古希腊语、拉丁语译音表》(载《语文教学与研究》1982年3期)可参考。(四)名从主人。姓名的读音,一般应以本人所在国家的习惯为准。如H.B.Fine是美国人,英语发音fain,《手册》译为“法因”,而他所著的代数学在中国流行半个世纪以上,通称《范氏代数》,故译为“范因”较好。而O.Fine是法国人,法语发音为fin,宜译为“菲因”。这说明外文拼法相同,译名未必相同。使用这一原则遇到下列情况会发生困难：(1)不明国籍。外国人的国籍有时很难确定,许多书只标明某人的出生地而不是籍贯。这时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加以分析。如G. Cantor,父母是犹太人,父亲生于丹麦,他本人在彼得堡出生,而长期居住在德国。好在他已有习惯译法“康托尔”,国籍就不必考虑了。(2)使用多种文字的国家,有时难以判断怎样发音。如Bernoulli是瑞士家族,瑞士本身没有文字,而是使用德、法、意等文字。德语发音ber′nuli,法语发音bernu：ji,这个家族的后人建议按法语译(曾译为“贝尔努意”),但在我国不通行,现按德语译成“伯努利”。(3)还有一种情况是某人原籍某国,但长期在另一国(或已改国籍)或实际使用另一种文字。如Viète是法国人,法语发音vjt,《法汉词典》译为“维埃特”,应该是合理的。但另一种译法“韦达”出现在中学教科书中,为多数人所熟知。考虑到他的著作用的是拉丁文,署名也用拉丁拼法Vieta(发音vai'i：t)和“韦达”相近,所以保留了“韦达”的译名。(五)人名本身最好不要有意义,尤其是不能含贬义。本世纪初某音乐理论家所用译名大多有意义,如Beethoven(贝多芬)译为“白提火粉”,Mozart(莫扎特)译为“摩擦耳提”。又有人将7个乐音do、re、mi、fa、so、la、si译作“独览梅花扫落雪”,倒是很有诗意,但用在科学家译名上就未必可取。抗美援朝时有一个美军统帅M.B. Ridgeway,国外同中国有对立情绪的人译作“李奇伟”,而国内译作“李奇微”,后来又有人译作“李奇危”,伟、微、危一字之差褒、贬的意思是很清楚的。不过科学家的译名还少见这样极端的例子。Fourier译为“福里哀”,曾流行一时,仔细推敲一下,福里还有哀就不很好,Vieta曾译“肥乙大”(见黄钟骏《畴人传四编》),也不甚雅。物理学家Joule译为“焦耳”,容易联想起烧焦了的耳朵。Jordan译为“约当”、“若当”均不佳,因易与上下文连起来产生误解。如“约当1850年……”可能以为不是人名。《法汉词典》译为“若尔当”就不致引起误解了。r是否要译出,没有必要千篇一律。Marx译“马克思”,Ford译“福特”,都省去r,前面的例子不可省就不省。(六)用字要浅显、易写、文雅,字数要适中。Pythagoras曾译“闭他卧剌”,剌常被误为刺,最好改用拉,现译“毕达哥拉斯”。Napier旧译“讷白尔”,讷字较生僻,“内皮尔”与发音′neipi相近,但内皮二字不雅,现照顾习惯译为“纳皮尔”。Weierstrass的第一个音节过去译为“魏”、“维”,与发音′vair,tras不合。均不及“外”字简单且更接近原音,今译为“外尔施特拉斯”。姓名无非是一个约定的符号,只要大家公认就行。因此字数不宜太多,一般超过六个字用起来就不方便。如Juan Caramuel y Lobkowitz,这是西班牙复姓,连接词y不译,用短划表示,应译为“卡拉木埃尔－洛布科维奇”,字数太多。现根据C.C. Gillispie,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简称DSB)行文中的简称译为“卡拉木埃尔”。阿拉伯人的姓名最长,11世纪生于巴格达的数学家al－Baghdādi,abū Mansūr ^cabd al－Qāhir ibn Tāhir ibn Muhammad ibn ^cAbdallah,al－Tamimi,al－shafi ^c i竟有七十多个字母。祖宗三代、儿子、籍贯全列了上去。在DSB中简称为al－Baghdādi,实际是他的籍贯,现按这简称译为“巴格达迪”(冠词al不译)。我国的习惯,姓名至少是两个字,单名叫起来也常加“阿”字,如阿福、阿桂等,还是两个字。照顾这个习惯,译名最好不要少于两个字。Young如按音译成“杨”即可,硬加一个“格”字,“杨格”读起来就较顺口。(七)照顾其他学科的习惯译法。如Thales,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译为“泰勒斯”,Bohr按《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学》译为“玻尔”。如确实不能统一,也不要勉强。如有的姓前面带有von(表示贵族),实在不必译出,但在数学界Von Neum ann已惯译为“冯·诺依曼”,虽与别的学科不一致,也只好沿用。(八)在可能情况下,适当注意反映人物的性别或民族特征。如“柯瓦列夫斯卡娅”显然是俄国(或苏联)的女性,“婆什迦罗”(Bhāskara)是印度人。但太生僻的字不予保留,如“摩诃毗罗”(Mahāvira)改为“马哈维拉”。     

译名协调会议简讯

1988年5月24日在京召开了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会议。会议议程有二：(1)总结1987年译名协调工作和讨论1988年译名协调计划;(2)对今年要公布的第一批微生物学名词中的外国科学家译名,进行讨论与协调。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的在京委员、微生物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王大耜教授、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黄昭厚同志,办公室主任樊静同志和有关学科代表等21人,出席了会议。译名协调委员会主任吴凤鸣同志主持了会议。通过这次对去年译名协调工作的总结讨论和对第一批微生物学名词中的外国科学家译名的协调讨论,大家对译名协调工作又有了进一步体会,积累了新的经验,探索了新的方法,可供今后译名协调参考。1.各学科外国科学家译名的协调,大家强调应根据“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通则”进行,主要是贯彻“名从主人”、“约定俗成”、“服从主科”和“尊重规范”四条原则和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处理好“规范”和“惯用”(约定)的关系;同时还要结合各学科的译名材料,不断开展研究,总结新的经验,补充译名通则,丰富译名理论,为逐步统一外国科学家译名做出努力。2.译名协调前,分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需确定本学科要公布的名词术语中的外国科学家的姓名是属于哪个国籍和民族,以便确定其正确读音。一般讲这是确定译名的前提,为此、有时需做些考证工作。会上有的同志认为也应适当考虑一个外国科学家主要在哪个国家工作和发表著作的情况,借以辅佐订其译名。3.与会不少同志谈到,译名要尽可能注意规范化,特别是对新出现的译名。只有多参照新华社编的各语种译名手册和地名委员会编的译音表来确定译名,使译名尽可能规范和统一,各学科的译名才好协调。4.译名的“约定俗成”范围应愈小愈好。约定俗成可分大约定、中约定和小约定三类。对像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等这类知名度非常大的科学家,其译名已定型,无需讨论;对有的科学家译名虽不规范,但相关学科都那么称呼,也宜不改;对有的科学家译名在一个学科内或在相关学科中,有不同译法,最好按规范译名来订,5.只当两个学科对同一外国科学家的译名都基本合理时,才根据“服从主科”的原则来订其译名,不然仍应按照“尊重规范”的原则,统一到规范译名上。6.会议还重点研究了译名的简称方法和带不带“氏”字问题。会上对与多音节的外国人名相连的名词术语,以及对与二个以上外国人名相连的名词术语,有两种表达意见,一种是全部译出全名,另一种是可采用译名简称。但多数人认为都用全称译名来表达术语,则太繁杂、冗长,不便使用。所以认为与名词术语相连的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可采用译出姓名的第一音节的简称,如天文学术语赫罗图(Hertzsprung－Russell diagram);甚至两个以上人名并列时,可径直采取将其外文第一个字母连用办法来表达,如HR图(Hertzsprung－Russell diagram)。对如何对待各学科存在的译名后边带“氏”字的术语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当译出全名时不要带氏字,而当只译出姓氏的一部分(一般译出第一个音节),或译单音节姓氏时,可在其后加个氏字表达。会议历时一天,讨论热烈深入,显示了一年多的译名协调工作无论在认识上,抑或是在方法上,都取得了进展。(梁际翔)     

应当在不同文化传统背景上考虑人名拼写问题

一、双名的拼写读到《科技术语研究》2000年第1期,我很赞成林元章先生等作者对于官方公布的《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里关于“名字如为双音,应连写”这一规定的异议。但我以为,把我国人名的拉丁字母拼写,照搬到属于拉丁语系的语言写成的文章里去,这一做法并无不妥。实际上,这也是拉丁语系的不同语种之间通行的做法。问题在于原来规定的拼写是否科学、合理。我想就这个问题补充一点理由。例如,Chen Xian是“陈先”或者“陈贤”呢,还是“陈希安”或者“陈西安”？两音连写显然给同音字已经太多的汉字又增加了不少麻烦。法语和俄语里面,都有专门的字母用做隔开音节的符号。在我国的《汉语拼音方案》里面,亦早就规定了：“ɑ,o,e开头的音节连接在其他音节后面的时候,如果音节的界限发生混淆,用隔音符号‘’’隔开”。照此办理,人名“希安”,应当拼写为Xi'an,但却没有这样执行。事实上,在阿拉伯语系的人名拼写里,中间就有用“’”符号来隔开的,例如Abu'l等等。所以,把《汉语拼音方案》里规定的隔音符号“’”用于人名的拼写,应当是完全可行的。此外,用短划“-”当然也可以。考虑到各国人名里面插入短划“-”的比较常见(如西方人的复姓),有较多的作者倾向于建议使用短划来插入中国人双名的两个汉字拼音中间,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二、人名问题世界上各个民族的人名有些什么样的结构,又应当如何拼写,这确实是一门学问。笔者既不是语言学家,又不是民族学家,仅略知一二,试论如下。古时各族人都没有姓而只有名,姓都是后来才有的。发展到了今天,据我所知,有三种主要的情况：一是姓在前而名在后,以汉族为代表,亦包括我国部分少数民族,以及东亚的一些其他民族;二是名在前而姓在后,主要是欧洲各国及其原殖民地;三是依然保留着有名无姓的传统,例如一些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包括我国的维吾尔族。这些情况是历史形成的,每种民族的文化传统,没有高下之分,都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决不能借口“国际接轨”而让一个吃掉另一个,这就是笔者的基本观点。汉族人的姓,多是单字,亦有双字、三字甚至更多字的。汉人的名,多为单字或双字;但在“名”之外,还可以有“字”“号”等等。西方人可以有“复姓”,更可以有一大排的五六个名字。我们在这里只说姓名排序的先后,以及有名无姓的问题。三、人名与语言文化汉人的姓出现比较早,最早的姓氏里,有相当一部分是以王公贵族的辖地或封邑为姓的,如：秦、楚、宋、陈等。古时候的“庶民”是没有姓的,称呼阿狗阿牛就可以了。到了人们普遍有姓之后,才有“百姓”这个称谓。后来,我国的邻邦高丽(今之朝鲜和韩国)和越南,都相继有了姓。而日本每个人都有姓,才是几百年前的事。欧洲人姓名的发展,也有一个相似的过程。古希腊人好像都没有姓,例如,Archimedes(阿基米德)就只有名而无姓,而Pythagoras of Samos则是“从萨莫斯岛来的毕太哥拉(毕达哥拉斯)”的意思。后来的人名似乎长期都是这样表示。例如,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Leonardo da Vinci,就是“从芬奇地方来的利昂纳多”的意思。他的名字是Leonardo,而da Vinci(达·芬奇)不是姓,只是表明乡土的人名后缀。再后来,这种人名后缀才逐渐演变为姓。到了今天,西欧各国的人名序列里,如果名与姓之间有小写字母打头的da(或者法国人的de,德国人的von,荷兰人的van等)一类的插入项,大抵是贵族出身或其后裔,他们的姓多半原来是地名。在这一点上,东方人和西方人确有共同之处。然而,据分析,由于语言习惯,或者说是语法的不同,就产生了姓名次序的不同。例如,在汉语里把秦国的君王称为“秦王”。在英语里,就会说成The King of Qin (Chin)。那么,在地名转化为姓的时候,中国的“秦”就会居名字之前,而西方语言里的姓,就会居名字之后。刚才引述的da Vinci,已经暗示了这后一种次序的先兆。因此,我认为,中国人的姓前名后和西方人的名前姓后,植根于不同的语言和独立的文化,只要仍然存在着两种语言和文化,就不应当将姓名的次序强求一律。考虑到我国人口众多,地球上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最多这一因素,就更不应该抹煞自己的文化传统,屈从于别人的习惯。四、无姓的人名今天,距离我国不远的印度尼西亚和缅甸,那里的当地人都是没有姓的。苏加诺和吴努这两个人名里的“苏”和“吴”,都只是一种尊称而不是姓。上面说过,世界上信奉伊斯兰教的许多民族,包括我国的维吾尔族等,亦只有名而无姓。例如,司马义·艾买提,“司马义”是他本人的名字,“艾买提”是他父亲的名字。这种名字的次序,同俄罗斯人姓名里的前两部分“本人名·父名”是一样的。采取出生的地名为人名的后缀,与采取父亲的名字为人名的后缀,两种方法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人名的字数有限,总不可能把一个人的所有数据都放进去,总要有所取舍。各个民族要互相尊重,互相了解,互相学习,允许有不同的取舍办法。那么,没有姓的人名怎么样拼写呢？对于古人,一向解决得比较好,照他原来写的次序就是了。例如我手头有一本《科学家传记词典》(Concise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其中Leonardo da Vinci照原样放在“L”部,并没有把da Vinci或者Vinci当做他的姓来排列。可见西方人对他们的祖宗还是比较尊敬的。但今人受到的待遇就大不相同了。例如,当今伊拉克国家元首的名字的拼写本来是Suddam Hussein,我国大陆的汉语出版物正确地翻译为“萨达姆·侯赛因”,一般就称呼“萨达姆”,即他自己的名字。但西方人却把他的名字写成Hussein,Suddam;亦即是说,把他的父名“侯赛因”当做他的姓。在这种影响之下,我国大陆的一些英语出版物(如1989年出版的《英汉大辞典》)亦沿用了这一错误的拼写。由此可见,一方面,在人名的拼写里,完全照着人家原来的次序写,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可行的。即使不符合所谓“国际惯例”,也是可以做得到的。五、中国人姓名拼写应当按照原来姓前名后的次序现在回到中国人(指汉族和姓名习惯与汉族相同的部分少数民族)姓名拼写的问题。细心的读者从以上的论述,自然看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中国人姓名拼写应当按照原来姓前名后的次序。这与一些专家观点不同,也不符合所谓“国际惯例”,但我有充分的理由：第一,这样做是可行的。已经有了很好的先例：Sun Yet-sen(孙逸仙),Mao Tse-tung(毛泽东)(这些双名之间的短划,是英语出版物里的常见用法)。这些姓名的写法已被全世界接受,人家好像从来不(或者极少)用Y.S.Sun,T.T.Mao等别种拼写。只要我们自己坚持下去,并且广为宣传,一定是行得通的。第二,在发表论文,出版书籍等场合,一般都要注明作者居留地和(或)所在单位。编辑看到你是在北京,知道你是中国人,便有足够的根据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处理姓名的排序。当然,这里不包括海外的华人。他们入乡随俗,甚至取了西方的教名,那是他们的自由。第三,姓前名后更便于编人名索引,按全称的首字母排序就行了。上面说过的Leonardo da Vinci等等古代人名,早就是这样处理了,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麻烦,为什么到了我们中国人头上就会生出麻烦来呢？第四,把人名中的姓全部用大写字母拼写的方法,屡见于国内出版的外语书刊,但在国外碍难通用。姓前名后中间加逗号的办法,国际上实际上只用于西方人名的索引或词典,我们拿来用在正文当中则易引起误会。直接按照我国习惯,写成Mao Tse-tung或Mao Ze'dong等等,就可以避免那些毛病。这并非“将中国人的习惯和汉语的传统用法强加给别的语种”,因为我们并不是要改变外语里面对他们自己国家里的人名写法,而只是“名从主人”,即任何语种都要尊重被称呼人的传统习惯。国外出版的英文版《国际名人录》(The International Who's Who 1997-1998,61 ed.Europe Publication Limited),其中的海外华人姓名按西方习惯排序,如：MA,Yo Yo(马友友),而中国人姓名则完全按照搬汉语拼音的次序,如：MA DAYOU(马大猷),MA HONG(马洪)等。由此可见,实际上在国外,已经有一些有识之士对中国人的姓名,采用了接近于本文所建议的拼写方法;并且,这可不是任何人“强加”给他们的。为什么一些外国人都觉得行得通并且已经这样实行了,而我们却反而不敢理直气壮地捍卫自己的民族传统呢？